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梁启超为战国时的杨朱翻案，表明“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并不等于自私，打算以此为中国的“个人主义”奠基。据此，梁启超甚至说，杨朱之学可救中国。然而十二年后，当利己主义在中国开始蔓延，梁启超惊呼：“今举中国皆杨也。呜呼，杨学遂亡中国！”
杨朱之学从“救国”到“亡国”，表明梁启超的个人主义，虽以自我为本位，但却是有公共担当的自我。然而这种人，不仅中国历史少有，放眼世界也凤毛麟角。直到新文化运动（大五四）爆发，这样的人物才井喷式涌现，也创下中国历史第二次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运动。
一百多年过去了，无论大五四还是小五四，似乎早已盖棺定论。不过，在历史三峡仍处在风高浪急处的今天，还有一个值得审视，但却一直语焉不详的现象，那就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性表现出来的，既不同于古代中国士大夫群体，也不同于西方知识分子的一种特殊性。正是这种特殊性，既让20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群星璀璨，也让中国的历史命运悲壮曲折。
“五四”运动：
中国知识分子特殊性的首次绽放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如魏源、严复、章太炎、谭嗣同、梁启超、杨度等人，以及稍后的陈独秀、鲁迅、胡适等，底色都是中国独有的士大夫精神。然而，他们所处的时代命题，又给了他们几乎同样的经历：开眼看世界，学习当时世界强国的技术、思想、制度，为中华崛起所用。
于是，从五四运动的口号“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以及大五四期间盛行一时的“个人自由、个性解放”这些概念里，不难感受到五四时期的思想多元化，这种来自外部世界思想的多元化，遭遇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沧桑国运，共同构成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殊性：
既崇尚现代文明中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又光大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士人风骨和家国情怀，以引进现代文明，救国、强国为己任；
一方面积极宣传现代文明的各种主义、价值、理念，在中国社会推动思想启蒙，另一方面，又没有将自己困在书斋里，而是化作革命实践活动。组建社团，组织罢工、游行等各种活动，为此被捕入狱，仍在所不惜。五四运动便是例证。而这些，正是梁启超念兹在兹的“为我而又有公共担当”。
陈独秀演讲（建国大业剧照）
没有中国知识分子特殊性，新文化运动就发动不起来；然而也正是这种特殊性，让“救亡压倒了启蒙”，中国历史，一步步走向激进。
比如，在整个过程中，既宣扬观念先于行动，却又鼓吹直接行动、牺牲精神，热衷于“不诉诸法律”的激进行动；既“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却又急于“师夷长技以制夷”；既认为共和失败的原因是文化落后，从而对儒家展开了激烈批判，却又对“儒表”下面的“法里”极力推崇......
不过，即便“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短暂绽放，也让中国知识分子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取得空前丰硕的思想文化之果实。
有趣的是，历史不光抛出问题，还能在恰当的时候提供答案，五四运动20年后，发生在李庄的故事，不仅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特殊性推向了巅峰，其终极结局也为这一命题画上了短暂的句号。
“李庄奇迹”：
中国知识分子特殊性的高光时刻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战火纷飞，时局动荡。1937年底，日军攻占首府南京后，国民政府都居无定所，一路西迁，从南京到武汉，再到重庆。
不过，有个地方非常特殊，1940-1946年的中国，只要在信封上写上“中国李庄”，哪怕是国际邮件，都准能直达。它就是位于四川宜宾的偏僻小镇李庄——偏僻到在当时的地图上根本就找不着。
在“国将不国”的彼时，李庄之所以会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是因为这段时间内，众多中国顶尖的学术机构和大学，陆陆续续，辗转流落到李庄，如中央研究院和中国地理学会的部分机构、中博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北大文科研究所......一时间千帆云集。风云际会中，李庄成为与成都、重庆、昆明并列的，中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之一。
李庄学人面临的，是国家已大部分沦陷于日寇之手的事实，环境的恶劣程度糟于五四时期何止百倍千倍，而他们在如此糟糕的环境中，所创造的学术与文化奇迹，说空前绝后也不为过。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殊性在极端环境下结出的必然之果实。
如上文所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殊性，是融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士人风骨、家国情怀于一身。
◎先说家国情怀。基于传统的家国同构政治观，家国情怀是士大夫精神遗存的首要标签，其核心内涵是“共同体意识”，精神特质是责任感和使命感。
1940年的中国，大半国土皆已沦丧，亡国灭种不再是危言耸听，不少政商名流纷纷逃亡海外，但却有一批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学者，沿长江逆流而上，甚至还有从国外“逆行”回国，齐聚小镇李庄，一住就是6年。
他们完全可以凭借学问和声望，去国外躲避战争，甚至过上优渥的生活，但他们却留在了战乱中国，留在了李庄，其唯一目的，就是学术报国、文化救国。而李庄学人的精神支柱，正是独有的家国情怀——国土已亡半，但作为共同体的文化不能亡，民族不能亡，文化救国，舍李庄其谁？
这种家国情怀是西方知识分子难以理解的，到访李庄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感叹：外国人遇到“这种极艰难的境况，是早就跑光了的”。
◎家国情怀，如果少了士人风骨，很容易变味。风骨，就是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一句精炼的概括。李庄的这群知识分子，淡漠仕途，对权力有一种天然的拒斥。
学术名声和政治声望均远播天下的傅斯年，深得蒋委员长青睐，数度邀他做部长级官员，还邀他“组党”，都被坚拒，甚至终其一生都不是国民党员。
今天我们称李庄的这些学者为“教授中的教授”“精英中的精英”，然而当年，他们是“难民中的难民”，物资上极度匮乏，在这种境况下，他们把各自的专业都做到了世界顶级，精神上则更是“富有如国王”：为给长期养病的妻子林徽因补些营养，中国营造学社主任、中国建筑学之父梁思成当掉珍藏，提着两条鲤鱼回家，进门就高兴地说：“今天红烧怀表。”
而梁思成自己，身患严重的脊椎软骨硬化病，必须长时间用铁马甲箍住自己，才能伏案工作。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写出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远超国外对中国建筑研究水平的《中国建筑史》，打破了国际建筑界对中国的偏见。而中国营造学社，完全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一切费用自行解决。
梁思成和林徽因合影
◎陈寅恪总结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是所有创造发明的第一因，李庄学人也不例外。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纯粹的学术研究和思想创造，心灵上必须是自由的，能超越一切现实困扰。这样的人，即使被剥夺一切外在自由，但选择自己态度的自由，独在自身。
李济，中央博物院筹备组主任，战乱中的三千里颠簸，几千件国宝文物丝毫无损，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他合格到了极致；作为两个女儿的父亲，他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她俩，得不到药物治疗，接连患病去世......
能够超越苦难，此之谓心灵的自由，这是自由的最高境界。
此后，李济把自己深深地埋进书稿和文物，写成《殷墟器物甲编·陶器》等著作，今天这些作品被很多人当作考古成就，然而国土沦丧的当年，李济的研究无异于为中华民族找回根脉。
真正的知识分子，人格上必须是独立的，不依附于任何人。李庄远离北平、南京、重庆等权力中心，是“去依附性”的最佳选择，离权力越远，离权威越近，他们在这个偏僻的小镇，成为了各自领域的权威。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甲骨文专家董作宾，1945年4月完成并出版了甲骨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著《殷历谱》，首次重现殷商时期历史面貌，被治学极其严谨的大学者陈寅恪推为“抗战八年，学术著作第一”，感叹“唯有合掌赞叹而已”。但是，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是以手写和石印方式，一点点艰难诞生的。
6年里，高水准的成果井喷式涌现，使战火中的1940年代，成为迄今为止，中国科学最有机会平视世界的时期。
1943年6月5日，同济大学学生在禹王宫校本部听课（李约瑟拍摄）。
李庄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特殊性
从中断到湮灭
所谓李庄奇迹，不仅指李庄学人在国土沦丧的至暗时刻，通过学术创造来文化救国的杰出贡献，更在于它的坚韧不拔与负重前行，还在某种意义上修复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缺陷。
李庄学人和五四的知识分子有一个明显不同，虽然都有留洋经历，但五四运动前，留日学生是最早、最多的“盗火者”，从梁启超、杨度到随后的陈独秀等人；五四运动后，留学热点则不再是西方思想的中转站日本，而是直接发源地，从而告别了与西方理念有重大区别的“日本式自由主义”，这是一个重大的价值导向转变。
如果说五四学人更关心文化价值、道德重建和社会革命，李庄的这批“后五四学人”，用学者许纪霖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已经注意到文学或学术自身的独立价值，不是在意识形态或文化价值的意义上，而是在文学或知识自身的立场上思考各种问题”。
傅斯年和胡适合影
而同时，更可贵的，是李庄知识分子虽然受到了“原版”西方文明的洗礼，但并未丢弃传统中国文化的优良基因，这是和五四运动最大的不同。事实证明，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特殊性再发育的一次深刻的认知升级：
没有西方文明里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只有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精神，思想、制度之创造，文化之繁荣，则无从谈起；
相反，没有士大夫精神里的家国情怀和士人风骨，即便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很可能沦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致家国危难于不顾。
李庄的精神，可以折叠成一句话：“对身上所肩负的中国历史文化研究重任，不敢有丝毫懈怠”。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殊性，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价值体现，在“润”和“躺平”大行其道的今天，值得每一位中国人反思。
今天，“有自由的地方就是祖国”似乎成了最符合“理性人假设”的宣言，无论是面对战争、动荡或威胁自由的其他可能，“自由迁徙”几乎是精英们再自然不过的选择，已经很难在他们身上看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独有的特殊性：融家国情怀、士人风骨以及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于一身。
因此，不禁要问，百年前的五四尽人皆知，八十年前的李庄为何默默无闻？李庄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特殊性”是怎样被中断，甚至湮灭的？以及最重要的现实之问，今天，“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特殊性”应该被传承，还是摒弃？
回答、讨论、思考这三个问题，自然绕不开岱峻老师和他的大部头巨著《发现李庄》。
天地玄黄以后，李庄的故事被湮没，直到2000年，民间读书人岱峻先生走访李庄，李庄才渐渐浮出水面。
23年来，为了重现李庄知识分子为文化救国而做出的巨大而又不为今人所知晓的贡献，也为了从李庄的历史轨迹中，探寻中国知识分子特殊性突然中断的原因，岱峻老师几乎走了一条和李庄知识分子们同样艰辛的路：没有任何经费、赞助和团队支持，完全凭满腔热血和执着，走访乡民，查阅历史档案，联系一切能找到的“李庄后人”，搜集尽可能详细的口述材料，自学当年李庄涉猎到的所有学科，从49岁一直写到72岁，终于完成三卷本的《发现李庄》，而满头青丝皆成白发。
岱峻老师
打开这套书，不仅会为中国知识分子特殊性在极端环境下的高光时刻表现而感喟，也会为这种特殊性随后被长期中断而扼腕叹息。
从普通的民间读书人，最终磨炼成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只为还原一段非常重要但却被遗忘的历史，而岱峻老师的故事，又何尝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特殊性在当代的最佳注脚呢？他为什么要写李庄？岱峻的回答是：“李庄是一种文化的精神，这个精神任何时代都需要，这种精神就是支撑我写李庄的动力。”他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挖掘出一个巨大的宝藏，然而又毫无所图，仅仅因为这是一份“未亡人对逝去者承担的责任”。
历史，其实就是灵魂和灵魂的对谈。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殊性，应该在今天被继续传承还是摒弃？岱峻老师已经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了答案。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