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抗战爆发后，陕北红军被统一被改编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东进抗日。其中，由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改编而成的一二九师进至山西和晋冀交界的太行山一带，连战连捷，在敌后打出了名气。
在八路军站稳脚跟后，一二九师首长考虑下一步进军计划，把目光对准了平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沧石路（沧州到石家庄）以南、漳河两岸的冀南地区。该地向南可扩展鲁豫两省，向北可威胁保定、石家庄，向西可以和太行根据地连成一片，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更关键的是，日军于1937年9月13日越过永定河，分别沿平汉路、津浦路南侵，不仅保定、石门、邢台、邯郸、德州、沧州、安阳这些大城市相继沦陷，而且冀南不少县城也被日军荼毒。但日军大部队在占领冀南城镇后，只做短暂停留就立即南下，仅威县、平乡、临清、馆陶、大名五座县城和邯郸、邢台、安阳三个城市留有约两个联队的日军驻守，日军实力相对薄弱，这也是我党开辟根据地的有利条件。
1937年12月5日，一二九师首长从385旅769团抽出三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从769、771、772团各抽一个骑兵排组成骑兵连，共五个连五百人，组成东进纵队，前往冀南开辟根据地。东进纵队由三八六旅副旅长陈再道担任司令员，平汉线省委书记李菁玉任政委。
相信熟悉红四方面军历史的读者对陈再道都不会陌生。陈再道将军是湖北麻城人，早年父母相继病亡。1926年参加王树声领导的黄麻农民运动，1927年参加黄麻暴动，随后10年间从红军中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红四军军长。当时红四军里有一文一武两“麻子”，文的是政治部主任洪学智，擅长做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武的是军长陈再道，敢打善拼。
李菁玉，河北省南宫县人，是冀南老资格党员，1934年领导了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华北规模最大的武装起义——冀南暴动，组建有三四千人之多的红军平安线支队。起义失败后潜入保定，继续从事地下工作。抗战爆发后，李菁玉召集被打散的党员和冀南暴动骨干，陆续组建了正太铁路工人游击队、井陉抗日游击大队和阳泉煤矿工人游击队。
老红军将领+老资格地方党领袖，这一组合很快发挥了1+1大于2的效果。
这时，冀南地区的局面极端混乱，敌顽杂匪四大势力相互进攻。除了五座县城被日军控制、九座县城被伪军控制外，冀南其他县城在国民党委任的县长、专员逃跑后，处于无政府状态，一时司令如毛，土匪遍地。他们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广大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迫切希望有人能及时稳定社会秩序、投身抗日战场。
1938年1月15日，陈再道、李菁玉率东进纵队五百健儿挺进隆平县（今隆尧县）魏家庄。第二天上午，巨鹿县地下党交通员张子衡受巨鹿县委的委托，化妆到东纵司令部，给陈、李两位首长送信，并简要介绍了巨鹿县的情况：
日军南下进攻冀南，巨鹿县的县长望风而逃，县政府秘书刘建三先是在乡下躲了一阵，见日军并没有占据巨鹿的打算，于是壮着胆子和隐藏在外地的县保安团长王文珍、警察局长甄福喜收拢九百散兵游勇，重新进入巨鹿县城，他们又怕日军会打过来，私下里也和日军有联系，秘密筹建维持会。
巨鹿城外大部分地区是惯匪刘磨头、邱庆福的地盘，他们之前盘踞在任县、隆平一带，作恶多端，日军攻占隆平后，刘磨头离开隆平，盯上了富庶坚固的巨鹿，和邱庆福一道打着“抗日义勇军”的旗号收拢国军残兵，一下子扩充到四千人，挥师进攻巨鹿。扬言要打进巨鹿城过年。
从1938年元旦，到1938年1月15日，双方在巨鹿城外连战半个月，土匪人多、保安团战斗力略强，双方不分上下。听说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就在附近，刘磨头和刘建三分别找到了巨鹿县的地下党，要求八路军来增援自己：
土匪刘磨头说保安团和日本人有勾结，八路是穷人的队伍，土匪也是穷人，应该帮助我们。刘建三则说八路是国军，应该帮助政府旗下的保安团剿匪。巨鹿县委于是派人找到东纵，请示解决方法。
陈、李两位首长考虑：巨鹿是我军进入冀南的一个门户。保安团和土匪火并如果不解决，不仅会影响预定计划的实现，而且会对今后工作造成困难。因为冀南当时各县的保安团，除少数投敌外，大都原封未动。土匪问题更是一个严重问题，有一百二十余股，数万人之多。
据此，陈、李两位首长详细分析了双方的情况，一致认为：我们只能是从中调解，劝说他们停止火并，并争取他们走上抗日的道路。从巨鹿保安团的情况看，他们最怕土匪打进巨鹿城，但又无把握挡住土匪的进攻。土匪刘磨头等虽然人多势众，却是一群乌合之众，同时，他们现在还打着抗日旗号，如果一味打中国人，就会更加遭到群众反对，陷于孤立。因此，说服他们停止进攻，也是可能的。
根据上述分析，陈、李二首长一面分别派人去刘磨头指挥部和巨鹿县保安团司令部送信，劝说他们停火，一面率部移驻紧靠双方火并地区的任县邢家湾。
刘磨头在我代表的耐心说服下，见正义难违，答应停火。
巨鹿县保安团团长王文珍之前出于自身利益，企图借用我军的力量迫使刘磨头撤退，现在发现八路真要开到巨鹿，不乐意了，以种种借口想阻止我军开进巨鹿城。在我军代表义正词严驳斥下，才勉强答应我军开进巨鹿城。
1938年1月25日中午，东进纵队到达巨鹿城西关，县政府秘书长刘建三出城相迎，寒暄一番后面露难色：“敝县城里房子很少，难民甚多，贵军在此下榻，恐使官佐身受委屈。吾辈同仁商议，想请贵军暂住城西一带，务期察谅民困。贵军所需粮草，概由我等筹办。”
司令员陈再道内心十分生气，但转念间又想：如果强行入城，就有可能发生武装冲突，会给敌人以造谣的口实，不利于分化和争取各地的保安部队，也不利于团结广大群众。因此，陈再道大度地表示：“既然你们有困难，我们就暂且在城附近村庄住下吧，李菁玉同志进城和你们谈合作的事情。”说完，部队即开到城西的张家庄一带驻下。
陈再道在司令部认真思索，认为不能干等着，要给县保安团一点下马威，我军才能顺利入城。第二天早上，陈再道派骑兵连以警戒威县、平乡之敌为由，在城西门外拉长距离，绕城半圈向东南奔驰而去。这里是一片沙土地，又值冬季干旱季节，只见尘土飞扬，万马奔腾，一百人的骑兵连骑出了一千人的效果。
王文珍等得知这一情况后，更加弄不清八路军究竟有多少人，以为八路军要借机包围巨鹿城，恐慌万状，急忙邀请陈再道进城去赴宴，陈再道考虑，对这些顽固派，如果不给他点政治压力，是不会老实的，因此以研究敌情为由谢绝了。
这更加剧了刘建三、王文珍等人的恐惧，不多时又派人来请，陈再道又以同样理由不去。这一下他们慌了手脚，急忙恳求进城谈判的李菁玉同志来请。李菁玉同志见到陈再道后幽默地说：“这次该去了，不然，他们连觉都不敢睡，要吓瘫了！”
在宴会上，陈再道明确提出了三点要求：一、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二、接受八路军的领导；三、保安团听候改编。刘建三不得不强自振作地站起来，宣称接受我方提出的条件，欢迎我军明日进城。
1月27日上午，东进纵队迈着雄健的步伐，唱着抗日歌曲，在群众夹道欢迎中，开进了巨鹿城。进城后，我党迅速成立了“巨鹿县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以该县开明士绅王淼为战委会主任，张子衡同志为副主任。随后派了一些干部到刘磨头和巨鹿县保安团进行抗日教育和整编工作。
解决保安团和土匪的火并问题，史称“巨鹿事件”。“巨鹿事件”的和平解决，是我军到冀南后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不仅打开了进入冀南的大门，而且在冀南特别是在巨鹿附近的几个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南宫、清河、冀县、新河等县的各界群众纷纷派代表请我军前去安定社会秩序，领导他们抗日。
这时，宋任穷同志率129师骑兵团抵达巨鹿，双方商定趁着大好形势扩展根据地：陈再道率东纵一团连克宁晋、赵县、藁城、束鹿、新河等县。骑兵团在王振祥团长、邓永耀政委等同志率领下连克广宗、平乡、南和、曲周等县城。
我军每到一地，即在地方党的协助下，解散伪组织，建立政权，改编保安团队，宣传和组织群众，冀南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了。
我东纵进驻巨鹿时，已将刘磨头部收编。然而，刘磨头表面上接受改编，暗中与日军勾结，陈再道决心拔掉这个钉子。刘部盘踞在任县东北十余里的环水村，环水村地如其名，四周被水环绕，易守难攻。陈再道在研究了地形后认为最好智取，不要强攻。
恰好这时，刘磨头部下一个名叫刘富子的头头以探听虚实由环水村出来，想与我地方党建立联系。陈再道于是安排他乘船带路，直捣环水村。
1938年4月4日拂晓，大雾弥漫。我东纵骑兵大队一部，用几挺机枪首先封锁了环水村通滏阳河的水面，防止土匪乘船逃跑。同时，以一个排为突击部队，乘船在刘富子引导下向环水村西岸疾进，一举登岸，捉住了哨兵，后续部队随即赶到发起攻击，将土匪围在一个四合院内。经过激战和政治瓦解，土匪全部被歼灭。加上外围作战，我军共歼匪八百人，缴获轻重机枪八挺，长短枪四百余支。
在消灭邱庆福、刘磨头两股土匪部队的同时，我军也对冀南其他地区一些坚决与我为敌的土匪、伪军也进行了打击。之后，社会秩序大为安定，群众的抗日热情更高了。到1938年5月，东进纵队由原来的五个连五百人，逐步发展到三个团一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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