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地名的由来与黄鹤楼故址|崔颢|李白|武昌地|江南|登黄鹤楼|蛇山|黄鹤楼故址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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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在兴建武汉长江大桥时，引桥从黄鹤楼故址经过。1981年10月，在距黄鹤楼故址约千米的蛇山峰岭上，重建黄鹤楼工程破土动工，于1985年6月10日竣工落成。

今天的黄鹤楼，是以清同治年间重建的黄鹤楼为蓝本，但更高大雄伟，已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享有“天下江山第一楼”之美誉。整个建筑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与蛇山西端的长江大桥交相辉映，登楼远眺，武汉三镇的风光尽收眼底。

黄鹤楼故址位于今“武汉长江大桥建成纪念碑”所在高台处，其台基上镌刻有“黄鹤楼故址”五个字，面临长江与武昌桥头堡。“黄鹤楼故址”灵动潇洒，由铁道部大桥工程局局长彭敏所书，现已成为地理标记，为市民和游客指明了古代黄鹤楼所在的具体位置。

地名武昌

“武昌”二字作为地名，最早源于今天的鄂州市。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孙刘联合在长江中下游的赤壁打败了曹兵。219年，镇守荆州的蜀将关羽遭吴军偷袭，败走麦城被杀。

魏黄初二年（221年）四月，孙权自公安迁鄂，取“以武而昌”之意，改鄂县为武昌县，置武昌郡，辖武昌、阳新、沙羡、下雉、柴桑、浔阳等六县，“武昌”作为地名从此开始出现。就在这一年的冬月，魏文帝曹丕封孙权为吴王。次年孙权改元”黄武”，三国鼎立的局面至此形成。

同在这年，刘备亲率大军讨伐东吴，为关羽报仇并争夺荆州，结果在彝陵（今宜昌东）一战，几乎全军覆灭。吴王孙权“知东南形胜必在上流也，于是城夏口，都武昌。”为固守江南，拱卫都城武昌（今鄂州市），始筑夏口城。在近江水段，板筑土石结构的夏口城方圆虽然仅二、三里，但实为地形险要的军事堡垒。这就是武昌始筑城垣的起点，至今已有1800周年。相传，“黄鹤楼”就是当时建在夏口城内较高处并紧靠城墙的“瞭望哨所”。

承载黄鹤楼的“江夏山”亦名蛇山，虽不高峻，但它与龟山（亦名大别山）紧锁长江，显得格外重要。千百年来，可以说蛇山就是“武昌城城根”或“武昌城脊梁”。以夏口城为起点，直至历代改建扩建这座城池的座标，一直都是依托蛇山而从没有脱离过。

南朝刘宋孝建元年（454年），孝武帝置郢州，州治设于拥有黄鹤楼的城中，于是便在夏口城的基础上修葺扩建，并改名为郢州城。

到了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改汝南县为江夏县，其治所亦设在拥有黄鹤楼城的池从设置江夏县开始，荆楚的政治文化中心，就已顺长江下移到了江汉交汇处一带，郢州城也改名为鄂州城。

随着隋唐时期的经济迅速发展，江夏县的政治经济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提升，至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始置“鄂州刺史”和“武昌军节度使”。鄂州刺史和武昌军节度使的治所，当年也是设在江夏县县城中。

南宋时期，因经济重心南移完成，“湖广总领所”于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在鄂州（今武昌）设立，该所统管鄂州、荆南、江州诸军钱粮，其军政、经济等地位都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年），朝廷将“武昌”作为了“路”一级行政建制的名称，武昌路治所仍设置在江夏县县城中。关于武昌路的地理形胜，元人元明善说：“武昌，墉山而城，堑江而池，挟滇益，引荆吴，据楚中，而履南越。”元代湖广行省武昌路，沿袭宋代鄂州所辖七县之地，变化的只是州升路和增置录事司，户口则增加近两万户。

元代始置“湖广等处行中书省”，辖武昌路等，其行政区划范围很大。明朝建立后，海南及钦、廉州划归广东，“湖广行省”称谓从此则专指今天的湖南与湖北这一区域，当年湖南、湖北这样的行政地理名称还没有出现。明承元制，始置“湖广承宣布政使司”，统领湖广政务等，其治所设在武昌府城暨江夏县城之中。

明朝的“湖广承宣布政使司”下辖：位于今湖北全境的有武昌府、汉阳府、黄州府、承天府、德安府、荆州府、襄阳府、郧阳府；位于今湖南全境的有：辰州府、岳州府、宝庆府、长沙府、常德府、衡州府、永州府、黎平府。清圣祖康熙三年（1664年），朝廷增设了巡抚署（类似现在的省政府）这一级行政管理机关，从此湖南、湖北在湖广行省的辖区内，开始分省而治。

朱元璋改“武昌路”为“武昌府”，“武昌府署”亦设置在江夏县城中，在明清两代一直都未变更，武昌府署雄踞江南成为了湖广行省之“首府”。据史料记载，从清康熙三年（1664年）开始，湖北巡抚署治所的“抚台大人”（相当于今天的省长），领治督办十府政务。这时的武昌府（治所位于今户部巷西侧），管辖“一州九县”，即：兴国州（今阳新县），江夏县（包括今武昌、青山、洪山、江夏区），武昌县（今鄂州市），嘉鱼县，蒲圻县（今赤壁市），咸宁县（今咸宁市），崇阳县，通城县，通山县，大冶县（今大冶市和黄石市）。

因此，黄鹤楼下的这座武昌古城池，它既是江夏县的县城所在地、又是武昌府的府城所在地、也是湖北省的省城所在地，同时还是湖广督署治所和制台大人办公的所在地。

今天的武昌，历史上虽然曾称之为“夏口”“郢州”“鄂州”“江夏”等，但实际上早在唐代，江夏县所在的地域即有了“武昌”的称谓。

因为唐、宋、元、明、清历代有武昌军、武昌路、武昌府之设，于是“武昌城”就约定俗成替代了江夏县县城的称谓。最早见有李白《送储邕之武昌》诗为证：“黄鹤西楼月，长江万里情，春风三十度，空忆武昌城。”民间为了区分地名中出现的两个武昌，则称拥有黄鹤楼的武昌城为”上武昌”，历史上位于今鄂州市的武昌县县城则称“下武昌”。

1912年，辛亥革命诞生的中华民国废除了武昌府，宣布以”武昌”为湖北省省会，江夏县改名为“武昌县”，于是县衙署由武昌文昌门内的花堤街口铁佛寺，迁到汉阳门正街原武昌府署（今民主路63号）。这时已有千年历史的“武昌县”则被改名为“鄂城县”，直至1983年升格为省辖市时改名为”鄂州市”。

民国时期，武汉的行政区域时分时合，数易市政机关名称，曾有武汉（特别）市、汉口（特别）市、武昌市政府（处）。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的汉口、武昌两市重新恢复建制。1946年10月10日，在”武昌市政府”正式成立后，武昌县县衙署曾一度迁至纸坊镇老街（今江夏区区委党校处），次年又迁回武昌胡林翼路（今民主路63号）。

1949年5月16日，武汉三镇解放，原汉口市、武昌市和汉阳县城区在5月24日合并成为“武汉市”，“武昌市”从此更名为“武昌区”。1949年6月10日，武昌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10月，县政府机关迁至武昌长春观东侧。1957年7月12日，又迁至武昌傅家坡（今武珞路285号）。1960年，最终迁出武昌区，设在武昌县纸坊镇江夏路3号。1995年3月，武昌县撤销并改名为“江夏区”。

“武昌”二字作为地名使用的，目前就只有武汉市的”武昌区”了。

崔颢题诗

魏晋南北朝时期，分裂、战乱持续三百多年。隋、唐统一全国后，才出现一个较长的和平时期。黄鹤楼由军中哨所，逐渐演变成为了著名旅游目的地，吸引文人墨客争相登临。俯视浩瀚大江，纵览荆吴形胜，许多名人在这里留下了足迹与名篇。

唐代诗人崔颢题写《登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是汴州（今河南开封）人，据说这首诗写于唐玄宗天宝三年（744年）之前，他曾漫游江南一带。后人对这首诗的评价极高，如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毫不吝惜地称赞：“唐人七律诗，当以崔颢《登黄鹤楼》为第一。”黄鹤楼与崔颢，就像滕王阁与王勃，敬亭山与李白，寒山寺与张继一样相遇相知，彼此成就，相得益彰，成千古绝唱。黄鹤楼因有了崔颢的诗而名冠古今，以其“尤著特色”而“号为天下绝景”。于是江城武汉也就有了“白云黄鹤之地”的别称。

传说，诗仙李白登临黄鹤楼时意欲提笔作诗，但突然发现了墙壁之上已有崔颢的《登黄鹤楼》，他连称“绝妙”，并脱口而出说了四句顺口溜来抒发感慨：“一拳捶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说罢，他便搁笔不写了。后来，有好事之人在黄鹤楼的东侧，兴建了一座彰显李白性情豪爽的“搁笔亭”，从而把这个故事敷衍成了千古佳话。

黄鹤楼是诗仙李白抹不去的情结，能为他如此高度关注，足以表明黄鹤楼在唐代的人气已经非常旺盛。对于黄鹤楼，李白并未搁笔，他写了多首涉及黄鹤楼的诗，如《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望黄鹤山》《鹦鹉洲》等。李白真乃黄鹤楼的著名知音之一，他的一首“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使武汉拥有了“江城”这一享誉千载的大美别名。

中唐时期，黄鹤楼已称许为“荆吴形胜之最”。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阎伯瑾应鄂州刺史穆宁之命撰写《黄鹤楼记》载有：“观其耸构巍峨，高标巃嵸几个，上依河汉，下临江流，重檐翼馆，四闼霞敞，坐窥井邑，俯拍云烟：亦荆吴形胜之最也······游必于是，宴必于是。极长川之浩浩，见众山之垒垒······”今天重温，仍然能想像出当年黄鹤楼的宏伟壮观。

黄鹤楼在唐宋时所凝聚形成的“诗文化”独步天下，真可谓达到“天下极致”。然而，黄鹤楼之后命运多舛，兵燹频仍，屡建屡废，仅在明清两代，就被毁7次，又重建与维修了10次。因此，历史上便有了“国运昌则楼运盛”之说。

鄂垣大火

清代丁国存《重建武昌黄鹤楼碑记》，载有“至咸丰丙辰（清咸丰六年即1856年），兹楼遂一炬”之说。然后，他在碑文中还详细记下清同治七年（1868年）重建黄鹤楼的具体时间：“涓吉于九月初八日定磉，十月十二日上粱”“次年六月，大工成”“计糜捐银三万余两”“楼凡三层，计高七丈二尺；加铜顶九尺，共成九九之数。······楼八面，各宽四丈五尺。”

清同治七年（1868年），由湖广总督李瀚章、湖北巡抚郭柏荫主持重建的黄鹤楼，乃是我国帝制时代在黄鹤楼原址上重建的最后一座，共动员工匠一千多名，用时十个月。非常遗憾的是，这座“清同治黄鹤楼”落成只有16个年头，于清光绪十年八月初四（1884年9月22日）被大火烧毁。

曾被誉为“中国近代信史”的上海《申报》，在清光绪十年八月初九登《鄂垣大火》的消息：“初四晚，鄂垣北风劲疾，江上雪浪如山，七点半钟时，汉阳门外街东门坡地方，张姓骨货作坊失火。该坊本系草屋，因学徒执火油灯上小阁取物，失手将灯倾落，施救不及，遂成燎原。当时延烧筷子、骨牌、咸包等作坊，复飞至江柴院子与王家板厂。箕伯扬威，火鸦飞舞，城内黄鹤楼第二层护栏亦被延及，立兆焚如。先是有多人立在楼前左右观火，及楼经焚着，内外夹攻，看火人均往后山撞倒栅栏而走。附近黄鹤楼之官厅与涌月台亭顶，同付一炬；幸胡文忠公祠、祖师殿、鲁班阁并茶馆无恙。烧至八点多钟，楼向南倒，计沿江一带木作坊厂、铺面、住宅约共焚去二百家左右。十一点钟，火又延至平湖门沟边始行止熄，所奇者汉阳门外之油货、豆豉、饭馆三家，面面皆火，而彼则岿然独存。”

所幸的是，这最后一座黄鹤楼的铜铸宝顶侥幸留了下来，至今仍然保存在黄鹤楼公园内。

得名来由

关于黄鹤楼名称的来历，有“因山得名”和“因仙得名”两说。

“因山得名”说的最早记载在盛宏之《荆州记》中：“江夏郡西大江有黄鹤矶，后人建楼，既俯矶上，故不更别名耳。”《荆州记》约成书于宋文帝元嘉十四年（437年），它虽然没有直接指称“黄鹤楼”，但说到后人在黄鹤矶上建楼，因以为名，很显然说的就是黄鹤楼。

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七·江南道三》记载：“隋平陈，改郢州为鄂州。州城本夏口城。吴黄武二年，城江夏以安屯戍地也。城西临大江，西南角因矶为楼，名黄鹤楼。”显而易见，黄鹤楼因是建在黄鹤矶上而得名，属于军事性质的瞭望哨所。

《明史·地理志》“江夏县”中记载：“东有黄鹄山，下有黄鹄矶，临大江。”《大清一统志》记载：“湖北武昌府，黄鹄山在府城内西隅，一名黄鹤山。”《武昌府志》记载：“黄鹄山曰高冠山，西至于江，其首隆然，黄鹤楼枕焉。”

到了近代，民国文士员在《武昌要览》中记有：“黄鹄山，起城东而达于西隅，黄鹤楼枕焉。山旧名紫竹岭，以有黄鹤腾紫竹间，故名黄鹄。鹄转音为鹤，故又名为黄鹤山。山形蜿蜒，宛如长蛇，俗称蛇山。滨江处曰黄鹄岸，岸下曰黄鹄矶。高观山即黄鹄山中峰，高可瞩远，故名，或曰高冠山，以状肖冠也，明楚藩易名长春山。黄鹤楼在汉阳门内黄鹄山头，因山得名，号为天下绝景。”

黄鹄山与黄鹤山都是现如今武昌蛇山的古称之一，因“鹄”“鹤”二字可通假，于是就有了“黄鹄和黄鹤”两种称谓。黄鹤楼虽屡建屡毁，但始终都是建立在黄鹄矶上，古人因矶名楼而故称黄鹤楼。

但人们津津乐道的则是“因仙得名”说，其主要的流行说法，源于《报恩录》记载：“黄鹤楼原为辛氏楼。辛氏市酒山头，有道士数诣饮，辛不索资，道士临别，取桔皮画鹤于壁，曰：客至拍手引之，鹤当飞舞侑觞。遂致富。十年，道士复至，取所佩铁笛数弄，须臾，白云自空飞来，鹤亦下舞，道士乘鹤去。”之后，又有《南中记闻》补充说：道士去后，“辛氏舍宅筑楼以供纯阳吕师”，即“八仙”中的吕洞宾，随之发展成“楼三层，层层供奉吕仙，角巾羽服，横笛，制甚古。”而且，还在黄鹤楼旁兴建一座“吕祖阁”，阁内供奉的“吕祖卧像”远近闻名，因口碑相传有求必应而香火始终旺盛。

按南宋张栻《南轩集·卷十八·黄鹤楼说》记载：“楼旁有石照亭，不知何妄男子，题诗窗间，遽相传曰：此唐仙人吕洞宾所书也。文人才士又为之夸大其事。”这说明了南宋初期，黄鹤楼才跟吕洞宾扯上关联。之后，《道藏·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十五·吕喦》记载：“后南游巴陵，西还关中，冲升于紫极山。一云历江州，登黄鹤楼，以五月二十日午刻升天而去，不知何年。”《全真晚坛课功经》中也称其“黄鹤楼头留圣迹”。于是，黄鹤楼便成为了吕祖吕洞宾的升天圣迹之地。

吕洞宾故事于元、明、清三代流传甚广，后来居上。在晚清民国时期，因吕祖信仰在武汉三镇民间非常接地气，“驾鹤仙人”的黄鹤楼故事由于忌讳无趣，几乎再没有人多话，所以吕祖吕洞宾与黄鹤楼、以及与江城老百姓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因仙得名的另一说则源于“费祎”，唐代阎伯瑾在《黄鹤楼记》中写有：“州城西南隅，有黄鹤楼者。《图经》云：‘费祎登仙，尝驾黄鹤返憩于此，遂以名楼。’事列《神仙》之传，迹存《述异》之志。······”宋代《太平寰宇记》载：“黄鹤楼在县西二百八十步，昔费祎登仙，每乘黄鹤于此憩驾，故号为黄鹤楼。”

费祎是三国时期很有名的蜀国相臣，他和大名鼎鼎的诸葛亮、蒋琬、董允并称为“蜀汉四相”。费祎为人忠诚善良，性情温和，因其明义理而又正直，深受诸葛亮好评。费祎后来在蜀汉举行的岁首大会时被郭修所杀，但许多人同情怀念他，便说他去世后成仙，驾黄鹤到“州城西南隅”稍作休息。于是乎，费祎休息过的地方就被称为了黄鹤楼。

“费祎登仙”只是黄鹤楼名字由来的传说之一。《南齐书·卷十五·志第七·州郡下·郢州》中记有：“夏口城据黄鹄矶，世传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上也。边江峻险，楼橹高危，瞰临沔汉，应接司部。”此中仙人名叫“子安”，但遗憾的是没说明姓氏。显而易见，“费祎”与“子安”这两位仙人是不可混淆的，记述的文字有所不同：一是“子安乘黄鹤”，一是“费祎驾黄鹤”。

崔颢《登黄鹤楼》诗句中的“昔人”到底指谁呢？应该不是指现实生活中的人，而是指传说中的人。关于这个传说中的“昔人”，历来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子安”；第二种是“费祎”。然而，关于这一问题的确切答案，现在已很难从文献资料中找到了。但是，通过研究李白的诗作，似乎还可以窥探到他心中的黄鹤仙人到底是谁。

李白面对崔颢的《登黄鹤楼》，虽没写出比崔颢更精彩的七律大作，但他在其它的诗中多次写到黄鹤与黄鹤楼，如《望黄鹤楼》：“东望黄鹤山，雄雄半空出。四面生白云，中峰倚红日。岩峦行穹跨，峰嶂亦冥密。颇闻列仙人，于此学飞术。一朝向蓬海，千载空石室。”还有一首《江上吟》：“木兰之枻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根据李白在这两首诗中所向往并讴歌的列仙学飞术和仙人乘黄鹤，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他心中乘黄鹤的仙人就是“子安”。

李白的诗句“仙人有待乘黄鹤”，与崔颢的诗句“昔人已乘黄鹤去”，都与《南齐书》中的“夏口城据黄鹄矶，世传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上也”基本一致，其重头戏就落在了一个“乘”字上。

黄鹤楼“因山得名”奠定了地理学基石，“因仙得名”亦令赏楼者插上了纵横八极的想象翅膀，满足了人们求美情志和精神超越的需求。两种说法各有特长，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必将彼此交相辉映直到永远。

作者：刘谦定

来源：《武汉文史资料》2024年第2期

选稿：黎淑琪

编辑：贺雨婷

校对：罗舒平

审订：黎淑琪

责编：计梦菲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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