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4日，张学良接到父帅被炸伤的密电时，正在邯郸督军作战，他回到北平，后化装成伙夫的模样，拟乘火车秘密赶往山海关外。

6月17日，出关前，张学良将卫队营长崔成义叫到列车指挥部问：“你听说老将遇难了吗？”崔营长故作不知道： “不清楚。”

“不管你清楚不清楚，我打算派你护送我回奉天！”张学良说：“老将遇难，伤势情况如何还不得而知，为防备敌人在途中对我有所留难，沿途要多加注意，如有询问我的行踪的，应予保守秘密，以防万一。”

临行前，张学良身着灰色士兵服装，佩带“王德胜”符号，化装成伙夫的模样，在刘多荃、谭海、苑凤台、崔成义的保护下，登上卫队专列。

张学良夹杂在卫队骑兵连的闷罐车厢里，身旁坐着他的私人医生马扬。此人日语说得好，也化装成士兵，防备万一出事时，好与日本人攀谈。

列车经过山海关时，由于机车需要上水，所以专列停了下来。这时，三个日本宪兵向专列上的士兵问：“这列车上的最高指挥官是谁？”士兵们回答：“是崔成义营长。”

三个宪兵对崔成义问：“列车去奉天干什么？”

“我们到奉天另有任务。”崔营长答。

“你们的张学良军团长在车上吗？”

“张军团长没来，他正在滦县督军呢。”

三个日本宪兵巡视了列车的每个窗口，没有看到张学良的身影，才相信地走开了。

张学良乘坐的专列加完水后，便风驰电掣北上，到山海关车站约停了半个小时又继续前进。列车在经绥中、锦州、沟帮子等站时，各车站站长都上专列上查看张学良是否在车上。

崔成义和士兵们均巧妙应答和掩护，蒙骗过各站站长的检查。

当列车从新民县火车站开行后，张学良嘱咐崔成义：“车经过老将遇难处时，你告诉我一声。”崔营长遵命，站在车窗口前，一眼不眨地盯着窗口外。专列驶过兴隆店后，崔成义向张学良报告：“军团长，列车就要经过大帅遇难地点了。”张学良闻报，立即站到车窗口前。当列车通过京奉、南满铁路交叉点——张作霖遇难处时，张学良一语不发，默然良久。

6月17日上午10时左右，张学良乘坐的专列在奉天西边门车站停止前进。这时，副官谭海先下车探视情况，发现只有黄显声一人在车站迎候。张学良见车站无异常情况，便下车，随黄显声、谭海横穿铁道线向东急行，避开车站出口，坐进了早在那里暗地等候的汽车里。汽车没有直奔大帅府，而是先到司机苏格兰人伊雅格家，暂避世人耳目。

当天深夜，伊雅格亲自开车，把张学良秘密送进帅府。张学良一进来就急切地问父帅伤势。当他得知父亲已去世近半月的噩耗，泪水如注。卢夫人向张学良哭述了大帅临死时的情景。

那天汽车从花园门口开了进来，大家把张作霖从车上小心地抬入小楼楼下屋内。有人用剪刀把张作霖的衣服剪开，发现他的一只胳臂已经折断。这时，杜医官赶来了，见大帅伤情，立即施行了紧急治疗。此时，张作霖对卢夫人说：“我受的伤太重了，两条腿都没了（其实腿并没断），恐怕不行了，告诉小六子，要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臭皮囊死了算不了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来……”说到这儿，他就闭目长逝了。此时，正是6月4日9时30分，张作霖终年54岁。

大帅府军署参谋长臧式毅向张学良解释道：“大帅去世时，怕消息透露出去，引起地方人心不安，更顾虑日本将乘虚有所举动，所以决定在您未回府前，严守秘密，封锁消息；每日令厨房人照常开大帅的饭食；杜医官天天来府假装为大帅换药、填写医疗经过、处方等，以上做法是为了对付日本人的窥探。”

这一夜，张学良痛苦已极，精神恍惚。他猛然间想到：那日算的卦，乩语上的四个字“大帅归矣”；想到父亲出事那天是阴历4月17日，正是自己28岁的生日，而父亲恰是在他生辰日身亡，怎么会如此巧合？

在张学良回帅府前，军署参谋长臧式毅等人施计，对张作霖之死密不发丧，还扬言张大帅的伤情正在好转，已接近康复，以此迷惑日本人，使其不敢轻举妄动，直到张学良回到帅府。

张学良他一面尽可能地继续隐瞒父帅之死真情，一面迅速地巩固自己在奉天的地位，以便确保他能控制东北的军政要务，他命令军队要以最快的速度撤回奉天。

在张学良回奉天的前一天，即6月16日，臧式毅召开了高级会议。会上，他提议，全体一致通过张学良为奉天督办。这样，在张学良回帅府的第三天，即6月19日，就宣誓就职，并兼任由17个权威人士组成的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长。

7月2日，东三省会议推举张学良为东北三省安总司令,仍兼奉天保安司令。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以“东北易帜”的果断行动，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促使中国从形式上走向统一，他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作者：季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