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他们能否创造价值？
一般认为，流通领域不创造剩余价值。
因为说，如果是等价交换，那么只是价值的形式发生变化，价值量还是恒定的，不可能创生剩余价值；
如果是不等价交换，那么对买卖双方来说，一方所得，就是一方所失，在流通过程中，买卖双方的价值总量，仍然没有增加。
那就是说，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他们的日常工作，是不创造价值的？
然而答案恰恰相反。
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的很清楚——
物质资料生产， 是指劳动者按照预期目的， 运用劳动资料加工于劳动对象， 改变劳动对象的形状、性质或地理位置， 使它适合人们需要的过程。
如果按照这个理论，则——
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作为“劳动者”，运用他们的“劳动资料”，也就是叉车、电动车、保温箱之类，改变了“劳动对象”，也就是快递和外卖的“地理位置”，让这些“物质资料”，能够“适合人们需要”。
这样一个“过程”，当然是“生产”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快递和外卖小哥，也参与了创造剩余价值。
拿某一个快递或者外卖平台来说吧，后台的利益相关方，就相当于是一个“虚拟资本家”，通过增加派单强度和延长服务时间，提取小哥的“绝对剩余价值”；而通过改进算法、升级交通工具，以此提高派送效率，来提取小哥的“相对剩余价值”。
总之，小哥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资方通过购买小哥的“劳动力”，之后消耗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创造出了比劳动力价值本身更高的价值，这就是“剩余价值”。
所以很多人指责外卖小哥闯红灯，横冲直撞不守交规，但其实，这是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和道德水准而改变的。
因为《资本论》指出，商品价值量的唯一尺度，就是生产它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当前正常的生产条件下，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而消耗的平均劳动时间。
那么好了，在算法的控制下，各个平台就必须就争分夺秒，全力压缩送单时间，才能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下，抢出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量来。大家你追我赶，实际上，就把这个“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平均劳动强度”，拉到了必须要靠抢红灯、不守交规，才能追平，乃至盈利的程度。
当然了，单凭快递和外卖小哥，是不能单独创造出剩余价值的，还要配合其他的劳动者，改变劳动对象的“形状”、“性质”，比如厨师把菜炒熟、伐木工人砍树等等，这些劳动者把“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整个链条上的“劳动力价值”共同作用，才能真正创造价值。
而按照《资本论》的观点，劳动力价值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维持劳动者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比如小哥日常要吃饭、喝水、睡眠等等，这些都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
第二、劳动者接受教育和训练所支出的费用，这个就更好理解了，现在你要读16年的书，才能本科毕业，勉强敢去招聘会投个简历，而录取之后，员工一般都要经过培训才能上岗。
第三、劳动者繁衍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关于第三点，通俗来说，就是“生孩子”也是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
您还别不信，因为马克思说的很清楚——
劳动力的价值， 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
您瞅准喽——
要“生产劳动力”、“延续劳动力”，当然就包括，劳动者繁衍后代所必需的物质条件，比如奶粉、尿不湿、医疗条件等等；
要“发展劳动力”、“维持劳动力”，当然就包括劳动者对于下一代培育，比如教育、教培、娱乐等等所需的物质条件。在中国，只要你肯读书，即使到了博士，一般来说，主要也是靠家人供养。
所以说，生孩子也是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
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者不生或者少生孩子，很有可能，也是资本在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一个很自然就会产生的结果。
因为在相同产出的情况下，当然是成本越低，利润就越丰厚。资本家向劳动者购买劳动力，付出的价值量越低，同等产出之下，所能提取的剩余价值，自然也就越高。
那么如前所述，劳动力价值的三个方面，哪一个更好压缩成本呢？
第一个方面，也就是劳动者自身的衣食住行，这个可压缩空间不大，某些情况下，不但不能压缩，还要让劳动者吃好一点、睡得舒服一点，才能负担起足够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
第二个方面，劳动者的教育和培训，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个成本非但不能压缩，还会越来越长，与之对应的，效率也要求越来越高。
比如农业社会同吃同住、情同父子的古典“学徒制”，在工业社会，一定是没有市场的，因为成材太慢了。教育以知识灌输为主，强调服从、强调效率，大学提倡细分专业的专才教育，这是后发资本主义国家：普鲁士首创的，一段时间以来，曾经是教育界的主流。
即使在今天的德国，联邦共16个州里，有15个州在初等教育阶段，也就是小学四年级，就进入定向教育阶段（也称为适应阶段），此时只有10岁左右的儿童，就要为职业生涯中第一次“职普分流”做准备了。
自2010年起，德国就在高等教育阶段推行“博洛尼亚进程”，简单说，就是缩短学制，本科修业年限3—4年，硕士为2年，博士由原来的5年压缩至3—4年，大力发展专科层次（2—3年制）的职业教育，总之就是尽量缩短劳动者的培训时间，提高成材效率，以此降低劳动力的价值成本。
那么答案就出来了，可以承受大幅度压缩的，就只有劳动力价值的第三个方面：繁衍后代。
在一个阶段之内，让劳动者少生乃至不生孩子，不影响当前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还会降低劳动力的价值成本，甚至说，因为少了下一代的牵绊，更有利于资本家提取劳动者的“绝对剩余价值”。
这一点，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初期，表现尤其明显。比如同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在1950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6.4、6.7、4.4；经过了几十年狂飙突进的发展，到1980年，总和生育率早已断崖下滑，分别是：1.7、2.2、1.8。
今天绞尽脑汁鼓励生育的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其实是动用国家力量，来全力抑制生育的。在人工流产最高峰的1953年，日本全国共打胎107万件。这个数字，是当年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数量的三倍还要多，资本戕害起日本国民来，真是一点儿也不手软。
到2005年，全日本一共才出生106万人，还没有当年打的胎多。
当然了，这里有个前提，就是“在一个阶段之内”，你不能一直不生，否则没有新生劳动力了，也会影响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
所以在度过一个阶段之后，很多国家又会改为鼓励生育，比如德国、俄罗斯、日本等等，都是拿出真金白银来补贴生育的。
您说了，我不生孩子，不让下一代受剥削，不成吗？
这样的话，首当其冲受伤害的，不是资本家，而是存量劳动者自己。
因为资本要逐利，当劳动者不足的情况下，当然会想方设法搞技术革新，提高劳动效率，但同时，也会进一步压榨存量劳动者——换句话说就是，缺口让谁补？不还是在职职工。
举个例子来说，人类几千年来都是“养儿防老”，世界上为什么要有社保呢？广义上来说，还是因为劳动力价值的第一个方面，即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有所不足，造成劳动者老无所养。
这个缺口，资本家不会替工人补足，于是就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社保系统。它最早是由德意志铁血首相俾斯麦搭建起来的。
当然了，最早的社保资金池，不可能让俾斯麦自掏腰包，而是全体存量劳动者每人额外出一份钱，“共济”生成的。
可想而知，如果因为大家不生育，造成劳动力不足，社会资源短缺了，那么就会像当年俾斯麦额外再收一份社保钱那样，把缺口转嫁到广大存量劳动者身上。
当然了，有些移民国家，可以靠外来移民顶缸，但是，那些非移民国家呢？
在这些国家里，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因为供不应求，总有一天，生孩子的回报，会大大高于其价值基准线，即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可能到了那个时候，你不生育，总会有其他“勇夫”来生育，而由此得到的价值回报，自然不是资本家来给，而是由全体存量劳动者负担——换句话说，要么是你亲自养孩子，要么是你通过整个社会的价值流通体系，替别人养孩子。
说了这么多，其实都是资本产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单个的资本家或者单个的外卖小哥，他们的个人素质和道德水平没有关系，很多情况下，社会发展也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那么元芳，你怎么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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