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0月26日，一个卖旧书的人走了。他来自河北农村，十六岁进京，在琉璃厂通学斋旧书铺当学徒。掌柜的是他的舅父、著《贩书偶记》的孙殿起。解放后，他是中国书店普通的店员，又协助孙氏整理了《贩书偶记续编》、《琉璃厂小志》。
我久闻其名，但一向很少收藏线装书，与他并不熟悉。直到“wg”中期，因为要找几种鲁迅同时代人的诗文集，如陈师曾、姚茫父等人的集子才与他交往较多。这类书多为零本小册，有的还是石印、铅印本，买主卖家历来都不太重视，只有细心如雷梦水这样的贩书人才当回事。
我偶有提问，总会得到可靠的答复：“见过的。这书不难找。”或称：“见过的。这书往日不稀罕，近年也有人来找过。现在可难说了。”也许时隔一年半载之后，连我也忘记了的，或者认为全无希望得到的书，他会突然从座旁的书架上取下一本递到你的手中：“这是您要找的书，我留起来了。”
个别的时候，有你事先未能料到的书，他也为你留着。譬如卞之琳先生战前在琉璃厂刻过一部木版新诗集《音尘集》，宣纸、红墨印，外加黄缎函套，真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他虽然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书没有下过功夫，但因为是线装本，通过了他的手，还是为我留了下来。当然，定价要稍贵些。
老雷并非独厚于我。有一次，我在他座后的书架上，见到40年代初黄肃秋在北京出版的一本诗文集《寻梦者》，正是寒斋所无，他摇摇头说：“不能卖给你。这是前几个月作者来找的，我好容易给他找到了。”我当然不敢掠美，只求他以后留意，也替我找一本。可是到底没有消息。
我非常尊敬老雷对读者的这种热情和负责的精神。我亲眼见过，外省外县来的陌生读者，因当地政府新修县志，特地到北京来寻访旧县志，他不怕辛苦地蹲书库，一一满足了对方的要求。还有和尚与道士来寻找佛道典籍，老雷亦能对答如流，令对方喜出望外，满载而归。
尽管我有时去逛海王村，在他那里一本书也没有买到，与他聊上几句也受益匪浅。有一次谈到版本的差异，他说旧时琉璃厂的书商有昧着良心赚不义之财的，专门作伪，连专家学者也受骗。又一次谈起抗战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长期在琉璃厂搜罗我善本书，有的卖旧书的奸商专门为日本人服务，整包整包地运到日本去，以致国内学者、专家还得跑到外国图书馆去借书、抄书。他说，只有解放以后，人民政府才断了奸商的这条路。
我动员老雷把这些掌故写下来，借以教育那些只图获利、不顾民族利益的人。他嫌自己的文化低，怕写不好。后来，他还是写了如《古籍的东流》、《古籍的回归》、《记书估古书作伪》等短文，现已收入他写的《书林琐记》一书中。
正好在老雷逝世的一个月前，即去年9月26日，他写给我一封信，我不知这是否他的绝笔，或者他那时已经预感到自身有什么不测，信中说：“敬恳者，弟年事已高，有一桩大事与兄商量，即弟旧存之两卷经卷，想献于政府，未悉给哪个单位比较合适？根据咱们的生活情况，应该有什么要求，做的要圆满一些。我总想不好，敬恳吾兄在百忙中帮我拟个呈文草稿……”
读了他的信，我很感动，在此商品大潮下，他首先想到的是把文物献给政府，而不是到什么地方去拍卖，得个大价钱，或是异想天开地找个海外出美金的阔人。所谓两卷经卷，可以参考他写的一篇散文《西城取经记》(见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拙编《书香集》)。那是在1948年国民党政府大崩溃的兵荒马乱中，他在北平西四北的悦古堂书坊，购得一卷北魏时写的《道行经》，另一卷是唐以前写的《妙法莲花经》。
尽管卖家是熟人让了利，他一个卖旧书的还是咬紧牙关倾囊而出，才抢救了这两件文物。多年来他不想奇货可居，等个善价，而是默默地购来《魏书》，一字字地亲加校勘，做学问。真是老天不负苦心人，他惊奇地发现，自北宋靖康以来八百余年的一个讹误，竟然被历代学者忽略了。他把这一喜悦写进《西城取经记》，让我们与这个卖书人分享了快乐！
可惜我不会写呈文，更不会讲价钱，只好求助相关的朋友，立刻想到我熟悉的历史博物馆的文物专家史树青先生。史先生很高兴，并向我表示当此敦煌研究热中，老雷收藏的这两年文物十分珍贵，理应由国家来收藏。史先生还开列了博物馆两位负责人的名字，以便与老雷取得联系。我很快地将这一切函告老雷，并说国家一定会按照政策付给收藏者报酬。老雷在来信中不曾谈及自己生病的事，我怎么也想不到一个月后他竟然离开了这个世界。
稍后，我又有域外之行，匆匆上路了，也不知他的心愿到底完成了没有。
琉璃厂书肆培育了这位有教养的读书人。数十寒暑，清贫如故，爱书的心却没有变。好容易晚年有了新居，也享受了专家的待遇，他却去了。他对得起读者，也对得起滚滚而来、又一本本从这里散出去的书。他为这古老的书坊留下些什么？以后人们还会记得他吗？
一个卖旧书的老人悄悄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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