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晶晶 蒋丰

有朋友跟我们说,在中国大隋、大唐王朝之后,日中两国之间就鲜有正式使臣的相互往来了。因此,大宋、大元乃至大明王朝期间,日本到中国的人,应该称为“入宋人”、“入元人”、“入明人”。看看,这才是真正的中日民间往来。我们注意了一下,对于“遣唐使”这个词汇,中日两国都是共同使用的,不同的是发音。但是,中国称为的“入宋人”,在日本是称为“渡宋人”的。不要小看这个“入”与“渡”的不同。这与日本一直在追求的“日中关系的平等”是有关系的。在日本看来,“入”,总有一点自己主动上门的感觉,用今天的网络语言说,就是有点“哈”,显得有些“低下”,而用“渡”,就显得中性、客观了许多。仔细一想,中日外交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应该是“词汇博弈”的“词汇外交”。这个话题,估计可以写一篇博士论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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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京都寺院中,可以看到许多有关“渡宋”的记载。我们这里要谈及的奝然,就是一位“入宋僧”。上面一个“大”,下面一个“周”,这个上下结构的汉字,发音为“刁”。这位奝然也是出身于京都的。

应该讲明的是,名字显得有些古怪的奝然(公元938年——1016年),出身名门——藤原氏。只不过他在少年时期,就进入奈良东大寺为僧了,那是日本平安时代的末期。其后,他“跳槽”到石山寺学习密教,并且立志要“入宋”。中国的大宋王朝,还对日本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奝然是可以作为一个例子来讲的。

983年(日本永观元年,中国北宋太平兴国八年)8月,45岁的奝然带着五个徒弟乘坐大宋商人陈仁爽、徐仁满等人回国的商船抵达中国。如果说“遣唐使时代”,日本人还是乘坐自己国家的船只来到中国的,到“渡宋人”时代,日本许多人是“蹭”中国的贸易商船进入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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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渡宋僧”奝然初心已变。当年遣唐使中的许多学问僧来华目的是“求法取经”。

不过,待遇仍然不错。奝然一行进入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后,受到时任国家最高领导人——宋太宗赵光义的接见。奝然带着贵重的礼物——日本铜器十余件以及自己编写的《王代年纪》、《职员令》各一卷,还有在中国已经失存的古籍《孝经郑氏注》等两卷。但是,奝然没有带重要的人才——翻译。抱歉,那个时代,大宋皇宫里面也没有会说日语的人才。这样,宋太宗向奝然询问日本有关情况,犹如鸡对鸭讲,彻底不通。奝然算是聪明的,也可能是在贸易商船上已经与大宋商人几次这样“过招”,他立即“秀”出一手漂亮的汉字隶书,以笔作答。宋太宗喜笑颜开,连续做出三项决定:第一,在服装上,赐奝然穿中国三品以上的高官才能够穿的紫衣袍;第二,在称号上,授予奝然“法济大师”称号;第三,在居住上,允许奝然一行住进首都汴京的太平兴国寺。

这里,需要写明的是,奝然一行在华期间,还前往中国的洛阳,在洛阳白马寺访谒东汉时印度高僧传播佛教的道场,同时参观了洛阳龙门大石佛,因此给日本京都与中国洛阳交流史留下了璀璨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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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时候,奝然不过带来书籍四卷;走的时候,奝然带走宋太宗赏赐的最新刻本《大藏经》一千多卷。除此之外,奝然还把一尊访刻的旃檀释迦像带回日本安置在京都上品莲台寺(位于今天京都府京都市北区紫野十二坊町33-1)。对于这种“不平等”,今天的日本研究者几乎是忽略不谈的。

后来,奝然在《谢表》中回忆过自己“诣中华之盛”。他,还算是有良心的。(2024年4月14日写于日本京都与中国河南淮滨,作者分别系中国河南科技大学教授、《日本华侨报》总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