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竹林，是一个1922年5月16日出生于武汉的普通贫苦家庭的女子。她的名字为世人所知，是因为在抗战期间，曾被日本人抓去做了慰安妇。后来，当日本政府企图否认慰安妇历史时，袁竹林勇敢地站了出来，公开对日本侵略者的兽行进行了控诉。
2015年6月30日，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举办了一场“血色残阳，‘慰安妇’——日军性奴隶历史记忆”的展览。该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从1990年代开始，跑遍万水千山、搜集证据，是海内外知名的“慰安妇”问题研究专家。
专程从广东赶来的程菲女士，讲述了养母所遭遇的苦难：
- “我的妈妈袁竹林，最早和当时武汉市政府的一个司机结婚。随着日军的逼进，她的丈夫汪国栋撤退到了重庆。婆婆不让她撤退，还逼着她改嫁。
- “她被迫带着与第一任丈夫生下的女儿，嫁给一个厨师。第二任丈夫为了给随嫁来的女儿找吃的，偷了餐馆里的蛋糕，被发现后一个人亡命天涯。
“那是1940年，妈妈才18岁。被一个叫张秀英的女人哄骗，说可以介绍她到湖北鄂城做服务员，没想到到了目的地，竟然是日军军营！
“当她知道真相后，和同去的姐妹们一起反抗，说：不去了、不去了！这时候，一个穿着和服的日本老板过来，让士兵用枪顶着她们的腰进了兵营。”
“这些记忆是我听妈妈讲的，印象很深。”程菲告诉记者，“当年，她们认为自己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后来，苏智良教授带着妈妈她们向日本政府声讨公道，才改变了看法。”
被抓进兵营后，先是有穿着白大褂的日本医生来给她们做强行检查，看有没有性病。我的母亲被起名叫“吗沙姑”，另一名同去的被起名“露米姑”。她们的“名牌”被挂在小房间的门外，房间里就一张床、一个痰盂。每天，至少要做十几次性接待。
老板就坐在外面收钱，生意忙的时候，急了还会踢门、骂人。“母亲有一段时间坐不了板凳，下身疼痛难忍啊！”程菲激动地说，“她来例假，老板也不准她休息。慰安所的老板给她们发一种白色的药，说吃下去永远不会有痛苦，其实是避孕药。”
刚开始，袁竹林常常把药片扔掉，日本兵知道她是新来的、不会有性病，就违规不戴安全套。结果，袁竹林在慰安所怀孕了，日子愈加艰难。
她曾一度想放弃生命，在冬日趴在雪地里希望冻死自己，但被发现，抓回去后便是一顿毒打。为了让她流产，日本人在她肚子上放板凳，日本兵站在板凳上压她的肚子。
“大出血后，妈妈永远丧失了生育能力。妈妈决心逃出去，被发现后日本兵将她的头死命往墙上撞，鲜血直流。后来也因此落下头疼病。还有腰疼病，是被枪托顶的……”程菲泣不成声。
不久后，袁竹林年仅三岁的亲生女儿在武汉饿死。程菲哽咽断续地说道：“以后几十年，母亲的梦中都是一岁的女儿张着小手向她跑来。”
日本人投降后，袁竹林回到了母亲的家乡—武汉附近的一个山村，靠洗衣、做临时工与母亲相依为命。1946年，袁竹林从朋友那里抱养了刚出生的程菲做养女。
2000年，袁竹林参加“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控诉日军残暴行为。2005年8月5日，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她发表《向日本政府讨公道》的控诉书。
2006年3月29日，没有等到日本政府任何回应的袁竹林，在广东湛江逝世，享年84岁。“她死不瞑目！”程菲哭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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