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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国展来稿观察:问题与思考

□作者:解小青

【编者按:本文摘自解小青教授《关于全国第十三届书法篆刻展览的思考》一文,题目为编者所加。作者系第十三届国展学术·媒体观察员,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参与国展,既是感悟、体验书法魅力的机会,也是竞胜、竞技的舞台,有其标准与规则。从评审中淘汰的作品可以看出,存在的最主要问题还是创作者的综合艺术素养不足。在评审的审读环节中,有些艺术表现比较出彩的作品惨遭淘汰,令人惋惜。究其原因,入“古”不深,则“法”不严谨。譬如篆隶字法谬写生造、抄录版本不究出处、繁简转化出现混用等等,字法、写法、文法等皆有各种硬伤。对此,我们平时要多看前人书迹,溯其本源,字字查证,找到行之有效的医俗解药;否则笔头功夫再好,也终难摆脱俗气与习气。从本届国展投稿作品看,聚焦以下突出问题,需我们深入思考:

首先,创作者的综合艺术素养问题。一幅作品,文辞内容、落款语言、钤印位置、印章风格等,要严丝合缝,高度匹配。这,本身就是书法文化!理论研究是学问,书法创作也是学问,需要作者具备长期培养的综合艺术素养。本届投稿作者在幅式、用纸、装饰、色彩、用印、多种书体的题跋等等方面费了很多心思,包括印屏的制作,由于尺幅有限且形式相对单调,于是在题签、印屏图案等方面煞费苦心。作品也好,印屏也好,关键是折腾了半天,反而显得气格小、新变少,作品感还不突出。作品感的体现,不是靠外在装饰,而是需要作品本身从正文、落款到印章,整个艺术语言的一套完美组合。落款高级的,能赋予整幅作品锦上添花的点睛之妙,相反也会直接毁掉一幅作品。这种能力的养成,需要创作经验的长期锤炼。

落款出现普遍问题,根本原因,与平时看前人作品太少有关,自己想变化又脑子空空,所以出现各种自认为“完满”但画蛇添足的失误。例举几个本届作品落款上的常见误区:如纪年重复,“岁在甲辰年”,有“岁在”不必加“年”,有“年”则不用“岁在”;再如,“录”与“书”重复,“录某文”后加某某(作者姓名)“书”;再如,自加跋文,文不对题,抄某古人诗文后,跋文对此古人进行人物简介式介绍,再者内容为楷书千余字长文,款称“一挥”、“甚惬意”之类;再如,印章印文重复,用了“颜真卿印”又用“真卿”;再如,字体选择不当,正文用隶书,款文却用篆书;正文用楷书、行草,款文却用篆隶等等。以上例举虽多非硬伤,但却不合书仪。

优秀的书法作品,不是简单将固定的诗文反复书写操练,在书写文本问题上,也直接反映出创作者的综合艺术素养。本届国展投稿作品中很多抄录的诗文跋语集中出自苏轼,有的则是选抄与当代现实距离遥远的生僻古文,选择文本内容的单调与局限,可以窥见作者平时的读书面较窄。一幅优秀的书法作品或一方精美的印章,传达出的艺术信息应该是深刻隽永的内涵美,应该具有很强的文化根性。

其次,从取法看格调之高低与审美之雅俗的问题。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取法渊源,直接关系着书法格调之高低与审美之雅俗。重技法轻取法的“无土栽培”现象,只摹古人之迹而不知古人之根,或者把好奇心关注点放在一些荒僻的取法上而偏离了书法本体的正脉本源,没有高古汲法自然导致根柢不正。这个问题不仅在本届投稿作品中有所反映,同时也是当下学书过程中亟待厘清的一个现实问题。

从本届投稿作品中发现,有些年轻作者还处于追摹各帖的“集字”阶段,其取法的书家或书作一眼就能被“看”出来,这本身已经反映出书写者的取法停留在表面。萃古人之精华,要能体而化之,非合而集之。每一幅作品的情境不同,要能在“我注六经”的基础上“六经注我”,六经皆是我心的注脚。打个比喻,眼球可以做得逼真,但是视力却不能移植;只集字不消化,即使铢而较、寸而合,笔下的字也难以“复明”。长期沉溺于追摹古人,会在简单模仿的惰性中渐渐消磨,一旦创作,便会出现书写造作、形式浅薄、手法苍白等等各种杂症。从本届投稿作品较多的行书看,取法宋以后的居多,尤其集中于米芾、苏轼、何绍基、赵之谦诸家,取法晋唐的也有,但所学格调不高。取法高古,循以正脉,既要有娴熟的技法,更要有对创作理路的审时度势,才能提炼出更加深刻的表现能力,才有可能在大量的实践中慢慢锤炼出属于自己的笔墨语系。

再次,从扎堆现象看对古代经典的深刻诠释问题。近年全国性书法篆刻展中,赵之谦一直受到追踵。赵之谦前承邓石如,后启吴昌硕、齐白石诸家,可谓艺术全才。本届亦多见效其小篆、魏楷及行书者。如何在扎堆现象中跳脱出来?就以学习赵之谦为例,需要创作者置身历史情境,从赵之谦作品与论述入手,提升对于赵之谦艺术感知的敏锐度,而不是藉由近年来的获奖作品或者取法当代这类还在探索过程中的作品。赵之谦在书法史上是成功的“变法”巨匠,魏碑写楷、魏碑入行等新路,皆始于赵之谦,但天不假年,为后世发祕留下伏笔。以赵之谦篆书来说,初受邓石如、胡澍影响,但不为所囿;秦汉碑碣文字、汉镜灯泉款识,师而化之;又由篆通于缪篆,实践于“书从印入,印从书出”。赵之谦篆书多以隶法为之,是其优也有其弊,正如他评邓石如所言“山人八分已到汉人地位;篆亦是汉,不能逼秦相也。”赵之谦本人的篆书也显飘逸过之、朴厚不足。再以其行书论,赵之谦认为南唐二王拓本“笔笔皆同汉隶”,自然能挽住古意;但若失去隶意古趣,即使号称“二王”亦不足为贵。他在《章安杂说》中写道:“八千万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甚足惜也。此论实千载万世莫敢出口者,姑妄言之。”由此可以理解赵之谦行草的篆隶气质。吴昌硕曾言赵之谦“书画往往粗枝大叶,而金石之字考究极精。”后人往往对其“粗枝大叶”的东西格外珍视,而对“考究极精”的文字功夫却常常忽略。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追摹古人书风,要循此渐入,不仅可以救正自学之弊,而且有助于深刻理解古人的深度、厚度以及创变的可为性。真正的艺术出新,不是重复古人,更不是稀释古人,而是要在此基础上的超越。

国展的组织,可以说是一项巨大“工程”,评审体现的也只能是有限范围内艺术水准的相对高度而不是绝对极限,肯定有其缺憾之处和改进余地。本届国展的举办,为带着“问题意识”、深入剖析当代书法发展的“时代性”以及面临挑战提供了发力点。身处多种传播媒介交融作用的“全媒体”时代,书写或与书写有关的行为,常常会演变为受到社会关注、讨论的热点事件。展览机制与公共艺术空间的综合效应,更需要我们对于引导大众审美、探索书法发展做出理性思考。追溯书法正脉本源、转化融合传统审美、书写时代正大气象,置身历史与时代的维度中,以深扎传统之古,成就和创造时代之新,真正做到守正创新、与古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