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工作我实在是干不了，你让我回部队吧。”彭勃满脸委屈地冲李德生说。“就算让我去战场上堵敌人枪口，我都不带怕的。可这活我是真怵了，我脑子不好使，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看着这位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如今却在八一厂败北的老同志，李德生也是无奈。可现在这状况，就算调个大区司令来，也未必能马上应付得了。
李德生只能先将人安抚住：“我体谅你的难处，你的艰难处境大家都知道。可你也不能有点困难就撂挑子，我认为你应付得了。”李德生起身将彭勃的杯子注满水，才继续往下说：“说句难听的话，不战而退是逃兵，你死也要死在八一厂。谁让你是军人，是党员呢？”
彭勃的困难李德生都清楚，不光是工作上的问题，还有来自家庭的。他的儿子在部队遇车祸牺牲了，母亲也病故了，为了八一厂的工作，他都没能回家去看看。
可八一厂现在真不能离开他，看出彭勃有点动摇，李德生继续劝着：“毛主席说过，当干部就不能害怕困难。要顶得住一切压力，我就不相信你领导不好八一厂!”
组织的信任让彭勃感动，但这事儿却是实打实的难办。
八一厂缺人，李徳生亲点将
中共十大以后，李徳生作为总政主任，开始整顿总政治部直属的单位，最先处理的就是八一电影制片厂这个重灾区。
李徳生是军队干部，主持总政治部工作之初，就向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了报告，建议按照军队建制的要求，恢复任命厂长以及政治委员。毕竟八一厂是军队系统的单位，编制内的成员是现役军人，实行厂长、政委制，完全符合军队的领导制度。
建议被采纳后，李德生开始考虑，由谁帮他去管一管八一厂。将合适的人过了一遍，他立即确定了人选——南京军区60军政治部主任彭勃。
彭勃这人他是了解的，资历丰厚，功勋卓著。17岁便从军抗日，可谓是身经百战。从士兵到将军，戎马半生，赤胆忠心，为新中国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最重要的是，彭勃在处理群众组织的矛盾方面很有经验，将他调过来，再合适不过。
当即，李德生联系上许世友，直接点将要人。
而被通知“升迁”的彭勃，其实并不太高兴。比起去厂子，他更乐意待在部队里，因此在这个专门为他举办的送行宴上，彭勃一直兴致缺缺。
“彭勃，到北京任职要好好干，我也祝你一路高升。”饭桌上，许世友伸手拍了拍彭勃的肩膀，然后脖子一扬，一杯酒就见底了。
许世友的好酒量军中无人不知，他要喝酒彭勃就只能陪着喝了几杯，但他这酒量着实谈不上太好，几杯酒下肚，彭勃就觉得有点晕沉沉的。连带着，也将一直没说的心里话说了出来：“司令，我想不明白，上面调我过去干嘛啊？”
许世友晃了晃手里的酒杯，又喝了一大口：“想不明白没什么，军令如山，咱指哪打哪。但任何时候你都要牢记，自己是个军人，是个党员。”
听许世友如此说，彭勃知道此事无论他是否乐意，都无转圜的余地。在心里叹了口气，他也跟着干了一杯：“既然司令员要我去，那我就去，而且保证干好，绝对不给司令员丢脸。”
这回许世友没跟着喝，他一只手端着杯子，另一只手伸出了三根手指，然后对着彭勃一字一顿地说：“我只给你三个建议：少说话，少串门，摸清情况再工作。至于其他的……”许世友一口喝光杯子里的酒，摆了摆手继续说道：“我没那么多脸面，你保住自己就行。”
彭勃反复琢磨着司令员的这两句话，下意识地点点头。
1969年12月，彭勃带着一名秘书，一名警卫员，轻装简行地前往了北京。他的计划是，到达北京后直接去总政，先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再去八一厂接手工作。
结果刚一下火车，彭勃一行人就被八一厂派过来的负责人接了过去。然后就是一通紧锣密鼓的情况介绍，各项数据，甚至连工作方向都给他安排到位了。
彭勃耐着性子听完，等对方滔滔不绝的讲完了，才开口道：“同志你看，我这初来乍到，还什么都不了解。是不是先让我熟悉熟悉环境，然后再和大家一起工作？”
谁想到，对方根本不给他熟悉的时间，直接拒绝了：“这一下午，我们都将情况介绍给你了，你大可放心大胆地开展工作，不需要什么顾虑。”末了对方又告诉他，第二天上午，厂里准备了迎新会，请他讲讲话。
彭勃有些头疼，连个准备的时间都没有，这是刚一来就要给他个下马威啊。还没正式接手工作，彭勃就感到了任务的艰巨。
强忍丧子之痛，不离岗位寸步
迎新会是在影棚举办的，彭勃一身军装走上讲台。他知道厂里的职工一定对他的空降议论纷纷，刚调过来他也没想要去烧那“三把火”，或者大谈什么施政方针，毕竟他是个门外汉。
彭勃直言：“我不懂电影，不敢谈什么政策或者设想，毕竟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会抓紧时间了解情况，向大家学习，然后一起更好地工作。”整个讲话简短而谦逊。
不过这直白的发言，倒是拉近了他和群众之间的距离。
迎新会之后，彭勃快速地投入工作，深入了解八一厂的所有情况。
这一天，他在办公室看文件，被铁道兵部队司令员刘贤权一个电话叫了过去。然后他就接到上级派下来的任务，拍摄样板戏《红灯记》。
领导对此事相当的重视，也没拐弯抹角，直接交代彭勃：“这是江青同志的指示，任务重大，只能拍好，不许拍坏。将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这是八一厂的光荣。”
彭勃能说什么？军人就要服从命令，上级交代的任务，再困难也要克服。“保证完成任务！”他铿锵有力地答复。
可出了办公室，彭勃就犯难了，拍戏不是打仗，这可不是他擅长的。好在八一厂还有一批这方面的专家，每一个人都能给他足够的指导。
回到厂里，彭勃立即召开了动员会，将上级的指示传达下去。现如今厂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拍摄《红灯记》，所有人都要团结一致，把这件事当做头等大事来抓。
彭勃自从调到了八一厂，从来不摆领导的架子，和底下的职工相处得非常亲近。看到他接了这么一个“烫手”的任务，都跑来提醒他：“这件事可不简单，如果出差错可是会压死人的。”
彭勃见厂里的人是真的关心他，心里一暖，笑笑说：“谢谢同志们提醒，我一定尽力把这件事抓好。”
作为八一厂的一把手，彭勃一心想的是如何把《红灯记》拍好，他把当初战场打仗的精神拿了出来，周密部署，保障后勤。
拍摄前期的准备工作，彭勃做得可谓面面俱到。凡是重要岗位，都预定了配角或候补人，有任何意外，都可以“冲上去” 独当一面。
为了保证供电，他派人和供电局联系，架设了双线。对演员的生活也做了极“豪横”的安排，不光是米面是特供的，就连饮用水都是特质的，就怕在饮食方面出现意外。
等到了拍摄环节，彭勃更是没日没夜地待在剧组里，吃住全在办公室，生怕出现什么纰漏。有的时候甚至是连轴转，这让一个已经年过半百的人有点吃不消。每到这时，彭勃都会无奈地苦笑：果然是岁月不饶人啊！
日子在忙碌中一天天飞逝，这天彭勃一如往常在剧组里忙前忙后，累了一天回宿舍休息，刚躺下就被电话铃吵醒。彭勃捶着酸痛的肩膀，走过去接起了电话，电话那端传出来的话，却让他再也没有站着的力气，直接跌倒在地上。
彭勃的儿子彭时雨外出执行任务时，不幸出了车祸，经医院抢救无效去世。
这晴天霹雳让彭勃肝肠寸断，他双手支着头坐在办公桌前，任泪水在脸上汩汩地流。
李德生得知这个消息后，连忙打来电话表示慰问：“我给你批假，你赶快去部队，把孩子的后事办理了。”
可他怎么能走？现在是《红灯记》拍摄的关键时刻，这么多人的心血，容不得半点差池。看出他的担忧，彭勃的妻子朱烨丽强忍着悲痛安慰他：“没事儿，你忙工作，我过去就行。”
当晚，朱烨丽独自坐上了南下的列车。
第二天，彭勃照例出现在剧组，奔前跑后地处理各种事情。大家都以为孩子没事儿了，却不知道痛失爱子的彭勃心里的痛苦。
最终，经过几个月的拼搏，《红灯记》终于拍摄完成。样片送审后，所有审批人员都表示满意，彭勃忐忑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谁知道，就在大家准备庆功的时候，彭勃却被批评了。
热辱负重，制片厂屡获嘉奖
所谓众口难调，就是纵然你觉得万事已经考虑周密，也会有人表示不满。
彭勃被质疑了，原因是一份职工自己填写的简历表，虽然事后已经解释清楚，可是彭勃的心里还膈应着。他在南京曾主持过全市的工作，没想到来到八一厂这1000多人的单位，竟遇到这么大的麻烦。
他也是越想越不痛快，越琢磨越觉得委屈。于是，彭勃扭头就对李德生抱怨说：“这活我干不了，你还是让我回部队吧！”
李德生自然不肯，做了他半天的思想工作，才将彭勃留住。
彭勃到八一厂后一直保持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大力抓生产。他认为八一厂的生产任务就是拍片，所以在他任期间，拍摄出许多优秀的影视作品。
1972年，南斯拉夫儿童电影《铁道儿童》在国内火热播出，观众反应热烈。于是，在同年国务院文化组召开的会议上，有人提议各制片厂也应该为孩子们拍些电影。
回来后，彭勃马上召集厂里的创作人员进行商议，大家一直认为可以拍成主角为儿童的故事片。
确定了大方向后，就是选材了。
正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连播李心田所著的小说《闪闪的红星》。
这是一个1930年代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发生的一个故事，反映红军时代的一个少年英雄潘冬子成长经历，内容感人。红色革命主题，情节跌宕起伏，主人公是个八岁的孩子，这就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剧本啊。
当创作人员将《闪闪的红星》的小说拿给彭勃看后，彭勃当下拍板，就是这个了！他也觉得这个题材非常好，既能反映出党的革命历史，又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主题和故事都确定下来了，然后就开始挑选演员了。为了找到合适的小演员，剧组找遍了北京的小学。经过严格的筛选，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祝新运成为幸运儿。
从创作，到选演员，再到拍摄，彭勃全程都守在剧组，处理大小事宜。在样板戏“一花独放”的特殊年代里，拍摄《闪闪的红星》的过程中，更是充满曲折与艰辛，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这部影片上映后迅速火爆，并被评为当时的六部优秀故事片之一，红遍大江南北，成为中国优秀的儿童影片之一。
直至今日，影片中的台词“我胡汉三又回来了”也是人们日常调侃的流行用语。
参考资料
艰难曲折的较量——彭勃在八一电影制片厂
作者：理理
编辑：墨浓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