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任省文联主席、作协分主席、人大代表的周立波，于1979年9月25日在北京不幸因病逝世。
纵观周立波的一生，充满了艰难与坎坷，为了中国革命与中国解放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即使，人生后期面对不公遭遇，也依然保持了对祖国的热爱与信心。
甚至，在他生命即将结束的前一天，周立波叮嘱妻子林岚，自己的身后事一切从简，不要铺张浪费，并且把老两口积攒下的全部财产，800元捐给党组织，向祖国再尽自己最后一份爱心。
1908年8月9日，周立波出生于湖南一个地主家庭，虽然身份有所不同，但周立波并没有欺压百姓，而是积极投身革命，对中国解放抱有极大的信心，对劳苦大众也极具同情心。
1924年，周立波考进了长沙省立第一中学，在学校期间学习了西方文化，思想观念比较先进，同时，对于各种罪恶行径更是嗤之以鼻，曾经公开批判过县团防局长曹明阵，也因此被打击报复，终止了学业。
1928年，放不下学习的周立波，又考取了上海江湾劳动大学，可是，嫉恶如仇的周立波依然参加反侵略、反压迫活动，学校又一次将周立波开除。
面对世道的不公，周立波决定弃笔从戎，参加革命队伍。
可是，命运似乎一直在跟周立波开玩笑，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件之后，担任神州国光社校队的周立波，在领导工人罢工时遭到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被判刑两年半。
刑满释放时，国民党反动派要求周立波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指责革命，但是被周立波严词拒绝，因此他的刑期又被私自延长。
后来，在交了保释金之后，周立波被释放出来。1935年1月经好友周扬的介绍，周立波加入我党，成为一名优秀的党员。
按照周立波的设想，既然加入了当时最先进的政党，那么他手中握应该是枪杆子，参加革命上战场，保家卫国，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
但事与愿违的是，周立波没有拿起枪杆子，反而拿起了笔杆子，成为一名战地记者。
他曾担任八路军前线司令部和晋察冀革命根据地的记者，用自己的笔和镜头记录下革命战士的战斗场景，以及根据地人民支军爱军的传统。
担任记者期间，周立波在汉口、武汉、江西、湖南等多地辗转，从事记者的经历也使得周立波的文学素养以及写作功底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于是，周立波在记者之外，又有了一个作家的身份，用自己的笔杆子创作了众多的优秀作品，大多宣扬的都是革命热情与革命人民的优秀事迹。
多次担任《抗战日报》《救亡日报》《七七日报》《解放报》等报社编辑或社长，为中国抗战和中国解放事业抢占了舆论的先机。
1947年之后，奉命调入松江省委宣传部工作，在此期间创办了《松江农民报》，开始关注我国农民的生活与劳作。
1949年，又参与了电影制作与摄制工作，他主导的彩色纪录片《解放了中国》，不仅打破了中国电影行业的纪录，并且真实展示了中国解放的历程。
1950年访问苏联期间，凭借着该影片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
正当周立波为祖国文学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时，一场巨大的阴谋却悄然而至。
1966年1月，《羊城晚报》向周立波发出了散文写作的邀请，周立波在思索之后写了一篇《韶山的节日》。
这篇散文记录的是，1959年毛主席在罗瑞卿的陪同之下回到韶山故里，而文中提到了毛主席的夫人杨开慧烈士。
正因为这一段内容刺激到了江青，于是江青多次公开点名批评周立波，要求国内所有报纸停止刊发、转载周立波的《韶山的节日》。
但是，4月时《羊城晚报》应读者要求，又一次刊发了这篇文章，这再次点燃了江青的仇恨。
于是，江青直接点名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颠倒黑白，污蔑周立波，“将一名好人写死”，“塑造一个英雄的目的就是将他写死”。
当时间来到8月时，动荡的时期正式来临。江青借着手中的权力，正式将周立波诬陷打倒。
周立波开始了长达五年的非法监禁，直到1973年才被释放出来，但依然没有逃脱打击报复的命运。
直到1976年，才得以平反，人生才回到了正常的轨迹之上，生命也得到了保护。
但这时，周立波的身体已经极其危险，必须有专人进行监护，才能够令人放心。
即便如此，周立波依然没有丧失对祖国的热爱与信心，在文艺战线上发挥着自己的余热。
即使在去世前的一个月，周立波还奋斗在祖国文化事业上，谱写诗词文章表达对美好未来的祝愿与向往。
1979年9月25日凌晨3时59分，周立波带着一生的遗憾与愧疚，因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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