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社会对“好色”的认知与礼法调适
引言
汉代的“好色”风气，是当时人们生命意识的展现，也是“养生适欲”观念的表达。然而，时人在享乐娱忧的同时，也有着纵欲伤身损性和淫乱动摇社会秩序的警惕，于是出现对女色的贬低倾向。
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美色败德的讽谏和正情检逸的反思，这反映出汉代文人个体心中普遍存在着好色追求与礼义大防的矛盾。随着儒家思想的影响日巨，在人欲与人伦的关系方面。
以礼制欲、以刑止淫的礼法主张则成为主流。在这一过程中，女色（女性）被物化成了纯粹的审美对象和欲望载体，两性关系被纳入礼法秩序中，强化了传统社会性别制度的建构。
养生适欲：“好色”的人性基础
在汉代社会，人们对“好色”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受到黄老养生思想和医学理论的影响。这一时期医学的发展，使人们对性生理、性心理、性疾病、性养生等方面的认识更加深入，中国传统的性医学逐渐体系化。
“天地铟缢，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以《周易》为代表的阴阳哲学是传统医学的理论核心。汉代医书指出：“本乎天者，天之气也，本乎地者，地之气也。天地合气，六节分而万物化生矣。”
这就从天地阴阳出发，肯定了男女交合顺乎自然。男女交合是以性功能的成熟为前提的。《黄帝内经》是我国传统医学理论的奠基之作，汇集了先秦以来的医学硕果，其中也包含了较为完整的性与生殖理论。
在《黄帝内经》将肾脏作为影响性发育的主要器官，分析了性机能变化过程中的性别差异，指出随着性器官的成熟，女子十四岁出现月经，男子十六岁有遗精现象，具备了生育的能力。接着，女子三十五岁衰老，四十九岁绝经无子。
男子四十岁衰老，六十四岁便不再具备生育功能。该书明确指出女子性功能的成熟和衰退均早于男性，这从医学角度为汉代男女婚龄提供了理论依据。性欲是一种客观存在，男女交合是自然之理，倘若男女性欲长期得不到满足。
就会造成身体疾病。《史记》便记载了一个相关病案，西汉初年济北王的侍者韩女患有腰背痛，医术高超的淳于意为其诊脉，认为是“内寒，月事不下也”，而病症产生的根源在于性欲长期得不到满足，“欲男子而不可得也”。
武威医简“白水侯方”则记录了男子想要与女子交合而不得，导致性功能出现障碍的问题，“七曰精自出，空居独怒，临事不起，死玉门中，意欲常得妇人”。因此，汉代人已经意识到，性是人的自然需求。
这就构成了“好色”的自然基础汉代医学不但对性机能有所研究，还对性养生进行了理论与方法上的指导。两汉时期已经存在相当数量的用以指导男女性生活的医学专书，例如《汉书艺文志》在“方技略”中便收录。
《容成阴道》《务成子阴道》《黄帝三王养阳方》等诸多房中著作，可惜这些文献早已亡佚。现存最早的古代房中书，是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等几种简帛医书，即抄写于秦汉之际。
《十问》假托上古圣人与医家术士之名，以问答的形式探讨了性养生相关的理论、方法，《合阴阳》与《天下至道谈》论述了性交过程、性技巧以及性生活的基本原理，《养生方》涉及性治疗、性保养等内容，而《杂禁方》甚至记录了有关性的巫诅禁咒。
娱神与败德:“好色”的心理冲突
汉初主流的意识形态黄老道家和汉代的医学理论中的养生之方，也同时始终保持着对纵欲伤身损性的警惕，因此提倡清静寡欲、适情辞余。这一理论也同样受到了社会的认可，这就不能不对“好色”的风气形成节制心理。
而且，儒家政治思想也对淫乱动摇社会秩序进行了批评。另外，至东汉，随着佛教的传入，也出现了佛教思想对女色的否定与防范。
《四十二章经》是东汉时期所译的佛经，其中多篇目即论述了色欲问题，如“财色招苦”“妻子甚狱”“色欲障道”“天魔娆佛”“正观敌色”“心寂欲除”等。
指出色欲是为害最大的贪欲，必须远离女色。这些论述出自不同的思想流派，却都强调了同一问题：情欲是一种自然而强大的力量，美色是难以抗拒的诱惑，这反映出好色追求与礼义大防的矛盾在汉代普遍存在。
楚辞《大招》和《招魂》仿民间招魂仪式，渲染四方之凶险，铺陈故居之美好，诱使灵魂早日而返。在诗中，诗人极力夸耀人间享乐生活，包括宫室、美女、饮食、歌舞、狩猎等内容，其中对美女歌舞的描绘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
西汉中期以后，随着经济的繁荣，乐舞百戏等娱乐活动在社会上流行开来，相关题材的文学作品也日益增多。
傅毅他借宋玉之口表达了郑声和雅乐各有适当的场合，郑卫乐舞在宴会上娱乐众宾，带来欢乐，并无荒淫之意。
而人们对富贵享乐生活的理想追求一览无余，声色、饮食、宫室等都成为感官享受的消费对象。当然，在这一过程中，美女被物化成了纯粹的审美对象和欲望载体。
教化与刑惩:“好色”的礼法规范
先秦时期，儒家便在人性问题上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思考。由于欲望的产生和满足总是与“情”有着密切关联，所以在诸多语境下，“情”也包含了“欲”的内容。
情欲与生俱来，不可磨灭，但在实现情欲的满足时却很有可能引起混乱，故而要依靠“礼”来节制、调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倘若没有礼仪限制，“男女之合，夫妇之分，婚姻，娉内，送逆无礼，如是，则人有失合之忧，而有争色之祸矣”。因此，为了规范好色之欲，先秦儒家主张男女有别与婚姻以礼。汉代儒学继承并发展了上述观念。
同样从人欲与人伦的关系角度来认识好色，并通过礼仪制度和文化观念的强化来规范人之色欲。在现实生活中，汉代女性积极参与经济生活，其身影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领域均有出现，两性之间的交往接触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在“男女有别”的层面上，汉代儒家更加重视两性之间的等级差异，对性别隔离的限制则远不如后世严格。
那么，婚姻便成为汉代社会引导、规范色欲的主要途径。《淮南子泰族训》载：“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为之节文者也。
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礼，故男女有别。”《淮南子》是一部杂家著作，其思想内容留有儒家的痕迹，认为婚姻礼制是为了人的好色之情而设立，顺应了百姓的人性喜好，又对其进行了教化。
董仲舒也认识道：“夫礼，体情而防乱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礼。”好色之欲不可杜绝，那么就要以婚姻之礼进行合理疏导。婚姻既满足了男女情爱诉求，又防止了争色之乱，并且将两性关系纳入伦理秩序，从而更好地维系了社会稳定。“
故《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厘降，《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
在汉人看来，一方面，夫妇之合源自阴阳乾坤之理，顺乎天道；另一方面，夫妇作为家庭的基础，承担着社会生产和人口繁衍的重要使命，是人伦之开端、社会之基石。可以说，婚姻贯通了自然与人事，具备超乎寻常的伦理意义和政治价值。
结语
男女情爱出自天然，好色之欲不可杜绝，不受约束的色欲就会败坏伦理、引发争端，汉代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需要建立尊卑有序的整体社会秩序，而两汉社会关注到了“好色”之风对家庭关系和社会秩序可能带来的破坏性。
于是规范“好色”便成为调整两性关系、强化性别秩序的重要举措，因此，就生发出以礼疏欲、以刑止淫的理念。
一是强化儒家伦理在社会中的实践，强调以婚姻之礼满足基本情欲需求，将两性关系纳入伦理秩序，从而更好地维系社会稳定。
二是借助汉代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对两性关系的调整上，既自上而下地推行礼乐教化，期待主政者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同时又将法律作为支撑和保障，强制规范“好色”之欲，维护人伦秩序、家庭秩序和社会关系。
三是在儒家价值观念的影响下，使重德远色成为德性修养的重要内容。可以说，伦理、礼制和法律三方面的措施，是覆盖全社会各个阶层的；它成为一种社会主流的价值观，为知识阶层所宣教，为行政力量所提倡和引导。
当然，这种道德、文化和权力的约束，肯定会对社会风气有改善作用，推进文化阶层的伦理自觉和社会治理的良政善治。
参考文献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
《二年律令杂律》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