1979年，我党提出和平统一，国民党为何提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和平统一|蒋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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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元旦，中国共产党把“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写入了历史，一份《告台湾同胞书》向世人昭示了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

这是一个影响巨大的转折，海峡两岸化干戈为玉帛，携手振兴中华民族的前景已经在中国人的面前展现了出来。

此时此刻，海蛱另一边的台湾当局会作何反应呢？全世界的炎黄子孙和国际舆论都把目光集中到了台湾海蛱的东岸。

1、台湾当局拒绝的理由

就在元旦这一天，一位驻台北的合众国际社的记者发出这样一条消息：台湾今天断然拒绝了北京提出的使这个岛国同中国统一在大陆共产党政权之下的建议。

消息中还引用了台湾当局一位发言人的谈话，说：

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同中国共产党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我们过去的经验已使我们有了足够教训，无论如何不能信任共产党人。

紧接着，国民党的党报《中央日报》主动披露了蒋经国接受西德《明镜》周刊驻香港特派员德萨尼采访的内容。

蒋经国明确地表示，为了保障台湾的“安全”，决心尽一切力量反攻到底，绝不与中共谈判。

国民党当局自在祖国大陆溃败之后，一直以全中国的惟一合法代表自居，仍把自己看成为中国的“中央政府”，把早已取代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视为“叛乱团体”，奉行所谓“汉贼不两立”的信条，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统一方针以及举行和平谈判的主张，一口回绝。

人们在遗憾之余也不太感到意外。

可是事实毕竟是，海峡两岸经历了30年的军事对峙，一边不时地强调“一定要解放台湾”，一边则高喊“反攻大陆”，福建金门前线常常传出隆隆的炮声，两岸人民老死不相往来。

如今，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和谈，倡议民间的通邮、通商、通航，两岸正可由此而化敌对为祥和，结束分离之苦。

而台湾当局没有做出顺天应人之举，对中国共产党的和谈主张摆了一副不屑一顾的面孔，白白地错失了一个历史机遇。

分析其中原委，这主要是台湾当局对和谈的两种排斥心理在作怪：

第一是盲目地排斥。

台湾当局在检讨其在祖国大陆失败的教训时得出结论，认为国共两党的斗争，国民党几次落入共产党的“和谈陷阱”，结果多谈一次便多失败一次，所谓“国共和谈的教训，至今创痛犹新”。台湾当局凭本能的直觉，认为中共和谈主张是统战伎俩，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阴谋，是吞并台湾的另一种手段，如果接受和谈就等于是自杀。

第二是自保性的排斥。

台湾当局认为，中共提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台湾当局进行谈判，以“中央政府”自居，把他们视为“地方政府”，因此，任何与中共的直接接触，都会被中共在国际间解释为他们接受“地方政府”的立场，而谈判的结果，必然是取消“中华民国”的国号，废弃“国徽”和“国旗”，接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管辖下一个地方政府的地位，这无异是举白旗投降。

台湾当局苦心维持了30年的“中国中央政府”的神话，岂容一夜之间付之东流。

2、蒋经国的“三不”政策

1979年1月8日，《中央日报》发表一篇题目为“我们为何不与中共谈判”的社论。

该社论还是一如既往地直呼中国共产党为“北平的中共”，先是攻击“中共不断放出和平幻曲”、“中共的和平谈判不是和平途径而是战争的另一种方式”，然后开始自吹自擂，对台湾的老百姓进行生动地反动教育，解释绝不谈判和不妥协的理由，为岛内民众补打“统战防疫针”。

自这篇社论后，台湾当局所控制的舆论和国民党豢养的反动文人，密集地通过各种传媒手段大发“宏论”，说中共提出和谈，乃是“阶级斗争的另一种形式”，是花言巧语“诱降”台湾的策略，最终目的是用共产主义赤化台湾，没收台湾老百姓的财产，若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相信了共产党的“谎言”，最后将落得悲惨的下场。

他们还说，共产党口口声声说要通邮、通航、通商，但是“大陆一般人民吃饭要粮票，外出要路条，教育受限制，工作无选择”，根本没有行动的自由和贸易的自由，怎么能自由地通邮、通航、通商呢？如果通了，大陆一般人民肯定不能到台湾来，来的不是共产党的“间谍”就是解放军的“特务”，所以，“通邮、通商与和谈统统都是谎言，是骗人的，我们绝不能受骗”。

但是，拒绝和谈建议和强化反动教育，都不能达到“力图把《告台湾同胞书》的影响尽量缩小”的目的。

伴随着《告台湾同胞书》，中国共产党还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缓和两岸关系的措施。

国防部长徐向前宣布从1979年元旦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民航、交通、邮电、外贸、文化等部门纷纷表态，建议与台湾进行通邮、通航、通商和其他交流。

特别是1月下旬，邓小平在访问美国期间，向世界说明了对台政策的转变。

邓小平对国际各大通讯社记者、美国国会议员、社会团体、旅美华侨反复地强调说：

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按照我们的心愿，我们完全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这种可能性将会增大。

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方针，得到了海内外同胞的普遍响应，并给蒋经国造成了极大压力。

在此，蒋经国断然地把两岸和谈的大门关死了，不但不谈判，而且不作任何接触，更不用说求同存异、相互妥协了。

蒋经国实际上也是拒绝了邓小平要与蒋经国商谈祖国和平统一的建议，台湾当局所谓的三不政策，即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至此已经由蒋经国亲定成型。

以蒋经国在台湾当局中的权威地位和台湾当局在台湾实行军事戒严统治来说，除非蒋经国自己，别人断难改变这一政策。但是，这个三不政策拒人以千里之外，僵硬冰冷，属于逆势操作，刚一出台，即遭到广泛的批评，因而，蒋经国也不能不另谋对策，以求周延。

3、民间的反应

就在蒋经国抛出三不政策，一再强调绝不与中国共产党接触、谈判和妥协的同时，海内外关心祖国统一的人们，以及台湾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对三不政策提出批评。

他们认为台湾当局应该采取弹性的大陆政策，不要怕这怕那，国民党不是说要光复大陆，不是说要政治反攻吗？可拒绝接触怎么谈得上政治反攻？

有人还提出，当局说对中共不但要争一时，也要争千秋，“终有一天会把自由中国的好秧苗插到中国大陆的每一个角落”，但国民党在台湾所培育的“健壮秧苗”，如何能飘过台湾海峡，插到祖国大陆上去呢？显然靠三不政策是没办法做到的。

1979年9月25日，台湾“立法院”三位“立法委员”费希平、黄信介、康宁祥联合向“行政院长”孙运旋提出质询，他们主张对中共的通邮、通航、通商宜采取将计就计之策，把“三通”作为对大陆进行政治反攻的机会，宣布欢迎大陆同胞来台湾观光，邀请中国大陆文化、学术、体育等团体组团来台湾观摩学习，改变被动和守势，用主动的攻势作为“对付中共的统战阴谋”。

费希平等三位“立法委员”是当时颇有名望的“党外人士”，他们的主张虽然有刻意为难台湾当局的成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台湾民众对三不政策的不满。

这种不满在知识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一直在不断地扩散。

从1979年到1981年国民党召开“十二大”前两年多的时间里，台湾和海外的华人报刊都辟出大量篇幅，讨论中国统一问题，讨论中国的和平统一之路。

这样的讨论对台湾社会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人们自然要对当局的三不政策提出质疑。

举一个突出的例子。

国民党组织的“中国青年反攻救国团”是国民党对台湾青年进行反动教育，培养“术德兼备、反共抗俄、复国建国”人才的团体，台湾当局反动拒和的三不政策当然是要集中向青年灌输的。

可是就在“救国团”举办的暑期自强活动讨论会上，三不政策却成了青年们质疑的焦点话题。

由此可知，认为反攻大陆无望、反动到底无由，主张通过接触谈判实现和平统一，避免中国人自相残杀，已经成为人们较为普遍的看法和要求。

而台湾当局在反动意识形态的障碍下，在维持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的要求下，却不可能公开承认反攻无望、反动无由的事实，也不可能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条件，放弃“代表全中国的法统”进行和平的统一，他们似乎只能坚持反动到底、绝不谈判的立场，这是蒋经国和台湾当局无可救药的地方。

可是，坚持反动，坚持三不政策，实际上就是排斥统一，绝不与中共谈判和妥协，很容易被看成根本就是反对统一。

照此逻辑，台湾当局盘踞台湾而反对统一，不就成了“台独”了吗？这是万万使不得的。

于是台湾当局在三不政策之外，再提出一个政治口号，叫“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意为三不政策的目标是为了实现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大业。

如此一来，既可以维持三不政策不变，又可以搪塞人们对三不政策太过僵化的批评，还可以证明坚持三不政策并非是反对统一，别人不必作过分的逻辑推演。

4、“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口号的来源

就所掌握的资料，台湾当局提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应该是始于1980年6月9日，蒋经国在《自立晚报》上发表的《国家的基本立场的精神》一文。

蒋经国还在文章中把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提到了“历史使命”的高度，并且要求中国共产党如果真是为中国人民着想，就应该立即彻底抛弃马列思想和共产主义，完完全全接受三民主义。显然这又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高调。

国民党政权在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两代主政期间，统治全中国时没有认真去实践三民主义，逃到台湾后仍然说不上真正实行了三民主义，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宣称以三民主义来统一中国，是不可能让人信服的。

或许可以做出这样的解释，台湾当局主观上认定中国共产党的和谈主张是“统战花招”，因而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政治口号来进行“反制统战”的策略运用，其实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究竟可行与否，根本就没有考虑，也用不着考虑，反正是说说而已，当不得真的。

1981年3月29日至4月5日，国民党召开了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会议正式确定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通过了“贯彻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决议案”，将所谓“开创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大时代”作为国民党全党的奋斗目标。

大会宣言仍然强调三不政策，说“与敌人和谈，等于自我瓦解；与敌人妥协，无异于自取灭亡，所以大家要认清革命的不可妥协性，彻底铲除自私苟安与侥幸的心理；以坚定团结来粉碎敌人的统战阴谋；以勇敢牺牲来对抗敌人的武力威胁”。

宣言最后号召全党“今后更要努力实践总裁所昭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三分敌前，七分敌后'和‘以政治为前导、以军事为后盾'的最高指导原则，运用一切可能运用的力量，努力克服各种困难，更加积极地来结合大陆与海外同胞，以及国际人士，大力开展对敌人的文化作战、政治反攻，以实现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共同愿望”。

经过国民党“十二全”，台湾当局把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喊出去了。

5、贯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新办法

台湾当局在国民党“十二全”之后，相继出台了一些贯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新办法，落实所谓的政治反攻。

首先是调整对中国共产党的称谓。

还在国民党“十二全”召开之前，海外舆论就曾严厉批评国民党官方或台湾报刊至今仍称中国共产党为“匪”、称祖国大陆为“匪区”、称祖国大陆人民为“匪区人民”是一种村妇骂街的行为，徒惹世人窃笑。

“十二全”上，也有部分代表提出改变对祖国大陆的称谓问题。会后，国民党中央进行了专案研究，决定作出调整。

7月16日，国民党大陆工作会主任白万祥，宣布调整对祖国大陆的称谓：

（1）为使台澎金马复兴基地的全体军民建立敌情观念，巩固心理防线，仍称敌人为“匪”，其政权为“匪伪政权”，对匪酋则直称其名；
（2）在海外，国际之间，则循一般国际惯例称为“中共”、“中共政权”，但绝不不承认其“国号”，也不使用其“国号”；
（3）对大陆“心战”和宣传上，无论图书、文字、音乐均称其为“中共”，“邓小平先生”，“中共军队官兵们”，而无不妥字眼使之受到伤害。

接着是改变对祖国大陆“心战”的做法。

所谓对祖国大陆的“心战”主要是由台湾当局的“国防部总政战部”负责，内容包括空飘、海漂反动宣传品、在金门以高分贝扩音器向对岸喊话，以及在海外进行的各种反动宣传活动。

7月17日，“总政战部主任”王升继白万祥之后提出了对祖国大陆心战工作新的“心战程序”：

扬弃以往的讽刺、谩骂方式，改采“以教代讽、以劝代骂”，化被动为主动，变防御为攻击的新方式，除积极剖析利害，劝导中共放弃共产主义与共产制度外，将进而劝导中共放弃组织，中共军队放下屠刀，最终达成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还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的一些元老如何应钦、陈立夫、谷正纲、秦孝仪等人于1982年10月23日成立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

这个团体由台湾当局出钱出人，以民间团体的面目出现，主要目的是汇集岛内和海外各方面力量，支持台湾的三民主义建设，联络华侨向祖国大陆传递三民主义及在祖国大陆设立秘密组织，开展“敌后心战”活动。

作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具体行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成立后确曾颇有声色地活动了一番，或许是这些国民党元老抱着顽童般天真的想法，还真的相信三民主义可以把中国统一，也或许是早己看破红尘，只是尽力把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样子装得更像些罢了。

以上这些贯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新办法，对台湾当局来说既有形式又有声势，已经足以作为宣传的素材，证明台湾当局的三不政策并非要反对统一，而是在追求不同于中共所主张的统一，以堵世人的之口罢了。

1983年2月26日，“行政院长”孙运旋在“立法院”作施政报告时，对此做了一番自吹自擂的宣传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