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复仇故事宣扬了复仇的正义性,但复仇者大都备受欺凌,有着血海深仇。且申冤过程艰难坎坷,所以复仇者的心态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往往不择手段地复仇。

这就导致复仇的程度和范围超出限值,复仇场面血腥残忍。

复仇对象扩大化

水浒传》诸多复仇故事中经常呈现出复仇对象扩大化的倾向:武松向张都监等人复仇连杀十五人,不仅屠戮张都监一家,连无辜的丫鬟仆人也残忍杀害;江州劫法场时,李逵“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宋江向黄文炳复仇杀光他的一家老小四五十人;

李逵杀死四虎之后化名张大胆,李鬼老婆识破李逵身份,因此曹太公和里正设计擒住李逵,李逵获救之后,杀死仇人,还要“把猎户排头儿一昧价搠将去,那三十来个士兵都被搠死了”;在三打祝家庄中,扈家庄已经投降,李逵却“把扈太公一门老幼尽数杀了,不留一个”;

梁山众人为了柴进复仇,将高唐州知府高廉一家老小三四十人全部杀死;为了给孔明及其叔叔复仇,梁山众人将慕容知府全家皆杀尽。《水浒传》复仇过程中多次出现滥杀无辜的情况,呈现出复仇对象扩大化的倾向,这不禁令人深思其缘由。

关于《水浒传》复仇对象扩大化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复仇多是善对恶的报复行为,大都具有正义性,复仇之心强烈地在人们心中燃烧,使得复仇时往往情绪化,复仇超出以牙还牙的范畴,复仇主体肆意屠戮,导致复仇对象扩大化的现象发生。

正如罗素所说:“复仇心通常又是一种过火的动机;它追求越出适当分寸施加惩罚”,复仇之心是过火的,是一种非理智的野蛮行为,复仇者在实施复仇行为时,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正义的大旗下做扩大化的复仇暴行。

武松向蒋门神等人的复仇本是正义的,武松在飞云浦反杀打手和公人之后感觉“虽然杀了这四个贼男女,不杀得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如何出得这口恨气”,直奔孟州城中准备复仇。

此刻他想杀的还只是张都监三人,结果潜入张都监府邸之后,向后槽问出张都监的下落,后槽乞求武松放过自己,武松却道:“恁地却饶你不得”,手起刀落,砍下头来。后槽和两个女使皆死于武松刀下。随后武松径直奔向鸳鸯楼,连杀蒋门神、张都监和张团练,但还未停止复仇,而是秉着“一不做,二不休。

杀了一百个,也只是这一死”的想法,接连杀死两个亲随、夫人、玉兰、两个奶娘和三个儿女。李贽评道:“只合杀三个正身,其余都是多杀的。”这一复仇呈现出的扩大化倾向。

因为武松被蒋门神等人玩弄于股掌之中,先施以恩惠令武松对张都监感恩戴德,结果又设局陷害武松下狱,武松岂能忍受此等冤屈。所以武松最终复仇极具情绪化,复仇之心过度燃烧,连杀十五人。

其次,《水浒传》中的复仇主体多是游走江湖的绿林豪侠,是脱离了宗法家族约束的游民。他们并不把滥杀无辜看成是恶行,反而将其视为表现英勇豪气的增饰性举动,这也是作者在刻画人物时借助的一个表现模式。比如李逵身为天杀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君”。

在江州劫法场之时,李逵不仅砍杀士兵,还屠戮无辜百姓。李逵被曹太公等人擒住押往县衙,幸得朱贵相救,李逵当时将猎户和士兵全部杀死。在扈家庄已经投降之际,李逵还将扈太公满门老幼全部杀死。李逵对于自己的杀戮行为不以为然,毫无反思。

宋江责骂他不应该杀扈太公满门时,他说:“谁鸟奈烦!见着活的便砍了”。滥杀无辜已经是塑造李逵形象的重要工具,折射出他的凶狠残酷的性格特点,这也是李逵形象未经雕琢、纯粹天然的体现。复仇对象过度化源于复仇者熊熊燃烧的怒火超出了理智和正义的范畴。

复仇行为本身具有正义性,但复仇对象的扩大化使它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应有的正义性。《水浒传》中反复抒写的复仇行为宣扬的是复仇的正义性和必要性,但是对于复仇对象扩大化却缺少必要的反思。

复仇行为血腥残忍

《水浒传》复仇行为血腥残忍,比比皆是,俯拾可见:第十回中林冲风雪山神庙复仇,“把陆谦上身衣服扯开,把尖刀向心窝里只一剜,七窍迸出血来,将心肝提在手里……又早把头割下来,挑在枪上。

回头把富安、陆谦头都割下来,把尖刀插了,将三个人头发结在一处,提入庙里来,都摆在山神面前供桌上”;第二十六回中武松杀嫂祭兄,“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里衔着刀,双手去斡开胸脯,取出心肝五脏,供养在灵前。肐查一刀,便割下那妇人头来,血流满地”;

第三十一回中,武松血溅鸳鸯楼时杀蒋门神“早落一刀,劈脸剁着,和那交椅都砍翻了”,张都监“被武松当时一刀,齐耳根连脖子着,扑地倒在楼板上”,“蒋门神……按住也割下头。转身来,把张都监也割了头”;

第四十一回中李逵活割黄文炳,“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才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

第四十六回中杨雄杀潘巧云,“把刀先斡出舌头,一刀便割了,且教那妇人叫不的”,“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上,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野蛮凶残的杀戮行为不是《水浒传》中复仇故事中的个例,纵观全文,凡是重要的复仇故事,基本都会呈现出血腥的场景。

《水浒传》血腥残忍的复仇行为多为后人诟病,但我们应当要考虑到社会历史环境对于小说的极大影响,对其进行理性的分析和客观的评价,而不是简单的道德上的批评。

关于复仇书写残忍血腥化的根源,杜贵晨先生在《水浒传>中的“血腥描写”及其文化阐释》中将其归因于古代中国历史的暗黑传统,该行为的文化渊源主要与道教思想、一百零八将“妖魔”特征的外化表现、好汉秉性、人物宿命、替天行道之义和盗亦有道有关。

作者身处乱世之中,面对人吃人的黑暗现实,因此在书中大肆渲染复仇行为,描写残忍血腥的复仇场面,借此淋漓尽致地宣泄对统治阶级的愤怒。

《水浒传》中复仇故事所写的大肆屠戮和暴力血腥的行为唤起了民众的暴戾反抗的复仇意识,居于社会底层的平民、地痞和流氓等人也聚集起来面向社会进行复仇,这不利于古代社会的稳定和谐,这也是《水浒传》多次被禁的原因。

《水浒传》遭遇禁毁次数极多,明清统治者对此书深恶痛绝,认为该书教唆民众,如崇祯十五年六月颁布了严禁《水浒传》的诏令。

文学作品本身难以逾越时代本身,对于《水浒传》血腥复仇引发读者的暴戾之气,今天的我们应当予以理性看待,不应过度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