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伊朗与以色列之间一直在进行一场"影子战争"。
这场战争没有直接的军事对抗，而是通过代理人、网络攻击、经济制裁和激烈言辞等多种手段展开。
然而，最近几周中东地区的事件显著改变了这场冲突的性质。首先是以色列的行动，其违反了国际外交准则，轰炸了伊朗在叙利亚的大使馆导致12人死亡，其中包括7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部队的官员。
这一行动不仅跨越了新的门槛，而且是史无前例的；之前，对手在单次袭击中从未造成如此重大的圣城部队或其他伊朗军事官员的伤亡。几乎与此同时，德黑兰的领导人发表的言论表明，伊朗将做出迅速且强烈的反应。
紧接着，2024年4月13日，伊朗进行了回应，这次回应在性质和规模上都超过了以往任何对以色列的直接攻击。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少将透露此次袭击包括至少170架无人机、30枚巡航导弹和120枚地对地导弹，发射地包括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及也门。
尽管这次袭击看似声势浩大，但实际造成的物理破坏却非常有限。哈加里少将指出，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成功拦截了伊朗发射的99%的射弹，仅有一人受伤。袭击后，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此次行动已经结束，并表现出对这一反击结果的满意。
从这些事件的发展看，伊朗的这次直接攻击似乎不旨在对以色列造成实质性的损害。其真正目的更可能是为了在大马士革事件后重建对以色列的威慑力，并向国内展示其力量和决心。通过这种方式，德黑兰的领导层也向以色列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如果以色列对伊朗的利益采取更加侵略性的行动，伊朗准备进行更大规模的行动升级。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展示了地区力量动态的变化，也可能预示着更加复杂的未来地缘政治格局。
先是朋友，然后是长期的敌人
1979年伊朗革命后，国王被迫出逃，伊朗成立了以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为领袖的神权政体。霍梅尼上台后立即切断了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开始在言论和政策上采取强硬的反以色列立场。
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以色列与伊朗在实际和虚拟领域中均对对方造成了众多损害。特别是伊朗支持的几起重大事件——1992年和1994年的阿根廷恐怖袭击、支持黎巴嫩真主党的叛乱，以及对哈马斯的支持，尤其是在2023年10月7日对以色列的攻击中表现明显。
同时，伊朗官员频繁指责以色列暗杀了多名与伊朗核计划相关的高级科学家和军事官员。以色列方面未公开承认这些行为，这种不明朗的态度增加了各种猜测，混淆了国际社会对真实施行者的判断。
伊朗近年来主要依靠其“抵抗轴心”，即在伊拉克、也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激进组织。这些组织与德黑兰有共同的目标，特别是在对抗以色列和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方面。2023年10月7日发生的袭击以及随后数月的冲突，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伊斯兰抵抗运动频繁对以色列和美国的利益链条发动攻击。
明确的信息
展望未来，局势的发展将极大地依赖于以色列和美国的应对策略。
美国总统乔·拜登已公开支持以色列的自卫行为，称以色列成功拦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是对敌人的强烈警告，显示出敌人无法有效威胁到以色列的安全。同时，有报道称拜登向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应自行确保胜利，不能过度依赖美国来支持其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这些复杂的国际关系和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动态，预示着中东地区可能还将出现更多的冲突和紧张局势，其解决和缓和将需要国际社会的广泛合作和持续努力。
2024年4月13日，美国总统乔·拜登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在讨论伊朗的进攻问题。Adam Schultz/The White House via AP
多种因素将决定伊朗和以色列是否会继续在公开场合增加攻击力度，或是退回到更隐蔽的冲突方式。国内政治情绪的解读在这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以色列方面，内塔尼亚胡已面临国内外多重压力。这包括他在加沙战争中的作战决策，以及他试图影响以色列最高法院的行为引起的法律和道德争议。这些内部问题可能削弱他对外采取军事行动的能力，因为需要更多国内外的支持与合法性。
同样地，在伊朗，尽管政府试图通过强硬的外交政策转移国内的视线，但根据联合国的报告，伊朗政府在镇压国内因不满社会经济状况而起的抗议活动时表现出极大的无情。这种国内不安也可能限制其对外部冲突的应对能力。
另外，伊朗和以色列都必须考虑更公开冲突的风险和自身当前的作战能力。显然，两国都无法在长期的军事对抗中取得决定性胜利。
以色列拥有强大的军队，能够对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发动空袭和导弹攻击，正如他们多年来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行动所证明的那样。以色列有能力在短期内对伊朗的主要军事和核心设施发动精确打击。
然而，以色列若要在伊朗领土上持续进行联合武器行动会面临诸多挑战。首先是以色列国防军相对于伊朗军队的规模较小，其次是两国之间的远距离，这增加了作战的难度和成本。虽然以色列经常举行模拟远程空袭的军事演习，这些通常针对的是伊朗的核设施等关键目标。
直接攻击伊朗也可能导致以色列必须将宝贵的军事资源从其他紧迫的地区问题上转移，如加沙、约旦河西岸以及与黎巴嫩接壤的北部边境，这些地区的安全威胁更为直接和持续。
历史上，以色列虽然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和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那是在无人机战争、网络战及代理人战争成为常态之前的军事时代。今日的军事和地缘政治环境已经与过去大不相同，新的战术和技术变化要求以色列必须重新评估其长期战略和战术应对。
警惕局势进一步升级
针对伊朗的行动，以色列面临的挑战确实前所未有。没有美国以及阿拉伯盟友如约旦和埃及的坚定支持，以色列很难独自实现其战略目标。目前，也没有明显迹象表明这种支持即将实现。
伊朗对任何进一步升级的局势都保持高度警觉。事实上，德黑兰已经在4月13日展示了其军事能力，公开其拥有的大量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库存，且这一库存可能还在持续增加。然而尽管数量庞大，这些武器平台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仍有待验证——如以色列和美国在该地区所建立的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已多次成功拦截这些来袭武器。
鉴于这些现实条件和相关风险，伊朗可能会倾向于回归非常规战争策略，通过支持其在伊拉克、也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代理抵抗轴心来进行作战。这种战略不仅可以减少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还能在不直接引发区域性全面战争的情况下，对敌方施加持续的压力。如4月13日的袭击虽为公开行动，却可能是计划中偶尔用以展示决心和力量的行动，同时向国内外证明其反应能力和军事准备状态。
但最危险的还是，既然战争已经走出阴影，就很难再让它退回幕后。
作者简介：
贾维德·阿里 (Javed Ali) 是杰拉尔德·R·福特公共政策学院的实践副教授，教授反恐和国内恐怖主义、网络安全以及国家安全法律和政策等课程，其在华盛顿特区拥有20多年的国家安全和情报问题专业经验。在加入联邦调查局之前，他曾在国防情报局和国土安全部任职。在联邦调查局任职期间，他还在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的国家情报委员会、国家反恐中心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联合职务高级职务。
文章信源：The Conversation（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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