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建立中国最早的乌托邦，勇于谋划反严嵩，为何被张居正视为仇敌|严嵩|乌托邦|何心隐|儒家|宣扬|张居正|明朝

泰州学派何心隐之死, 历来众说纷纭，封建统治阶级视何心隐为“妖逆”、“奸逆”、“大盗”, 将其逮捕, 遂死于湖广武昌狱中。

何心隐究竟因何而死?杀他者, 王之垣也, 后人为何常将他之死与张居正联系在一起?

他的死不仅让张居正饱受猜忌, 也间接引出了同学派耿定向与李贽著名的思想争锋。

一、思想上误入“歧途”

何心隐 (1517-1579) , 本姓梁, 名汝元, 字柱乾, 号夫山, 明代后期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人, 出身于“家世饶财”的大地主家族。

虽曾中群试第一, 成为举人, 但在接触到王艮学说之后便抛弃了科举之路, 拜颜均为师, 正式成为泰州学派的一员。

何心隐的思想主张源自儒家, 他将“仁”作为最高道德标准, 进一步推崇和发展儒家思想, 提出了“无有不亲”、“无有不尊”的思想。

他把“仁义”看成人所固有的本质,为了提高“仁”的地位, 何心隐从唯心论出发, 进一步把“仁”当作世界的本源, 万物的主宰。

实际上, 何心隐将儒家的道德观念“仁”描绘成能够支配一切的、最高的、永恒的精神实体, 只不过是为了迎合统治阶级利用反动的“仁政”欺压和削剥人民的政治需要。

何心隐的这种思想是一种唯心主义的道德论, 掩盖了“仁义”的阶级属性, 是在封建社会没落之期用来巩固和加强封建制度、挽救封建统治的续命汤药。

何心隐还提出了“寡欲”以及“育欲”的思想主张。“性而味, 性而色, 性而声, 性而安佚, 性也。”他认为人不能没有欲望, 美味、美色、美的音乐、舒服安逸, 都是人们所喜爱的, 这些就是人的本性。

但他又说“乘乎其欲者也。而命则为之御焉。”这就是说, 人性好比一辆车子, 拉车的是“欲”, 驾驭车子的是“命”。“命以父子, 命以君臣, 命以贤者, 命以天道, 命也, 御乎其欲者也。”

在何心隐看来, 所谓“命”, 是君臣、父子之“命”, 是“天命”, 人的欲望是不能违背“天命”, 不能违背君臣、父子一类的“天道”。

他把三纲五常之“命”, 把“天道”之命, 当作人欲的主宰, 并从此出发, 提出“寡欲”的主张, “凡欲所欲而若有所发, 发以中也”, “凡欲所欲而若有所节, 节而和也”, 即根据“中和”的一套封建道德标准来控制自己的物质欲望。

此外, 何心隐要人们通过“育欲”这种道德修养途径, “寡”自己的“欲”, 使之合乎君臣、父子及天道之“命”。“昔公刘虽欲货, 然欲与百姓同欲, 比笃前烈, 以育欲也。太王虽欲色, 亦欲与百姓同欲, 以基王绩, 以育欲也。”

究其实质, 何心隐的“寡欲以至命”以及“育欲”主张仍然是以维护封建道德的“存天理、灭人欲”。

这也就说明了何心隐的思想主张始终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 反映了地主阶级在宋明道学受到冲击之后对于思想统治、思想蒙蔽手段的变换。

此外, 何心隐也根据泰州学派重视宗族制度的普遍主张, 开展了一项“聚和合族”的工作。他在永丰县组织的梁姓宗族“聚和堂”, 除了负责收缴“丁粮”以减轻同族的赋税压力、保持大家的和睦之外, 还集中宗族子弟进行教育以摒除“私念”, 受教育者吃、住等由宗族集体负担。

但值得注意的是, 由聚和堂代替“里甲”征收丁粮的做法实际上只不过是层层分摊, 并没有减少基层劳动百姓的赋税, 而所谓的乡学教育也是需要学生家长自行缴纳伙食费的, 故无论是率养一人, 还是率教一人, 都并非是基于道德观念或“人道主义”。

探其根本, 何心隐只是妄想通过办乡学、代完租税等方式营造出一种所谓的“相亲相爱的家庭关系”, 借此模糊阶级界限, 对人民进行封建文化的教育, 从而保证封建王朝的税收。

实际上, 何心隐所建立的率教、率养、辅教、辅养制度代表的还是封建的族权统治, 他企图通过加强宗法统治达到巩固封建制度的目的。

很显然, 何心隐的这些思想主张是不具有进步意义的。因此, 在思想和行动上皆与当时那些道学家们形成鲜明对立的何心隐是树敌众多, 被视为“异端”, 不容于社会的。

二、“讲学”触发杀机

张居正作为明代中叶尊法反儒的地主阶级革新派, 他继承了先秦法家“法后王”的思想, 为了挽救明王朝的危机, 曾经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进行过一些改革, 例如加强边防, 裁撤冗官冗员, 治理黄河, 清丈全国土地, 实行“一条鞭”法的赋役制度等。

主张变法革新的张居正显然与奉儒家思想为尊的泰州学派是有矛盾冲突的, 史载:张居正曾读过王艮一份《上世庙书》, 对人说:“世多称王心斋, 此书数千言, 单言孝弟, 何迂阔也!”所谓“迂阔”, 意为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可见, 他对于泰州学派诸人一味只知空谈其实早有不满。故他在总结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历史经验之后, 下令禁止儒家私人讲学, 不许儒生进出官府衙门参预政事, 正是要排除他们对革新活动的干扰。

而张居正与何心隐的相识始于1560年 (嘉靖三十九年) 。当时, 何心隐随程学颜入京结识御史耿定向, 才因此认识了当时官国子监司业的张居正。

在显灵宫的一次讲学活动中, 何心隐对张居正的观点有所不满, 一开始只表示“唯唯”, 后来竟嘲讽道:“公居太学, 知《大学》之道吗?”而张居正装作没有听见, 只注视何心隐说:“你意时时欲飞, 却飞不起也。”

此次矛盾的激发致使二人不欢而散, 暗示了二人思想上的严重对立, 这也就为何心隐之死埋下了伏笔。

对于这一点, 何心隐自身是有所意识的, 甚至对耿定向预言:“张公必官首相, 必首毒讲学, 必首毒元。”但他并未就此停下讲学的步伐。

张居正认为只要体认经书, 就是讲明学问了, 没必要搞什么讲学活动, 尤其是特别强调反对“别标门户, 聚党空谈”, 要求明王朝明令禁止“别创书院”以及“群聚徒党”这一类的讲学活动, 违反者“许各抚案衙门访拿解发”。

因此, 何心隐在1576年 (万历四年) 就开始以“盗犯”的罪名受到湖广巡抚陈瑞的缉拿。

张居正所反对的, 正是何心隐所力争的。何心隐对此发表了激烈的反对意见:“首相以条陈学政, 有不胜其可谏于谏者。今且不能历历指, 惟指其首陈首条, 遽然以‘体认经书便是讲明学问’, 何其粗疏于讲学, 以隐毒于讲学者耶?且讲学者未必不‘体认经书’者也, 而‘体认经书’, 岂足以尽讲学者乎?”

他在1578年 (万历六年) 抛出长达万言的《原学原讲》, 不仅在文中对讲学活动作了详细的历史考订, 大陈其裨益, 还针对张居正禁止儒家私自讲学的政令, 称其为“隐毒”, 叫嚷“必学必讲”, 声称要带着这篇万言书, “诣阙鸣之于朝廷, 以鸣于天下”。

其实何心隐与张居正同属地主阶级, 且他们一生都致力于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 只不过是他们在解决社会矛盾上的主张形式上有所不同, 因而被分成了两派:一派着重加强封建伦理道德教育, 坚决要求开放讲学, 反映了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要求;一派着重进行社会政治或经济的改革, 坚决禁止讲学, 反映了对泰州学派空谈性理道德的不满, 也出于封建统治集团加强对意识形态和社会舆论控制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