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自称“文武全才”，家藏17条枪支，数千发子弹，随身携带武器，大小“兄弟”跟班，扬言“要搞我是不容易的”。

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商量，以召开会议的形式逮捕王洪文等四人。

华国锋、叶剑英曾设想过几种方案解决问题。

开始，华国锋考虑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来解决问题，但9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被江青等人搅散，证明此路不通。那么，召开中央全会怎么样？叶剑英认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人数虽然很少，但能量却很大，中央全会也极可能被搅散，让你什么也办不成。

那么，能不能采取简单的办法，公开动武，“一抓了事”呢？

华国锋和叶剑英经过商量，感到这个办法也是不可取的。他们认为，铲除“四人帮”是在非常形势下采取特殊方式进行的一场斗争，应当考虑到各种可能发生的复杂情况，主席刚刚去世，江青倚仗特殊身份和本领迷惑世人，甚难对付：张春桥，身兼国务院副总理，总政治部主任数职，老谋深算，阴险毒竦；姚文元，手握“金棍”，横扫文坛，操纵與论，造话惑众，随时可以兴风作浪；而王洪文，党中央副主席，仅次于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自称“文武全才”……

还有一层不可不虑，“四人帮”虽然没有控制军队，但在机关，部队和警卫人员中不乏一些“效忠”的人物和死硬分子，尤其有上海的“第二武装”作后盾，加上中南海、钓鱼台戒备森严，公开动武，既不合法，又容易打草惊蛇，弄不好会酿成大乱。

叶剑英说：“兵法讲究‘上兵伐谋’，只能智取。我们要给后人留下一个好的榜样，注意斗争的合法性。无论如何，要避免动乱，一定要稳定首都和全国的局势。”

华国峰非常赞成叶剑英的观点，对待“四人帮”，既然不能采取党内思想斗争的正常手段来解决，又要尽量争取合法，那么究竟采取什么方式为好呢？

叶剑英想起林彪叛逃后处置黄永胜等“四大金刚”的办法，那时他奉毛泽东，周恩来之命出席有“四大金刚”参加的有关会议，中央等待了10天，“四大金刚”顽抗到底，最后在会议上突然宣布其罪名，断然处置，对付“四人帮”是否可以借鉴参考呢?叶剑英终于谈出了自己的想法：以召开会议的方式，“请”他们到会，宣布对他们实行

“隔离审查”，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

那么，召开什么样的会议？会议又由谁来主持？都要什么人参加？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面对这一系列问题，叶剑英和华国锋经过慎重研究，确定以召开中央常委会的名义，讨论毛选五卷，吸收姚文元参加，对江青另行处置。华国锋亲自主持会议，叶剑英亲自坐镇指挥，地点定在中南海怀仁堂。考虑到汪东兴对情况比较熟悉，又掌管中央办公厅和警卫部队，有关事宜由他负责办理。至于时间，拟过了国庆准备10天，视情况再定。

大计已定，两位决策人又重新估量一下眼前的形势和双方的力量。他们认为，总的看，形势对我们有利，对“四人帮”不利，最根本的是“天怒人怨”，党心、军心和民心之所向。特别是军队掌握在党的手里，固若金汤，就什么也不怕，最后经过紧急磋商，确定提前到10月6日晚8时采取行动。“会议”事先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主要有两个议题：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按照规定，政治局常委出席会议的，只有华国锋、叶剑英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是常委怎么办？为了让他参加，以改动文献的名义，通知他列席会议。姚文元不住在钓鱼台，他在城里的住处属北京卫戍区管辖范围。为防万一，作两手准备，先通知他来怀仁堂开会，把他调到中南海，万一来不成，再临时通知卫戍区领导负责就地解决。

对于江青这个特殊人物以及另外的几个死党分子也提出了可靠的处置方案。

1976年10月6日晚，“文武全才”的王洪文从怀仁堂外边走下高级轿车,两手插在怀里跨进门来。行动组的一位负责人带着几个卫士从横刺里走过来，他一看势头不对，厉声叫道：“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接着使出浑身解数，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是他的武斗看家本领毕竟有限，很快便被制服了。警卫人员带他走向正厅。从几米远的地方，他看到坐在那里的华国锋、叶剑英，预感到末日来临，像一头发怒的野兽猛扑过去。警卫人员将他推倒在地。待他爬起来的时候，大概是从青云直上的梦境中“清醒”了，威风扫地，只好乖乖的站在那里，听华国锋宣布他的罪状和“隔离审查”的决定……张春桥、姚文元、江青也先后被“隔离审查”。

华国锋和叶剑英“开门缉盗”，对后人和历史作出了负责任的交代。（作者：季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