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马拉附近的鹈鹕

在《要么投降，要么饿死》（SURRENDER OR STARVE: Travels in Ethiopia, Sudan, Somalia and Eritrea）这本书中，卡普兰向我们清楚呈现了“非洲之角”的面目，这个地理区位正在成为美国进行反恐战争的关键区域。卡普兰在对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的报道中，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蹂躏该地区的饥荒背后的原因，探讨了对于理解当今地区至关重要的种族、宗教和阶级冲突问题。他在书中展示了自饥荒以来各国如何发展，以及为什么这个地区对世界政局只会变得更加重要。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写于2002年的对厄立特里亚的报道。

虽然编辑总是盼望“重版出来”，但经常也有“初版出不来”的时候。我们将在这个栏目里推送一些“初版出不来”书稿的书摘。

穿越红海的咽喉锁钥——曼德海峡（阿拉伯语“悲恸之门”），从基地组织猖獗、部落冲突激荡的也门，飞往一片死寂、稳若磐石的非洲之角新生国家——厄立特里亚，只需45分钟。尽管西方社会宣扬，民主、发展经济、遣散军队、抑制种族仇恨才是保障国内安宁的唯一出路，并对自身的殖民主义遗产表示歉意，但至少就目前而言，厄立特里亚的现实对上述这一切提出了诘难。厄立特里亚在第三世界之中，尤其是在非洲，实现了一定程度的、非强制性的社会自律及效率，可谓令人艳羡。它通过无视西方关于民主与发展的建议，对邻邦培养一种时而迷恋倾心、时而憎恶自赏的态度，并且常年保有20万大军积极备战、不予遣散，达成了这一点，对于曾被意大利殖民的经历，厄立特里亚的几位领导人甚至还公开表示感激。

在我刚刚离开的也门，大街小巷、左邻右舍的店面都贴满了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Ali Abdullah Saleh）的画像。不过跟其他的阿拉伯、非洲领袖相比，他搞的个人崇拜，程度还算轻微。可到了厄立特里亚以后，伊萨亚斯·阿费沃基总统的肖像，连一张都看不到。他是这个国家名副其实的奠基人，领导了游击运动，经过长达30年的低烈度战争，终于在1991年从埃塞俄比亚手中夺取了国家独立。阿费沃基总统告诉我：“四处张贴我的照片会营造一种神秘的气息，会跟人民群众产生距离。一张照片也没有，反倒把你解放了。我讨厌高高的围墙、全副武装的警卫。”这一非洲地区的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深居在戒备森严的军事堡垒之中，阿费沃基总统却住在一座平平无奇、郊区风格的住宅里。他就在一条不起眼的走廊的尽头，在他秘书的办公室接见了我。平日里，他乘一辆四轮驱动的汽车，坐副驾驶的座位，在首都来往穿梭，每逢红灯就停车，而且只有一辆车随行。派驻此地的西方外交官说，他们曾见过他径直走到一大群厄立特里亚人中，然后消失其中，没有任何人随行。一位外国使节评论道：“给他来一枪很容易，而且他也清楚这一点。”

阿斯马拉城市景观

置身于也门首都萨那以及中东其他任何地区的西方使团、援助团体，其安全问题都令人焦头烂额，但在阿斯马拉，却几乎不成问题。尽管这个极度贫困、干旱频仍的国家，位于世界上政治动荡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尽管首都阿斯马拉的许多店面都破败不堪，急需粉刷，但它不仅仅是非洲大陆最为整洁的首都城市之一，可能也是最安全的。在一天的任何时候，你都可以不锁车门，在黑灯瞎火的街头闲逛，即使见不到一个警察，也不必担心遭人抢劫——这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唯一堪此美名的首都。至于政治暴力问题，尽管一名派驻萨那的西方援助机构的主管告诉我，他自己是一个容易下手的目标，因此害怕遭到暗杀，尽管美国大使馆碉堡式的丑陋建筑以及复杂的门禁出入手续，正是一种被迫害妄想症的外化表现，但美国、以色列以及其他常驻厄立特里亚的外交官员、援助机构的行政人员，都会在没有警卫或其他护送人员陪同的情况下自由来去，仿佛就在自己的国家一样。

在拥有350万居民，其中几乎一半人口都是文盲的厄立特里亚，妇女经营着商店、餐馆和旅店；残疾人都拥有崭新锃亮的拐杖和轮椅；跟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不同，这里的人开车都很慢，而且会前往驾校学习；废旧金属垃圾场只限于城市郊区；每笔交易都会提供收据；不会因为维护工作草率马虎、电力资源管理不善而频频停电。派驻阿斯马拉的外国使节称赞该国罕有腐败现象，能够妥善落实各个援助项目。非洲大多数地区的农村诊所都是药架空空，供应的药品不翼而飞、下落不明，反观厄立特里亚的诊所负责人，每人都有一本账簿，记录着药品的去向。

首都街头的咖啡馆

马萨瓦港口附近有一处巨大的渔场，其存在就证明了厄立特里亚有效利用外国援助与技术的能力。这一占地600公顷的综合设施，先把红海的咸水进行引流、净化，然后分别注入几十个圆形水泥池中，用来养虾。这一过程产生的富含营养的残留物，就用来养殖罗非鱼——这种鱼一般都是淡水鱼。剩下的废水就用水泵抽到芦笋田、红树林以及人造湿地。尽管该项目由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Phoenix, Arizona）的一家公司监管，一度还聘请了一位以色列顾问，但如今已经不需要顾问了，厄立特里亚人自己改良了泵机，几乎能够独立操作每个环节。

这种主创精神和社群自律，是毛泽东主义式的社会动员与阿尔巴尼亚式的排外情绪的结合体，但并没有伴随着史诗级的大规模镇压，一度重塑了中国、阿尔巴尼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没有出现。厄立特里亚人的组织才能和仇外心理时时刻刻都展露无遗，这不只是政策层面的选择，更是文化与历史经验的产物。厄立特里亚从未有过封建割据的社会结构，也没有酋长或军阀势力。村庄是公有的，通过村委会（当地称之为“baito”）或是村中的长者进行管理。阿费沃基总统办公室主任叶马尼·加布雷·梅斯凯尔（Yemane Ghebre Meskel）解释道：“我们这儿不是一个崇尚个人权威的社会，因此我们并不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去实现高度的社群主义。”阿斯马拉大学校长沃尔德·阿布·伊萨克（Wolde ab Yisak）评价道：“自力更生是我们的信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为我们厄立特里亚人内心深知，自己跟埃塞俄比亚人、阿拉伯人以及世上的其他人都不一样。”（在我离开厄立特里亚的航班上，偶然听到一个厄立特里亚侨民——一个十几岁小姑娘用美式英语向她的弟弟妹妹讲述：“埃塞俄比亚人是如何残害我们同胞的。”）

在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宗族主义和全球化观念大行其道的世界里，这种清晰明朗的国家意识可谓屈指可数。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殖民主义在印度的遗产。叶马尼·加布雷德（Yemane Ghebread）是人民民主与正义阵线（People’s Front for Democracy and Justice）的政务官员，该组织的前身就是领导游击运动的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他说：“跟其他亚非国家相比，我们对殖民主义更为赞许。”19世纪末意大利征服了厄立特里亚，待到20世纪30年代末，意大利人把这一新殖民地打造成了非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铺设了公路、铁路交通网络，原先被群山、大漠分隔开来的民族团结了起来。从阿斯马拉驱车前往马萨瓦，仅仅70英里，海拔高度就下降了7500英尺（约2286米），一路都是数不尽的之字形弯道、桥梁和路堤，沿途尽是绵延不尽的苍翠山峰。这条路是墨索里尼1935——1936年间建造的，由每周工作七天的厄立特里亚高速公路工人养护，路况绝佳。行驶在这条路上，可以体验到西方工业国成功移植给非洲人民的历史动能；殖民统治者离开之后，这种能量也并未消散。

据加布雷·梅斯凯尔所言，意大利殖民留下的另一项好处就是“城市规划”。意大利人没有把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到阿斯马拉，他们发展了马萨瓦以及其他城镇，从而防止出现过度集中化，而这一问题如今严重困扰着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为了防止移民大量涌入阿斯马拉，厄立特里亚政府保留了这一传统，并竭力改善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这就是为什么阿斯马拉周边没有那些滋生政治极端主义的贫民窟环绕。

厄立特里亚一家酒吧里的老式浓缩咖啡机。老式意大利机械在大多数阿斯马拉咖啡馆都很常见

第二次世界大战意大利法西斯战败、其东非殖民帝国解体之后，新成立的联合国投票表决，将厄立特里亚纳入埃塞俄比亚的版图。厄立特里亚人对这一决议愤愤不平，最终于1961年起义。厄立特里亚游击武装跟美国支持的埃塞俄比亚，奋战了13个年头。1974年，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被推翻，随后迎来了以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政权，厄立特里亚游击队的活动并未停止，从那时起，厄立特里亚游击武装开始跟苏联扶植的埃塞俄比亚政权抗战。尽管他们有能力摧毁苏联供应的战争机器（以投入战场的米格战机和苏联将领为特色），但行事隐秘、思想独立的厄立特里亚人并没有从推行里根主义的美国那里，得到任何援助（罗纳德·里根总统计划为第三世界的反共产主义叛乱提供武器）。尽管如此，在各自战线上奋战的厄立特里亚、提格雷游击武装，1991年击败了门格斯图，厄立特里亚的坦克高唱凯歌，驶入了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因此，在厄立特里亚人的心目中，他们跟一个人口悬殊10倍的国家抗战了30年，赢得了胜利，而且没有得到任何超级大国或其他国家的支援。他们谁都不欠，他们对此反复强调，并且对国际舆论充满鄙夷。譬如一名出租车司机就向我发难：西方一心只关注南斯拉夫（Yugoslav）独裁者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的罪行，反观门格斯图，他的农业集体化政策毁掉的人命至少是前者的两倍，如今却流亡到津巴布韦（Zimbabwe）尽享奢华。

阿斯马拉市中心的一座纪念碑，正是这种自力更生、集体凝聚、为生存而奋斗的明确象征。这座纪念碑不是哪个人的雕像，甚至并非一个普通游击战士的形象，而是一双巨大的凉鞋——当地的提格里尼亚语称之为“希达”（sheda）。每一位厄立特里亚战士都穿这种凉鞋，这是厄立特里亚人用回收的橡胶轮胎制成的、沙漠戈壁战区的终极必需品。这一凉鞋纪念碑表明，在厄立特里亚人的心目中，跟埃塞俄比亚的长年抗战历史重如泰山，以至于在一个穆斯林、东正教基督徒各占一半的社会里，取代了宗教自身的力量。在这片非洲大陆，敌对群体之间越来越惯于利用伊斯兰教、基督教的身份认同来自我标举，有鉴于此，这一成就可谓令人钦佩。

战争纪念碑

经过一系列漫长的市民大会，厄立特里亚人1996年草拟了一部宪法，一位外国使节称其为“无可挑剔的宪法”。但1998年再次跟埃塞俄比亚爆发战争之后，这部宪法就从未实施过。据估计，1998—2000年间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战争致使1.9万名厄立特里亚人、6万名埃塞俄比亚人丧生。一辆辆坦克、一架架喷气战机在沙漠战场上轰鸣，让人联想起1967年、1973年的阿拉伯—以色列战争。美国出面斡旋，双方停火，并在联合国的主持下，针对存在争议的国界划定了目前的边境线。

被重新划定的边境线，红色是划给埃塞俄比亚的地区，绿色是划给厄立特里亚的地区

一向被西方记者、决策者精英所忽略的这种倔强顽固、社会自律，透过各种方式把厄立特里亚塑造成了最具民权精神的社会。但最近这场战争以来，这一点却让厄立特里亚成了欧洲、美国眼中的末流国家——而且理由充分。2001年，全国大选被无限期推迟（尽管在我访问期间，村一级的选举仍在自由、公平地开展）。但更令人不安的是，针对异见人士的广泛镇压：11位高官、9位记者、几名商人，以及在美国大使馆政治经济部门工作的两名厄立特里亚公民遭到逮捕，在没有被控告的情况下监禁至今。如今的厄立特里亚面临着非洲最严苛的新闻管制。此外，一场全国性的征兵动员运动迫使青年男女在军队及文职机关服务18个月。从原则上来看，这是个好办法，不过他们往往被长时间地逾期留用，而且无法确保何时能够获得自由。由于经济改革的步伐极其缓慢，加上近期的政治镇压，许多年轻人都默默地离开这个国家。在条件放宽之前，越来越愤愤不平的侨民也纷纷拒绝回国大举投资。

“我们要求的一点都不多，”一位别国的外交官向我吐露，“他们甚至都不需要举行全国大选。考虑到厄立特里亚的社会控制力，再加上人口也不多，他们只要能够实行类似中国的经济改革，就会跟新加坡一样，一夜繁荣起来。”不过，有几位外交官员也承认，这里的爱国情怀极强，他们感觉不到社会上对该政权有什么普遍的不满情绪，除了在阿斯马拉的一些城市精英中间。一个常住此地的外国人悄悄告诉我：“改变只会发生在最高层。我们明天一早醒来，发现伊萨亚斯（阿费沃基总统）已经不在我们身边了，这种情况也不无可能。”另一位外界“高人”跟我说，他还没有放弃阿费沃基总统，但如果说2003年依然没有进行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他就要把这位总统归入非洲其他莽夫强人的行列了。

我第一次采访伊萨亚斯·阿费沃基是在1986年厄立特里亚北部的一个山洞里，那时候还处于跟埃塞俄比亚的30年抗战期间。那次会面定于上午10点，刚好10点他走了进来，开口就说：“你想问我什么问题？”我俩第二次见面时，他丝毫未变，依旧很准时，讲话的口吻同样地直率、疏远，他为人腼腆，孤僻地过着简朴的生活——跟16年前如出一辙。我们听惯了许许多多阿拉伯、非洲政客嘴上的废话连篇、陈词滥调，反观伊萨亚斯，他跟我整整谈了两个多小时，言语之间迸出的只是一连串冷静的分析。他可能是非洲后殖民时期历史上最具才智的政治家。

伊萨亚斯·阿费沃基

“我们取得的所有成就靠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双手。但我们还没有把这种社会自律制度化，所以还是有可能陷入混乱。要记住，我们有九种语言族群、两大宗教。西方人花了几百年发展起来的政治制度，没有一个非洲国家能够成功复制。放眼整个非洲，要么面临着政治暴力，要么就是犯罪暴力。因此，我们不得不管控各种政党的组建，从而避免它们沦为宗教及民族分化的工具——免于重蹈‘象牙海岸’科特迪瓦（Ivory Coast）或尼日利亚的覆辙。”他接着说，中国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不像尼日利亚那样，自从重新迎来民主之后，已经有1万人死于社群暴动。他告诉我：“不要从道德角度，把那些邪教成员的权利，跟亲身体会到生活大幅改善的亿万中国人的权利，等同起来。”

至于他的红海近邻也门，阿费沃基称之为“一个部落林立的中世纪社会，正经历着向现代转型的漫长过程”。他指责这个自己公开支持的国家，正在推行一项“反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安全战略”。不过，对于近期将红海争议地区哈尼什群岛（Hanish Islands）划归也门的国际仲裁，他表示接受。他说，埃塞俄比亚可能会四分五裂，因为执掌权柄的少数族裔提格雷人把国内的几大民族（阿姆哈拉族、奥罗莫族，等等）割裂成了相互竞争的群体，而不是效法末代皇帝海尔·塞拉西，尝试铸造一座帝国大熔炉。

尽管阿费沃基的才智令人耳目一新，不以外交辞令搪塞虚应，但是跟他对谈几个小时，也会让人心生不安。他的朴素节俭、个人的高效以及廉洁不贪，让人隐约联想起门格斯图，俩人也都显得过于骄傲——尽管门格斯图是个杀人无数的刽子手，而阿费沃基仍有可能成为非洲最堪胜任的领袖之一。非洲之角的文明经常孕育出最敏锐的政治头脑，他们以冷酷的高效来对付政见、思想上的敌人——不是通过写文章、打笔战的方式，而是把对手投入监牢或杀掉。我在阿斯马拉不断听人说起，自从逮捕了那些在政见思想上挑战自己的人之后，这位总统已经把自己封闭起来了。

汤米·弗兰克斯（Tommy Franks）将军曾多次到访厄立特里亚，最近一次是在去年12月，跟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一道儿，与阿费沃基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这些会谈都非常棒，”阿费沃基跟我讲，“我的意思是说，他们都很坦率，双方都不必装模作样、曲意奉承。我认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观念。法国在吉布提的驻军一直都是带来稳定的因素，美国在此驻军，一定会锦上添花。你需要借助外部力量来维护这里的秩序。听起来我好像是个殖民主义者，但其实我只是实事求是罢了。”

阿费沃基基本满足了美国军方的任何要求：没有任何限制的军事基地，美军想炸谁，随时都可以。对于在马萨瓦修建一座拥有一条长长的喷气式飞机跑道的机场，虽然世界银行批评该项目的可行性，但据说阿费沃基告诉拉姆斯菲尔德：“美国空军想把任何机型降落到这儿，这条跑道都足以应付。”厄立特里亚还对马萨瓦、阿萨布两地的深水港设施引以为傲，从战略位置上说，两者正处于红海的咽喉之地。

阿费沃基的战略似乎如下。用他的话说，“非洲在社会、经济方面日趋边缘化，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都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他继续指出，尤其是埃塞俄比亚，随着奥罗莫人以及其他族裔要求分得更多的权力，它将从内部自我削弱。总统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身为提格雷人，已经把自己禁锢在为保全自身而设计的庞大安全体系之内。与此同时，在红海对岸的也门，石油和水资源正逐渐耗尽，而青年武装民兵的数量却与日俱增——阿拉伯世界这一重要地区的政治秩序将先受其害。反恐是美国永久性的战略优先事项，因此一个稳定且有序的厄立特里亚，将成为美国在这一日益不稳定的地区施展拳脚、援助以色列的绝佳基地。相应地，这将促使厄立特里亚迎来似乎适合自身的、新加坡模式的发展。

当我向他追问有关人权侵犯的问题时（拉姆斯菲尔德本人在两周前的会谈中，也尖锐地提出过这类问题），阿费沃基说道：“如果你们不予干涉，我们将会以不损害我们双边关系、不让你我难堪的方式，妥善处理这些问题。”他暗示说，有鉴于双方军事伙伴关系的背景，他极有可能满足美国对于人权问题的要求。但倘若美国国务院只是一味威吓，他就恕难从命了。

2002年12月，伊萨亚斯总统与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

我担心阿费沃基跟许多现实主义者一样，紧紧盯着那些可能让他的国家出乱子的方方面面，而非那些同时能够带来柳暗花明的东西——现实主义要想完完全全地做到实事求是，就得加入一点点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否则政策就会陷入僵化。这可能就是这位厄立特里亚领袖的症结所在。相比他在和平时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处于战时紧急状态的他，似乎更加如鱼得水。他可以精辟地分析已知的信息，但对于那些未知的状况，他往往失之于多疑妄想。他似乎并不了解这一点，即华盛顿的外交政策往往是美国国务院、国防部这两个部门，共同乐于接受的综合产物。因此，厄立特里亚在美国的形象问题，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国务院这一家。

跟埃塞俄比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战后（其中还包括非洲本土最出色的一场饥荒赈灾行动），厄立特里亚在未来的年月里，将决定是否能以同样辉煌的和平时期政策而受世人瞩目——实现政治与经济双重自由化的同时，避免出现非洲大陆其他地区如影随形的无政府状态——抑或是只能屈从于镇压迫害以及随之而来的萧条停滞，进而导致另一种形式的混乱。目前看来，到底何去何从，都握在阿费沃基总统手中。

本文作者 罗伯特·D.卡普兰（Robert D. Kaplan，1952— ）美国著名地缘政治专家，18本外交政策和游记类畅销书作者，两度被《外交政策》评为“全球100位顶尖思想者”之一。他的作品影响了克林顿和小布什两任美国总统的军事决策，《大西洋月刊》资深主笔、知名记者，现任欧亚集团高级顾问，曾任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和美国五角大楼国防政策委员会委员。

卡普兰游历了近70个国家和地区，对世界政治局势和地缘政治深有体会，擅长运用游记的写作手法处理新闻和政治议题，其作品兼具文学性与地缘政治分析的严肃性，他与塞缪尔·亨廷顿、保罗·肯尼迪和弗朗西斯·福山并称“被最广泛阅读的描绘后冷战世界的作家”。其代表作有《无政府时代的来临》《巴尔干两千年》《季风》《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世界的尽头》《东进鞑靼》《马可 ·波罗世界的回归》《荒野帝国》等。

译者 丁汀，汉语言文字学硕士，就职于北京语言大学孔子学院事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