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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穆涛长期沉潜于典籍阅读,从《史记》《汉书》入手,上读先秦典籍,下读唐宋、明清文献,经、史、子、集四部无遗。读原典,从典籍中汲取养分,抒写散文;把自己由一个编辑、作家读成了“汉代的经生”。他最新的历史散文作品集中国人的大局观》是一本读史札记,共有五个专辑,分别为:“中国历史的学名叫春秋”“腹有诗书气自华:关于《诗经》和《尚书》”“册命之辞:中国古代官员的任职谈话”“在制衡与失衡之间:《汉书》认识笔记”“黄帝给我们带来的”。本书以《诗经》《尚书》《史记》《礼记》《汉书》《春秋》等典籍为底本,对照当今,对传统、文化常识等给出鞭辟入里又幽默风趣的阐释,对深植于中国人内里的文化气质予以全方面展现,并结合一些社会问题,点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深远影响。

文学写作,要关注现实,也要切合现实,伟大的作品中,既有时代的气息,还透视着社会特征和规律,以及趋势。什么是社会趋势呢?比如“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是讲“中国之变”的,这句话出自《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清代乾隆皇帝年间成书的一本小说。我们用上世纪一百年做观照,这期间的变均是天翻地覆式的,是典型的河东与河西。一本书里有这样的认知和思考,是可以烛照人间的,这样的作家自然也会驻存青史。

真话也是实话,是落在实处的话,是掷地有声的话。真话是不穿漂亮衣裳的,不乔 装打扮,没有扮相,素面朝天。真 话可能不中听,甚至刺耳,可能还讨人嫌。真话的难得之处,是在对事物的认知上有突破,有新发现。

实话可以实说,也可以打比方说、举例子说,遇到脾气不好又强势的听者,还可以绕弯子说,但无论怎么说,说话者的心态要平和。跳着脚说,挥舞着拳头说,精神抖擞着说,呼哧带喘着说,义愤填膺怒发冲冠着说,是说话时表情丰富。如果觉着解气过瘾,可以这么既歌之又舞之,但不宜养成这么说话的习惯,太劳碌身体。

真话不在高耸处,真话是寻常的话,是普通话。只不过说得少了,才构成耸人听闻。建设文明社会,民风朴素重要,文风实实在在同样重要。

说中肯的话,是把话说到点子上,切中要害。肯,是动物身上特殊部位的肉,紧紧附在骨头上,俗话叫贴骨肉。手艺高超的屠宰师傅,一刀过去,骨肉分离,叫中肯。

“中肯”这个词有典故,出自庄子《养生主》,大家耳熟能详的老段子“庖丁解牛”,那位传奇的王室屠宰师傅,讲述自己刀法之所以能做到“中肯”的奥秘:一是多年的磨砺,再是“依乎天理”。多年体力和心力的修为,找到了迎刃而解的规律。

切中要害,箭中靶心,是水到渠成的磨砺结果。历练的过程是重要的,过程磨砺人,也涵养人。庄子用这个寓言告诫我们,不要把人活成锥子,逮哪儿扎哪儿,逮着谁扎谁,天天跟意见领袖似的。这样的人,做邻居也得躲着走。

做人和写文章,都是宽厚着好。文章的宽厚不是做老好人,比如“浪花朵朵”和“惊涛拍岸”,这两个词暴露了身处的是“浅滩”和“岸边”;“波澜不惊”这个词,多了平缓,但见深度和广度,更见力度。

中肯的话,是有原则、守边界的话。生活里,说大话的人是不招待见的。大话不是空话,是一望无涯,不着边际,没着落。佛法无边,佛可以说,但人不行。文章是写给人看的,话是说给人听的,因此要中肯,也要让人接受。中肯的话也是家常话,“老僧只说家常话”,修行中的小和尚才言不离经、手不释卷的。“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样的话是说给大街上的陌生人的,这不是家常话,是客气话。

写文章,要爱惜语言,神枪手是心疼手中的武器的。

我们的古汉语博大精深,言简意赅,老到沉实。现代汉语才走过一百年的道路,一百年,对人来说是高寿,但对十几亿人使用的一门语言,还年轻着,因为年轻,我们更应该爱惜。

回首现代汉语的百年道路,有两个基本点值得检讨:一是自卑心理,白话文被倡导的时候,是中国大历史里严重落后与昏聩的阶段,向国外学习得多,向古汉语学习得少,至今这种心理阴影仍在,一些没有消化妥当的翻译词、译文句仍然显著。今天强调建立文化自信,有太多的基本东西需要被认识到。再是文风上受特殊年代的影响,语言风格过于浮华,外包装太多,不实在,而且情绪化,是狂轰滥炸式的,太不爱惜语言。现代的文学是用现代汉语做基础材料的,做大建筑,基础材料仅仅过关不行,还要过硬。

今天的文章写作,文学标准太不清晰,甚至可以说很杂乱。比如在散文这个概念之外,还有杂文、随笔、小品文等名目。小说以长篇、中篇、短篇区分,这是体量上的区分,但在内涵上守着一个整体。诗歌是多元的,也在一个大屋檐下。但散文、杂文随笔小品文之间是怎么一回事儿?散文是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一种体裁认定,韵文之外皆为散文。杂文、随笔、小品文,是现代文学启动后的分别命名,其实从文学属性上讲并未脱离散文的疆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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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 | 王越美

审 核 | 张建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