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最终选择了陕北作为目的地，这个目的地是什么时间确定的呢？事实上，在1934年、中央红军从江西根据地突围时，究竟要转移到哪里、并没有定数。
当时，红军决策层的做法是边打边走、边走边看，不断地调整着方向；到陕北、去建立中央根据地，并不是开始长征时的初衷。直到1935年9月上旬、红军进了小镇哈达铺之后，目的地才得以选定。
哈达铺是个处于陇南宕昌县（现属于甘肃陇南市）的普通小镇。红军当年在这里做出了改变前途、奠定未来的选择，源于在小镇邮政所里发现的一摞旧报纸。毛主席等中共领导从报纸中得知：在西北方向的陕西北部，有刘志丹等人领导的红26军5000余人和六七个县域大小、十数万民众的苏区根据地。
同时，在报纸上、主席还看到：徐海东等人领导的红25军3000余人已与红26军在陕北会合。这些消息，让一直在迷茫中寻找出路的红军里看到了方向，主席迅速作出向陕北进发的决定。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主席当年看到的报纸，是那一家报纸呢？2005年版的《陇南市志》相关章节记载：红军在哈达铺找到的报纸是《大公报》，报纸日期分别是1935年7月23日、27日、29日和8月1日。
《大公报》是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的，起初因为“敢言”而名满动全国；后因倾向于北洋政府而衰落。1925年11月27日停刊。1926年6月，吴鼎昌出资5万元，邀胡政之、张季鸾组成新记股份公司接办该报。
这里要着重说一下《大公报》的胡政之。胡政之，1889出生、成都人。当时在《大公报》任总经理、副总编辑，创造了一系列独具风格的办报经验，被视为“报界巨子”。
当时，他绝对不会想到，他的报纸、给迷茫中的红军指明了一条出路。他当时也绝对也不会想到，他手下的一个记者，会在56年之后、成为中国最高新闻奖项的名字。1991年，中国设立最高新闻奖项“范长江新闻奖”；2000年，范长江创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的日子(1937年11月8日)，被国务院确定为“中国记者节”。
1935年5月，26岁的范长江从北平赶到天津，找到《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说：“我要去考察西北，去了解红军。”胡政之立即答应，支付这个年轻人每月15元稿费、请他为《大公报》写稿。
接下来，这个年轻人开启了自己的“成(都)兰(州)之行”。历时10个月，独立进行了长达3000公里的新闻采访活动，写下的一系列报道，满足了国统区读者了解红军和长征的渴望，可谓轰动一时。1936年，《大公报》将范长江的相关文章结集出版了《中国的西北角》，“第一次真正、公正、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行踪和影响”。
到了1937年2月9日，在延安采访的范长江与主席彻夜长谈后，回上海写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更是将国民党在“西安事变”上的谎言掀了个底朝天。
据说，远在延安的主席看了范长江的文章后，亲笔致信，以“弟”自称：“长江先生：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寄上谈话一份，祭黄陵文一纸，藉供参考，可能时祈为发布。甚盼时赐教言，匡我不逮。弟，毛泽东。”
如果说以上这些，是《大公报》胡政之的“无心插柳柳成荫”，那么在重庆谈判期间，他和主席之间的交流就是有意而为之了。1945年8月，毛泽东飞抵重庆参加国共谈判。9月20日，胡政之以个人名义设宴欢迎。宴会上，有人提到“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主席当即指出：“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做饭。”
在座人士无不为主席含义深刻、一针见血的幽默作答频频颔首。宴会结束时，外勤记者张蓬舟提出让毛泽东为报馆职工题词的请求。他当场题写了“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这是毛主席第一次手写此五字。
据称，抗日期间，曾有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主席举行欢宴时，执意要《大公报》的记者孔昭恺坐在首席，并举杯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胡政之1949年4月14日在上海病逝。此去经年，值其忌日，如去特以此短文以致对胡先生的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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