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友突然对“Holmes”的中译名感到好奇：为什么 Holmes 未被音译为胡而摩斯，或者荷尔摩斯，哪怕是侯尔摩斯，却偏偏成了“福”尔摩斯呢？
然后就有解释称，此小说在中国的首译者是林纾。“福尔摩斯”就是林纾首创，其实正确的音译应该是“ 荷尔摩斯”（Holmes），因福州方言声母h和f不分，这个错译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虽然后来证实林纾既不是这部著名侦探小说的首位中国译者，也不是钦定“Holmes”中文名为“福尔摩斯”以至其就这样在华夏大地上流传开去的那位译者，林先生的名字却也着实因此火了一阵。
被逼出的“小丑”
“辛亥革命”让很多国人剪掉了辫子、穿上了西服，林纾是个例外。他不仅留着辫子，还蓄着山羊胡子。他一直拥护光绪皇帝，在当时被许多人称为“清朝遗老”。他钟爱文言文，传世的许多文言文作品，被称赞有唐宋之风，奠定了他晚清“古文大师”的地位。
新文化运动兴起时，“兴白话、废古文”成为文化界讨论的热点，林纾“顺理成章”地被当成了活靶，成为新青年们猛烈抨击的对象。
林纾其实不喜欢讨论时政，大多时候他只是冷眼旁观。《新青年》创刊时，围绕“孔教”与康有为展开论战，林纾像看戏一样，乐在其中，却一言不发。
直到1917年，胡适和陈独秀等人倡导“文学革命”，并对林纾钟爱的传统文学特别是古文做出激烈批判，林纾再也按捺不住，做出了誓要为古文正名的决定。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都没有将拉丁文废除，为何你们要白话文，就要将古文废止？”满腔愤懑的林纾，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新文化阵营为敌。双方敌对的态势，甚至可以用水火不容来形容。当“新文化”思想如潮水般涌来，许多爱国人士披上了“新青年”的外衣，林纾则被钉上了“顽固分子”“桐城谬种”的标签。他一个人站在悬崖边，抵挡着千万嘲骂，孤独而落寞。
就在这时，一个叫“王敬轩”的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内容是反对以白话文替代古文，还对林纾的文章极力赞扬，大有声援林纾之意。
随后，新文化阵营中的刘半农又在《新青年》发文，对“王敬轩”的文章进行逐段批评，更把林纾批得一无是处，说他的书半点文学的意味都没有，说他的知识比“不辩菽麦”高不了许多。
林纾这才知道，这是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的钱玄同联合刘半农唱的一出“双簧戏”，“王敬轩”其实是钱玄同假扮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起轰动。什么也没做，却莫名其妙地“躺枪”，林纾对此极为反感，愤然写下短篇小说《荆生》，发表在《新申报》上。
《荆生》说的是有三个人在北京的陶然亭聚会，他们大肆批判传统文学和文言文的言论，激怒了住在隔壁的伟丈夫荆生，荆生一顿喝斥后将他们打得落荒而逃。林纾笔下塑造的这三个人，分别影射了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而荆生则是理想化卫道英雄的化身。
小说发表后，立即遭到进步舆论的强烈抵制。此时的林纾，完全失去了“古文大家”的风度，在激动的情绪下，他又写了一篇《妖梦》，说阴间有一所“白话学校”，学校里有一“毙孔堂”，堂前对联为“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模拟新派口吻对新派人物加以奚落。
如此一来，林纾虽出了一口恶气，却把自己逼进了死胡同，成为进步舆论集中讨伐的对象。让林纾更愤恨的是，曾是林纾学生、帮他发表《荆生》《妖梦》这两篇文章的张厚载，被北大开除了学籍。林纾又气又恼，又无可奈何。本就孤立的他，更加无援，寂寞得像个小丑。
林纾想起了自己的老相识、北大校长蔡元培。北大此时已成为“孕育新文化的摇篮”，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都在北大担任教授。林纾通过《公言报》写了一封《致蔡鹤卿书》，试图阻止这场“闹剧”。
林纾在这封公开信中质问蔡元培：外国人不知道孔子和孟子，都懂得遵守“仁义礼智信”，你作为中国人，怎么会有这样颠覆孔孟的想法？如果把古文废了，用方言土语，那么小摊小贩都可以去教书了。
这个举动让他和新派人物的关系陷入了更僵的局面。知道时势已不可逆转，林纾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渐渐找回理智，孰是孰非，这个老叟心中已经有了定数。
不久，林纾公开发表了《林琴南的再答蔡子民书》，试图修复和新派人物关系。他承认在写文章的时候有人身攻击的错误行为，坦承自己过激了。但是，新派人物又怎会轻易放过他？他们正好抓住林纾“示弱”的机会，对他展开了集体围攻。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社会名流相继发表文章，好像要把林纾这个活靶打得百孔千疮。
面对这些唾沫星子，心灰意冷的林纾一下子看清了世态炎凉。于是，他又写了一篇《论古文白话之消长》。只是此时的他，已经沦为笑柄，他的言论已经不足以对新文化格局造成什么影响，渐渐地也就不说话了。
一个“误会”
林纾成为“反面人物”，一定程度上是时代的需要。与其说林纾站在了时代的对立面，不如说是新派人物将他推上了舞台。新文化运动初起时，新派人物的言论更像一场独角戏，他们急于寻找像林纾这样的大人物来与他们唱反调，林纾显然是“中计”了。
其实，林纾并不认为白话文不好，而是反对尽废古文。林纾居住在杭州的时候，当地有一家报纸叫《杭州白话报》，影响极大，主创人员中就有林纾，他离开杭州去北京之前，都一直在为这份报纸写一些白话体歌谣。
林纾曾在《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一文中提到过这段经历：
忆庚子客杭州，林万里、汪叔明创为白话日报，余为作白话道情，颇风行一时，已而予匆匆入都，此报遂停。
事实上，林纾是中国最早使用白话体写文章的人之一。他印行于1897年的诗集《闽中新乐府》里收有童谣体白话诗32首，比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的胡适《尝试集》早了23年，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白话诗。
可惜，林纾与新派人物之间的论战，让人们忘记了他的这一面。林纾身上一直都有保守派气质，也没能说清楚为什么不能尽废古文的所以然来，无法将其中的道理传达给新派人物，也就因此造就了这个“误会”。
由此，林纾的一系列作为，被写进了史书，成为“顽固守旧”派的典型代表。而在得到想要的结果后，许多新派人物又纷纷为林纾“正名”。
鲁迅称林纾为“享有大名的林琴南翁”，虽然他曾多次对林纾的文章加以讽刺，但笔下总是留有几分宽容。蔡元培在回复林纾的信件中，使用的也多是规劝、解释的口吻，看得出来对林纾极为尊重。
而身受林纾直接攻击的胡适，表现得更为豁达。当时，有些新派文人抓住林纾的译作展开批评，胡适反而站出来为林纾说话：“现在有许多人对被译的原书，既不能完全了解，他们运用白话的能力，又远不如林纾运用古文的能力。他们要批评林译的书，即就未免太冤枉他了。”
胡适在1922年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对林纾有很高的评价，称他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替古文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甚至说：“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来没有这样大的成就。”
林纾曾写过几封公开道歉信给各大报社，这个举动得到了许多新派人物的肯定。陈独秀说：“林琴南写信给各报馆，承认他自己骂人的错误，像这样勇于改过，倒很可佩服。”
还有人感慨：“林氏绝对不是伪君子，他固执，看起来未免是顽固，思想不太灵活，总比一些朝三暮四、二三其德的人好些，他为人尚不失为可敬，一笔否定了，置之另册，怕是也有人替他呼冤枉。”
不懂外语的翻译家
1897年春，林纾的夫人刘琼姿病逝，林纾终日闷闷不乐，家人劝他找朋友魏翰聊天散心。在魏翰家中，林纾结识了刚刚留法归来的王寿昌。王寿昌跟他讲起法国文学盛况，林纾听后大为惊讶。
林纾请王寿昌给他讲讲法国文学，王寿昌就将法兰西小说《茶花女》讲给他听。林纾一面听，一面记，最后整理成文，取名《巴黎茶花女遗事》。
这部小说开启了林纾的翻译生涯。他和王寿昌一见如故，两人在一起翻译，动情之处常常产生共鸣。后来林纾结识了越来越多的留学归来人士，通过他们的口述，接触到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文学作品。
那时候，经常可以看见这样一个场景：几个人泛舟湖上，促膝而坐，谈一些国外文学见闻，林纾则在一旁倾听，并用纸笔记下。
林纾不懂外语，甚至连字母ABC都不认识，对国外的风土人情、制度意识等也一概不知，这可苦了那些“海归”。林纾翻译的时候，碰到不理解的都要穷问到底，有时问得人不胜其烦，甚至哑口无言，如果见解不同，他还喜欢直抒己见，搞得那些“海归”都觉得这个老头极不好伺候。
林纾翻译的速度极快，经常朋友刚说完，他就落笔成文，而且用的都是文言文。他的翻译中会夹杂一些方言土语，有时让人看得一头雾水。
林纾翻译的时候，总是喜欢加入个人主观的东西，有评论，也有见解，若是碰到他认为是原作弱笔或败笔之处，甚至会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写起来。他还喜欢把原著长长的句子，仅用几个字去描述，以至于某些译文读起来令人费解。
他的这些做法遭到留学人士的坚决反对。由于脾气古怪，他经常与口述的人闹得不愉快，有时候为了敷衍他，口述者就将一些东西“略而言之”，造成了林纾的一些翻译错误，比如把莎士比亚的戏剧译成了小说，把原著作者的国籍弄错等。
自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后，林纾在翻译界名声鹊起，但他却很不喜欢别人称他为翻译家。钱钟书曾经说，自己是读了林纾翻译的小说，才对外国文学发生了兴趣。陈衍听到后说：“这事做颠倒了。琴南如果知道，未必高兴。你读了他的翻译，应该进而学他的古文，怎么反而向往外国了？”又说，“琴南最恼人家恭维他的翻译和画”。正因这样，常常有人莫名其妙就惹了林纾他老人家生气。
疯狂的“林译”
27年中，林纾总共翻译了170余种外国作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甚至有人说，中国旧文学以“林译小说”为终点，新文学以“林译小说”为起点。
由于清朝长期闭关锁国，近代的中国人根本不了解外面的世界，印象中的外国人形象，大多是拿着枪炮的强盗。直到看了林纾翻译的小说，很多人才对西方世界有了改观，才知道国外也有像“梁祝”一样凄美的爱情故事，也存在着“悲惨世界”，也有悲欢离合、生死缠绵。对于不少文人来说，看了“林译小说”，才知道小说除了章回体以外，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新文艺兴起时，一方面借鉴了明清以来的古白话文，另一方面则是借鉴了西洋的文艺作品，有些作家的名著就是受外国作品影响而作的。“林译小说”提供了大量标本，使新文艺工作者受到启发。
当时，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钱钟书、朱自清、冰心等文坛名士，都有过一段嗜读“林译小说”的经历。周作人在回忆鲁迅的青年时代时曾说过，在清末，除严复、梁启超外，对于鲁迅有很大影响的第三个人就是林纾。鲁迅在南京学堂读书的时候，购买并阅读了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留学日本的时候，只要“林译小说”一出版，鲁迅就一定会跑到“中国书林”把它买回来。
周作人说，是“林译小说”将自己引到了西洋文学里去。1924年林纾逝世后，周作人评价林纾说：“他介绍外国文学，虽然用了班、马（班固、司马迁）的古文，其努力与成绩决不在任何人之下……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
郭沫若谈到自己的创作道路时说，“林译小说”对于他后来的文学倾向有决定性影响。他对“林译小说”的印象，是“在幼时印入脑中的铭感，就好像车辙的古道一般，很不容易磨灭”。
郭沫若少年时代读的第一部小说是林纾翻译的《迦茵小传》，他回忆说：“林琴南译的小说在当时是很流行的，那也是我所嗜好的一种读物。我最初读的是Haggard的《迦茵小传》。那女主人公的迦茵是怎样的引起我深厚的同情，诱出了我大量的眼泪哟。我很爱怜她，我也很羡慕她的爱人亨利。当我读到亨利上古塔去替她取鸦雏，从古塔的顶上坠下，她张着两手去接受着他的时候，就好像我自己是从凌云山的古塔顶坠下来了的一样。我想假使有那样爱我的美好的迦茵姑娘，我就从凌云山的塔顶坠下，我就为她而死，也很甘心。”
钱钟书也是个“林译小说”迷，他还专门写了一篇研究“林译”的文章，将林纾翻译的小说仔细地解析了一番。他在回忆自己第一次接触到“林译小说”时写道：“我自己就是读了“林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里哈葛德、迭更司、欧文、司各德、斯威佛特的作品反复不厌地阅览。”
朱自清说：“中学时代曾写过一篇《聊斋志异》式的山大王的故事，词藻和组织还模仿‘林译小说’。”
冰心11岁就被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吸引，由此成为她“以后竭力搜求‘林译小说’的开始”和“追求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开始”。庐隐也说，“林译小说”她几乎“都看过了”。
茅盾认为，“林译小说”“颇能保有原文的情调，译文中的人物描写得与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他不仅读过不少“林译小说”，还在林纾去世后为他翻译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做校注，重新印刷发行。
“林译小说”的风靡程度可见一斑，虽然当时正处于新旧文化交汇的节点，新文化大有吞噬旧文化之势，但丝毫没有减弱“林译小说”的影响力。老派文人喜欢看，因为他用流畅的古文，极尽抒情状物之能事；新派文人喜欢看，因为他用与中国传统小说不同的方法，介绍了异邦的社会风貌和奇事轶闻。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句话：“书架上要是没有《新民丛报》和‘林译小说’，就算不上是个真正的读书人。”
苍霞往事
现在讲起林纾，很多人都是因他翻译的小说才知道他这个人。关于他的为人，现在的学者更多的也只能通过“林译小说”，或从他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与新派人物的那场较量中窥探一二。
林纾为人真挚，行事很有侠士风范。晚年时，有一落魄朋友给他写了一封信哭穷，他与那人并不是很熟，仍然给了他10块银元，还附上一首诗：“年来沧海已成田，文字何曾值一钱。无力赠袍宁赠炭，石头城下雪漫天。”
又有一次，一个朋友因为妻子生病向他借钱，他就把刚收到的卖画所得400元全数出借，朋友坚持立下借据才把钱拿去。不久这位朋友病逝，他前往吊祭，在灵前把借据烧了，并在祭文中说，他与这位朋友若都健在，则借据有无都无关紧要，现在朋友死了，自己恐怕也活不长了，若死后还有借据存在，难保日后两家不会产生矛盾，所以拿出来烧掉，以维护友谊。
林纾的这种个性，和他早年的经历有关。幼年时，由于家境贫寒，林纾的父亲一直在外谋生，林纾也一度流落到台湾，家计只靠母亲和姐姐帮别人做针线活维持。凄苦的童年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让他对苦难的体会特别深刻，因此见到可怜之人也就易起恻隐之心。
林纾的家原来在福州城南横山脚下，是一间老屋子，晚年的他，时经常想起自己小时候在这老屋中，借母亲和姐姐做针线活的烛光苦读。他极爱读书，母亲给他的零花钱都攒起来去买书。
后来，林纾拜了同县的老先生薛锡极做老师。薛锡极是个怪人，他从不教学生八股文，认为那是无实用之物。这对林纾影响很大，林纾后来参加科举，31岁才中举人，后又连考了7次，都没有中进士。不过林纾看的书倒是不少，到22岁时，读的古书已不下2000卷。林纾曾说：“用功学习虽是苦事，但如同四更起早，冒着黑夜向前走，会越走越光明；好游玩虽是乐事，却如同傍晚出门，趁黄昏走，会越走越黑暗。”
林纾18岁时娶了同乡刘有棻的长女刘琼姿。婚后不久，父亲就过世了，祖父母也先后离开人世。林纾过于悲哀，得了肺病。21岁起，他开始以教书养家糊口。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坎坷颠顿的时期。贫病交迫，10多年间不断咯血，几度病危。妻子刘琼姿和他相依为命，度过“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岁月。有一天，他咯了一整碗血，医生说是肺疾，已经治不了了，刘琼姿日夜陪侍在他身旁。在他的回忆中，那些夜晚分外凄凉：余病时，积夕亡睡。孺人方孕女雪，赢恭若不胜其躯。余怜之，病中至无敢微呻。偶呻，孺人辄问，预置茗具热火以进。残月向尽，雁声自远而近。余戏孺人：“鬼啸乎？去尔无多日矣! ”孺人凄然莫应。
若干年后，林纾一家搬到了苍霞洲（今福州台江区南部）。在这里，他度过了一生中最为恬静愉悦的岁月。他和妻子一起在灶前给母亲烹调佳味，母亲则隔着窗子大声和他们搭话……这个温馨的场景被他写进了《苍霞精舍后轩记》中。
然而，没过多久母亲亡故，刘琼姿也积劳成疾，很快就过世了。他在检点亡妻遗物时，看见妻子曾经织就的衣袄，十分感伤。使他追悔莫及的是，终日为衣食奔波的他，并不曾给过妻子多少温暖和慰藉，甚至在他还没有来得及珍视这些的时候，就已经永远地失去了。
就在妻子临终前10天，他们搬家离开了苍霞旧居。往事，前尘，甜蜜而又辛酸的回忆，都留在苍霞洲上。
轶事二则
林纾授课
林纾在京师大学堂任教时，有一门课排在下午两三点钟，是一天精神最不济的时刻，学生们经常没有心思听讲。
一日，看到底下的学生又开始昏昏欲睡，林纾便把课本一合，说：“现在为大家讲个故事。”学生一听，精神略振。只听他说道：“有个风流和尚，某日走经一座桥，见一位美女姗姗而来。”
学生此时已集中全部精神要听下去，林纾却突然不讲了。学生们请他继续讲那和尚和那美女后来如何，他说：“没什么，一个向西、一个向东了。”学生的睡魔也被他驱走了。
林纾赍米
林纾六七岁时跟随薛锡极读书。薛锡极当时非常贫困，没有米做饭。林纾知道后，急忙回家，用父亲的袜子装满米，背着送给老师。老师大怒，说这是他偷来的，拒不接受。
林纾回来后告诉了母亲，母亲笑着说：“你的心意虽然是好的，但是这样的方式（袜子装米）难道是学生赠送老师礼物的礼节吗？”她随即让林纾携着一石米送到私塾，以他父亲的名义送给薛锡极，薛锡极这才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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