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大战耳熟能详，但有些小仗死伤万人也应该被人知道|日伪军

说起抗日战争，大家脑子里可能就那么几个镜头：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历史书上那几个大字眼显得特别亮。其实，除了这些耳熟能详的大战，八路军那时候几乎天天都在和敌人打小摩擦。这些战斗，虽然名字可能没那么响亮，规模也不大，打个四五个鬼子，斗斗十几个伪军什么的，听着可能都觉得不值一提。

但你得知道，《八路军表册》里头记录的，八路军在抗战期间的作战次数竟然高达99847次。这数字，不是打酱油的，每一次都是真刀真枪的交锋。可能还有些小仗没被记录下来。你想想，这么多小战斗累积起来的战果，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确实，这么多战斗，就算是特别关注抗战历史的朋友，恐怕也没几个能说出其中百分之一的战斗来。很多战斗的名字，可能连听都没听过一次。不过，这并不影响咱们继续讲这些故事。每讲一次，就可能有更多人知道我们先辈们是怎样一点一滴堆砌起抗日的胜利的。这些故事不像电视剧那样戏剧化，也不像某些人那样戴着色眼镜看，它们是真实的，是用无数先辈的生命和鲜血铸就的。

1944年2月，在河北省安平县的小张庄，一场虽小却意义重大的突围战打响了。主角是安平县大队的第1小队。可能有些朋友对“县大队”这名词不太熟，其实这在抗日战争中是挺常见的编制。八路军作战体系中，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是三驾马车。县大队和区小队，这些都算地方军，有游击战的特点，活动范围一般限定在一定区域，有自己的建制和指挥系统。

这些地方部队不仅得抗敌扫荡，保护老百姓，有时候还得负责大的军事行动。安平县大队就是这种队伍，成立于抗战全面爆发后不久。这帮人在抗战中时不时地支援主力军，有时候也独立作战，给日伪军添了不少堵。

特别是1942年的五一大扫荡后，冀中的战况可谓惨烈。好多战士和干部被打散了。王东沧，原是七分区独立营的副营长，大扫荡中被冲散后，他回到家乡，重新找到组织，没过多久就被任命为安平县大队队长，继续抗日。

王东沧这人在安平县大队可是个传奇。他1911年出生于河北省安平县前子文村，从小就练武，后来还在天津当过学徒。九一八事变之后，王东沧看不下去日军的胡作非为，就投身到国军第32军，希望能为国家出力。不过后来发现国军里面腐败太严重，不是他想要的那种生活，于是就离开了。

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来到冀中，王东沧抓住机会参加了农会干部训练班，很快就入了党，并开始组建四区游击队。到了1939年，安平县大队在和日伪军的战斗中损失惨重，为了重整旗鼓，二、四区的小队合并重建了县大队，王东沧就在这时候被提拔为大队长。因为屡次在战斗中立功，他后来被调到独立营当副营长，还去了抗三团深造一番。不过，在五一反扫荡中，王东沧被冲散，之后他又找回组织，重新回到安平，继续担任县大队队长。

在五一大扫荡之后的那段艰难岁月里，冀中平原的每个角落都布满了日军的碉楼和封锁沟，情况紧张得很。王东沧那时候领着安平县大队，晚上聚集白天散开，用地道战、麻雀战、游击战等一系列战术，把日军和伪军搞得焦头烂额。

到了1944年初，王东沧又带着部队在安平到深泽公路西边对日伪军进行了新一轮的打击。这次他领导的是县大队第1小队，用的是绕圈战术。他们从徐昭村过滹沱河，通过任庄，跟县大队第2小队以及第1、2、5区小队会合。不过，当他们通过任庄的时候，有敌特把他们的动向报告给了附近的崔岭据点。

崔岭的日军和伪军组成了一个约300人的攻击群，武装到牙齿，包括100多名日军、6挺机枪、2门小炮，还有一个中队的伪军和30余名伪警。同时，辛营桥的另外两个伪军小队也从滹沱河北岸向西活动，形成三面夹击的态势，目的明确就是要把王东沧他们赶到滹沱河北岸，一网打尽。

县大队第1小队只有43人，与这样的兵力对抗显然不现实。王东沧果断命令部队迅速转移到滹沱河南岸。在撤退过程中，他们与日伪军发生了交火。战斗一边进行，一边向河岸撤退，但当他们到达河岸时，发现需要的渡船还停留在河的南岸。

当时，一场大雪纷飞的冬日，河岸边结了一层不算厚的冰，但河中央仍水流湍急。紧急关头，一个名叫李老汉的村民出现了，他不顾一切跳上一块浮冰，成功地抵达了南岸，并迅速拉过一只渡船。这时，队伍开始分批掩护着渡过河流。

本来计划是渡过河后从安平城西北绕到东北，可是没走几步，就得知日军已经在安平城附近布下了伏击圈。幸好，我们这支队伍对伏击战并不陌生。队长在意识到可能落入陷阱时，立即命令部队掉头往南走。然而，往南不久，突然与一支日军的汽车队不期而遇，这才知道情况比预想的还要复杂。为了避免直接冲突，部队再次转向西行，又碰到了日军骑兵部队。

面对日伪军从四面八方逼近，敌人的总兵力已经是我们的15倍。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在野外开阔地与敌人正面冲突无疑是自寻死路。因此，决定带领第1小队迅速撤退到小张庄。这个村子以前我们来过不少次，村民大多支持革命，村里也有不少适合防御的高大四合院。

一到小张庄，我们迅速开始在村西的几个四合院进行防御布置，将它们打通，形成了一个连贯的防御阵地。日军见我们撤入村中，以为有机会一举将我们歼灭，于是趁我们防线尚未完全稳固前，鼓足勇气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的只有40多人，防守力量虽然弱，但凭借地形和村民的支持，我们有信心至少能暂时抵挡住敌人的冲击。

到了1944年初冬，虽然日军的兵力和战斗力已经不如前，但他们打仗的凶狠程度一点没减。安平县大队虽然只是地方部队，但那里聚集的可都是老油子，一群战经验丰富的硬汉子。

一开场，日军步兵就乱哄哄的冲上来，状况一塌糊涂。我方指挥官灵机一动，派出狙击手先干掉那些乱成一团、容易命中的日军。当敌人挨近的时候，我们的战士用密集的枪火和手榴弹迎头痛击，第一波日军攻势就这么被打退了。

日军没吃一点亏不罢休，调整战术，不再傻乎乎地在开阔地带冲锋，而是改打东侧和北侧，利用建筑物做掩护，用机枪压制。但我们的战士又是一顿手榴弹，成功地挡住了日军的第二次冲击。

交手几回后，日军指挥官开始放话诱降，说什么不投降就死，投降有好处。这种把戏对我们这些打到现在的老兵来说，根本不吃这一套。实际上，日军真正的计划是等毒气弹到手。毒气弹一到，他们就对我们的防守点放了毒气。

面对毒气攻击，我们虽然没防毒面具，但因为日军在这片经常用毒气，我们的战士早就练就了一套应对方法：用浸湿的毛巾和大蒜自制防护，这种土办法竟然也挺管用。

尽管日军在武器配置上有所下降，主要依赖迫击炮和掷弹筒这类火力支持，但他们仍然借助毒气弹的恐怖优势，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势。然而，他们连续的攻击还是被我方战士们顽强地挡了下来。这足以说明，即使在毒气弹的辅助下，日军的战斗力也已大不如前。

特别是在装备方面的下降，导致即便是对我军阵地进行了猛烈的炮火轰击，仍未能摧毁我方的抵抗。这种情况下，我军一直到黄昏都未使用机枪进行还击，部分原因是为了节省弹药，但更重要的是，日军的攻势并未形成实质性威胁，而且机枪需要留作晚上可能的突围行动。

根据八路军在冀中的作战经验，我们尽量避免在野外被敌人合围，而是依托村庄进行防守，利用白天的时间抵挡敌人的进攻。到了夜晚，突围成为必须考虑的战略，因为若是被困至第二天，不仅弹药难以支撑继续战斗，敌人的兵力还会更加庞大，局势将更加不利。

在敌军的重重包围下，选择突围虽然困难重重，但若不突围，则无异于等待灭亡。利用夜色和地形的熟悉，我军开始策划突围。最初的尝试是在院子东北角挖了一个洞，希望从这里向东北方向突围。但这个方向的敌军火力强大，密集的枪林弹雨让初步的突围尝试宣告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战略的调整和灵活应对成了我们生存下去的唯一选择。

后来，在一片混战中，我们的部队尝试从磨棚的后墙打开一个缺口，企图从那里突围。可是，刚刚冲出几步，就遇到了敌人点燃的几大堆火，光芒四射，将夜色中的一切映得通明。环境变得极其不利，不得不再次转向，寻找新的突围机会。

这次日伪军的布防极为严密，部队几乎还没怎么冲出去，便与敌人激烈交火。幸亏有夜色做掩护，我们多次通过迂回移动，使得敌人难以完全锁定我们的位置。这些场景，其实在后来的《亮剑》剧中都有所体现，不过电视剧毕竟是戏，与当时的残酷战况还是有所差距。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尽量减少目标，提高突围的成功率，大队长王东沧和指导员辛志彬决定分别带队行动。指挥官在突围行动中处于最危险的位置，这是大家都清楚的。不幸的是，在突围过程中，王东沧和辛志彬都英勇牺牲，与他们一起牺牲的还有7名战士，分别是穆玉法、高东来、张振起、靳东来、宋清海、韩振芳、苏顺起。此外，还有11名战士受伤，这些伤员和其他战士在小队长陆占山的带领下得以安全转移。

尽管代价惨重，但战斗的结果也让敌人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单是安平县城的日军就有20人被击毙，包括2名小队长，还有1名中队长被击伤。加上其他区域的日伪军，整个战斗中敌人的伤亡人数达到七八十人。

在1944年初的小张庄突围战中，尽管我军县大队付出了沉重的牺牲，包括大队长王东沧的壮烈牺牲，但在面对敌人兵力的15倍压迫下，我军不仅大量杀伤了日伪军，还成功突围，这本身就是对双方战斗力差异的生动证明。

到了1944年9月，安平县的局势已大为改观，除了辛营岗楼外，其余地区均已被我军攻克或迫使敌军撤退。随后到了10月，县大队和区小队与第36地区队协作，再次攻入了安平县城。到了1945年5月，包括三个地区队以及县大队和区小队在内的八路军部队，围困了安平县城。直到5月24日，当地的日伪残军在深县日伪军的接应下，最终弃城逃离，标志着安平县的完全解放。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安平县共有8689人加入八路军及地方抗日队伍，其中2269人在抗战中牺牲，包括447人在本县牺牲，其余人员则在外县战斗中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