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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文艺座谈会，出席的作家、艺术家及文艺工作者共80余人，加上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共计100多人；座谈会于5月2日、16日和23日举行三次全体大会，毛泽东分别在5月2日和5月23日两次全体大会上讲话。
毛主席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回答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中长期争论的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党的文艺路线，指出了会议应该解决的问题。
在这次讲话中，为了让广大文艺工作者和广大劳动人民打成一片，主席以自己为例、讲述了对工农兵群众的心态转变过程，并且指出：“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在5月23日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主要阐述了五个问题，即：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如何去服务，即文艺的普及与提高；党的文艺工作与党的整个工作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关系问题；文艺批评问题；文艺界的整风问题。
1942年5月28日，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给广大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方向，催生了中国文艺界的很多优秀作品。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和丁毅的《白毛女》、阮章竞的《漳河水》、孙犁的《荷花淀》等。
从那时开始，主席的这个讲话，对于艾青、田间及“七月诗派”（围绕当时胡风主编的《七月》等杂志而聚集的一批诗人与作家）的诗歌，茅盾、巴金、老舍、沙汀、艾芜、路翎的小说，以及曹禺、夏衍、陈白尘、宋之的、吴祖光的戏剧创作，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思考者认为：如果说主席的这篇讲话，过去曾经成就过很多名家，那么、在将来还会成就很多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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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思考者的这个想法也并非声单和寡，在主席讲话发表七十年之后的2012年，作家出版社就曾经策划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的活动，并得到了文艺界诸多名家的热情相应。
受邀参与手抄的百位文艺人士有：
白刃、毕淑敏、卞毓方、陈忠实、陈祖芬、池莉、丹增、邓友梅、二月河、范小青、冯骥才、冯德英、冯苓植、关仁山、顾骧、葛文、郭汉城、韩少功、贺敬之、海岩、何申、黄亚洲、黄济人、何建明、胡可、贾平凹、蒋子龙、吉狄马加、梁晓声、李存葆、李希凡、李佩甫、李国文、梁衡、刘恒、刘大为、刘醒龙、刘庆邦、 刘玉民、刘兰芳、黎辛、柳建伟、陆文虎、陆天明、马识途、莫言、玛拉沁夫、孟伟哉、麦家、秦文君、秦怡、苏童、苏叔阳、束沛德、唐浩明、铁凝、谭谈、田华、王昆、王蒙、王树增、王巨才、王晓棠、汪国新、王火、王朝柱、王立平、徐光耀、徐沛东、熊召政、徐贵祥、徐怀中、谢铁骊、严良堃、阎肃、严阵、杨红樱、叶延滨、叶辛、叶文玲、叶兆言、杨益言、于蓝、于洋、张平、翟泰丰、周巍峙、朱奇、周克玉、赵玫、周大新、张海迪、朱向前、赵本夫、周梅森、周国平、张笑天、张洁、郑伯农。
作家出版社的社长何建明在介绍这次活动时说，虽然七十年过去了，但“只要生活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土地上，多数作家和艺术家都在享受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营养”。
值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召开82周年之际，我们来重温一下这篇不朽的讲话吧。
同志们！
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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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到了现在，中国反动派只能提出所谓“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就是说，反动派有的是钱，虽然拿不出好东西，但是可以拚命出得多。
“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
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立场问题。
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立场。
态度问题。
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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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
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
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
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
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
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
在陕甘宁边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这个问题和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同，和在抗战以前的上海更不同。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是以这些人为主，因为那里的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互相隔绝了。
在我们的根据地就完全不同。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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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拿干部说，你们不要以为这部分人数目少，这比在国民党统治区出一本书的读者多得多。在那里，一本书一版平常只有两千册，三版也才六千册；但是根据地的干部，单是在延安能看书的就有一万多。而且这些干部许多都是久经锻炼的革命家，他们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他们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对于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他们好好做工作。
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而为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为要在党政机关，在农村，在工厂，在八路军新四军里面，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以前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
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
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
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
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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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
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学习，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
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
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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