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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的东亚政策来说，1950 年上半年所以重要，还因为在这一期间兴起了令美国决策者谈虎色变的麦卡锡主义浪潮。
1、《美亚杂志》事件
麦卡锡主义的最初根源，可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统治阶层及其影响下的很大一部分美国公众相信，战后将出现一个按照美国意愿塑造的世界。
然而，现实却是苏联与美国对抗并控制东欧，许多国家的亲美政府受到共产党的有力冲击，中国走向全面内战。这种所谓“赢得战争，丧失和平”的局面引起了强烈的幻灭感。
接着，杜鲁门政府实行遏制政策。这种政策不是要一劳永逸地打倒苏联权势，而是在长期共存的前提下，警觉和耐心地阻止苏联扩展势力，直至苏联政权瓦解或软化。这意味着美国将长久地承受美苏对峙造成的物质和精神负担，这是与它先前要么在军事与政治上孤身自处，要么迅速解决外部威胁、然后回到“正常状态”的民族经验相反的。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一样，遏制政策令许多美国人沮丧。在这些对世界政府缺乏理解的人看来，美国所处的极不顺心的境况，很可能是某种阴谋活动的结果。
杜鲁门政府为他们揭示了搜寻阴谋活动的方向，尽管这出其意料之外。
1945年初夏，行政当局制造了轰动一时的“《美亚杂志》事件”，从而给人一个印象：最危险的敌人在政府内部。“院外援华集团”趁机煽风点火，加上这年11月赫尔利辞职时，攻击一批职业外交官亲共，阴谋论开始逐渐流行起来。
接着，加拿大政府宣布逮捕一批为苏联窃取原子弹秘密情报的科学家和其他人员，并表示美国存在着类似的间谍网，这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国内对“共产党颠覆和破坏活动”的惊恐。
为了防止共和党人利用这种心理大做党派政治文章，杜鲁门抢先一步，于1946年11月设立审议政府雇员忠诚问题的总统委员会，4个月后，又下令对行政机构一切文职雇员进行忠诚调查，这就导致国内反动迫害浪潮越演越烈，而行政当局本身势必受到强烈的冲击。
2、麦卡锡事件
1948年起，共和党为党派政治利益所驱使，在“国内安全”问题上与行政当局公开对立。在该党打手“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策划下，几名前共产党员指控某些前政府官员(地位最高的是阿尔杰·希某斯，曾任国务院特别政治科科长、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首席顾问等职)向共产党提供政府机密。
共和党穷追不放，借题发挥，使得民主党政府异常难堪。
中国内战结局引起的强烈震动，为麦卡锡主义的兴起准备了最后一个基本条件。
威廉·曼彻斯特评述说：
国民党垮台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点对知事识理的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美国公众却迷惑不解……美国外交家在欧洲的一切成就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和北约——似乎一下子被亚洲的这场灾难取消了。一个宽厚的、感激美国慷慨并以友好报答友好的中国，已经被一个看来决意吞噬一切的红色巨魔取代。
“遭受严重挫折的民族要寻找替罪羊。1870、1914和1940年时，溃退中的法国人吼叫“我们当中有卖国贼！半世纪交替时的美国人并非不受这种冲动的影响……于是，亚洲大陆上的一个天翻地覆的事件，成了大萧条以来最激动人心的美国国内政治问题。”
替罪羊就是美国政府中的所谓共产党人及共产党同路人，就是据称在他们的支配或影响下制定的美国对华政策。在麦卡锡登台表演的前一年里，国会“中国帮”和共和党的一些头面人物纷纷叫嚷国务院中的“亲共分子”(甚至包括艾奇逊本人)，正在“帮助共产主义征服中国”，“阴谋出卖国民政府”，“替斯大林效劳”。
曼彻斯特所说的冲动已接近歇斯底里的程度。
1950年2月9日，美国历史上最有才能的煽动家、最有把握最迅速地深入美国人心中阴暗角落的政客约瑟夫·麦卡锡应运而起。
麦卡锡主义本质上，是对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的阴险攻击。
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判断错误，低估了意识形态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并因而低估了共产主义有生命力的影响，未能察觉社会上的不可调和的冲突，过分依赖折衷方法的功效，相应地无法看到必需使用武力，把不干涉主义上升为过于自信的原则，及倾向于用美国的语言来理则吹嘘麦卡锡的材料有许多是他提供的。
一个由麦卡锡、国会“中国帮”和“院外援华集团”组成的联盟，简直成了美国政治中最强大的势力。
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行政当局，会采取将被麦卡锡及其合作者当作新的“亲共”证据的做法，或长期坚持正在被指责为“亲共”的政策。
艾奇逊到处讲话, “申辩他不堕落，他反对共产主义，他未雇用叛徒。”
然而,他不会不知道，最有说服力的还是行动。可以说，自从麦卡锡登台表演后，行政当局在考虑和处理东亚事务时，总是用一只眼睛盯着他和他的盟友。麦卡锡主义是一份警告杜鲁门政府，在东亚不得再退却的最后通牒，也是一种促使它步入军事干涉之路的刺激剂。
3、不牢靠的“现实主义”
美国在亚洲大陆和台湾的大规模军事干涉要成为现实，仅有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是不够的，还需有全球战略观念的基本变化。
冷战开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杜鲁门政府实行一种被称为“现实主义遏制”的遏制战略。
这种战略的第一个出发点，是美国力量有限，必须集中使用。战后初期美国国内要求恢复到“正常状态”的情绪，十分普遍和强烈，行政当局相应削减了绝大部分军队，急剧压缩政府开支。
这反过来又使他明确地意识到，可用于遏制的资源大为拮据。1948年7月，副国务卿洛维特在一次谈话中表述了这一点。
他说：
“必须适可而止……我们缺乏足够的财政和经济资源，能同时资助欧洲复兴，向所有提出请求的各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提供武器和装备，并且加强我们本身的军事实力”。
因此，必须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各项利益作出区别，确定其轻重缓急次序，并考虑它们对美国资源的不同需求程度，和美国资源耗费收到实效的不同成功机会，根据这些来决定是否承担义务和承担多大的义务。
西欧、德国和日本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们是美苏两国以外世界上仅有的“工业和军事力量中心”，北欧、地中海地区、中东和西太平洋岛链，作为它们的原料供应地、交通要道和外围战略地带，也非常重要。
美国必须尽全力阻止敌对势力控制这些地区。至于亚洲大陆，尽管美国应当努力影响那里的事态，但它不是至关紧要的，不应当为之承担过分的义务。
“现实主义遏制”的第二个出发点，关系到苏联威胁的性质和美国反应的性质。
杜鲁门政府认为，苏联的威胁主要是政治性和心理性的，而不是军事性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经济破坏导致欧亚各国社会动荡，亲美政府的意志、信心和国内影响力日益衰减，这为苏联势力的扩展提供了最重要和最有利的条件。
至于军事方面，苏联在短期内既无发动战争的意图，亦无打赢战争的能力。
因此，美国的主要遏制手段应当是使用得当的经济援助，以此恢复被威胁地区的稳定和有关政府的信心，而不是扩军备战、军事威慑和军事干预。
用国防部长福莱斯特1947年底的话说，这是“有计划的冒险”，即用严格控制军事开支来保证对外经援。
但是，杜鲁门政府的“现实主义”是不牢靠的。
4、威胁与恐惧
1949 年的两个事件：苏联首次原子弹试验成功和中国革命胜利，大大地影响了它对世界的看法。
苏联不仅拥有最强大的陆上常规武力，而且已拥有核武器，从而使美国及其盟国面临空前严重的军事威胁；亚洲出现了一个追随苏联的巨大的共产党国家，共产主义浪潮似将因此席卷东南亚；这两个事件还使美国的威望和可信性受到了严重损害，从而可能导致最终根本改变世界权势格局的连锁反应。
这样，在杜鲁门政府看来，整个“自由世界”处于空前危险之中，而这种危险不仅是政治上的，也是军事上的。
恐惧战胜了理智，从最坏处着想以保万无一失取代了“有计划地冒险”，来自战略边缘地区的冲击，由于其心理影响而使得主要利益和次要利益的区别，看似变得模糊起来。
与此同时，在一些信奉凯恩斯主义的政府顾问的影响下，决策者们开始相信赤字财政能大大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反过来又能大大增加政府收入。
这种经济学对于美国外交和军事政策而言，所具有的含义是显而易见的；能用于遏制的资源简直可以无穷无尽，美国有能力在一切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地方，用所需要的方式来遏制共产主义扩张。
1950年1月底，杜鲁门下令研制氢弹，并重新审议整个国家安全政策。据此，经凯南之后新一代遏制政策设计师保罗·尼采主持起草，国务院和国防部于4月7日提出报告——《美国国家安全目标与纲领》(国家安委会68号文件)，它标志着美国开始走上全球干涉主义和黩武主义的道路。
国家安委会68号文件惊恐地描述了世界局势。他认为，几个世纪以来国际多极均势得以维持的局面已经改变。
一方面，国际权势越来越集中在美苏这两个对立的大国手里，另一方面，苏联“由一种同我们自己的信念相反的狂热信仰激励，企图把自己的绝己对权威强加于世界其余国家”。
苏联势力已发展到十分可怕的地步，以致"克里姆林宫统治地区的任何进一步的重大扩展，都将造成这么一种可能性：无法组合能以更大的实力与之对抗的联盟。”
此种局面加上核战争风险，使美国在处于力量发展巅峰的同时，陷于最深重的危险之中。
国家安委会68号文件疾呼，美国必须作出“新的、命运攸关的决定"，决策的依据首先是国际冲突的意识形态性质和国际权势的两极化。它强调，当前世界政治的本质是“自由思想”和“奴役思想”、“自由制度”和“奴役制度”的对抗，这种对抗使得世界各地的斗争，成为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并由于世界权势的两极化，使它们全都具有全局攸关的意义。
5、扩军备战的68号文件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命运对世界政治具有的意义，不仅仅由其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经济和军事力量等物质因素决定，也由它造成的心理影响决定。同样，美国在冷战中的行动不仅关系到世界物质力量对比，也关系到世界心理力量对比。
在任何地方表现得软弱都会损害美国的威望和可信性, “加剧整个自由世界的焦虑和失败主义”，鼓励苏联及其盟友进行“零敲碎打的侵略”，造成一系列“逐渐的后撤，直至我们在某一天发觉已经丧失了至关紧要的阵地”。
由于这一切原因，国家安委会 68 号文件断定：
“当今对自由制度的攻击是世界性的，在目前权势极化的环境中，自由制度在任何一处的失败就是它在所有地方的失败。”
这是全球干涉主义的经典性表述。它无异于确认，任何非共政府的生存对美国都是至关紧要的，在受到致命威胁时都应得到美国的全力维护。
文件论述了美国大规模扩充军备的必要，为遏制政策的军事化鸣锣开道。
他认为，苏联的军事实力已经对“自由世界”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一实力虽然可能尚未被苏联认为足以发动美苏战争，但确实提供了可用于和平时期的巨大强制力，使苏联可得以“威胁其邻国，支持侵略性的对外政策，毫不犹豫地在有利条件下通过代理人诉诸武力”。
文件惊呼，同苏联相比，美国的军事力量严重不足，这已经造成了苏联越发大胆、美国束手无策的局面。因此，必须大大扩充军备，才能掌握冷战的主动权，也才能阻止苏联发动和打赢热战。文件强调，确立对苏军事优势是保证遏制政策成功的根本条件，否则遏制政策不过是虚声恫吓政策。
要大大扩充军备，就需要否定美国可用资源有限的旧观念。这正是国家安委会68号文件所要做的。
他提醒说，同苏联相比，美国防务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小得多，而整个经济能力却大得多。问题不在于生产力不足，而在于思想和政策保守，未能调集足够的资源用于国家安全。
文件确信:
“以高水平的经济活动，美国很快能达到3000亿美元的年国民生产总值……这方面的进展将允许(它本身也可能得益于)美国和自由世界增强经济军事实力；而且，倘若取得经济的有力扩展，就能实现必要的增强而不降低国民生活水平，因为可以依靠抽取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的一部分来得到所需要的资源。”
换言之，美国完全可能在和平时期拥有非常庞大的军事机器，并且有能力像新的遏制观念所要求的那样，在任何需要的地方用所需的方式进行干涉。
国家安委会 68 号文件展示了美国全球战略演变的一个新阶段。
虽然杜鲁门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才向国会提出大幅度增加军事拨款，但他对这场战争所作的迅速反应表明，他在战前就接受了国家安委会68号文件的基本精神。
在他的主要幕僚中，只有仍然热衷于压低军费的约翰逊反对通过这个文件，而艾奇逊则是其最坚决、最有力的支持者。
这个文件所代表的战略观念转变，对美国的东亚政策来说意义重大。它使先前在这个地区的一些边缘利益成为至关紧要的，从而要求为之付出更高的代价，包括必要时大规模动用美国武装部队。
同时，它向决策者证明可能消除、或至少根本地缩小美国军事力量，与美国利益需要之间的差距，使他们有可能较少顾虑地使用武力。可以说，对于理解美国此后在东亚的行动，国家安委会68号文件是个必不可少的注解。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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