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忻城县北门老街一直走，便是莫氏土司衙署正门了。两侧的照壁与辕门，青砖青瓦，庄严肃穆。翠屏山紧靠衙署建筑群背后，巍峨耸立，似近在迟尺，苍翠幽碧。此时春雨迷濛，天色青灰，周遭的一切仿佛笼罩了一层纱雾。唯独衙署大门的那一片赤红色，艳丽得出奇。
从正门进入，即为正堂，树荫遮天。整个建筑群围绕正堂，沿着东、西轴线对称展开，布局严谨，宏伟庄重。房屋皆为砖木结构，安榫接合，屋架穿斗，既有中原建筑艺术的美感，也能看到壮族干栏式建筑的影子。 院墙之内，红色元素被更加肆意地使用，从门楣到窗棂，梁柱到屋脊， 大红朱漆，比比皆是，即使没有阳光的参与，也耀眼夺目。
莫氏土司衙署始建于万历十年。按照《明史》记载，朝廷规定“品官房舍、门窗、户牖不得用丹漆”。而在当时，莫氏土司不过七品官衔而已。除了红漆，衙署屋脊上饰有动植物造型，仔细观之，似乎是对隐喻帝王及其家眷的龙凤鸱吻进行了变通的置换。忻城偏安一隅，山高皇帝远，莫氏土司掌握着一方水土的财政与兵权，是真真正正的土皇帝。如此看来，“壮乡故宫”这个别称，不仅是对衙署建筑的赞美，也反映了莫氏土司在当地的影响力。
手表上的指南针提醒着我，不同于中国风水推崇的坐北朝南，莫氏土司衙署竟将大门开向了北边。据说这是莫氏家族为了向朝廷表忠心，意为自己愿意永远向北称臣。还有一说，莫镇威任职忻城第六任土官时，土司衙署欲迁新址，苦苦寻觅而不得。偶然发现坐骑白马日日跑到翠屏山下吃草饮水，“凤鸣其背”。经考察，此地天险，易守难攻，正是衙署新址的好选择。于是一反衙门南开的规矩，朝着马儿吃草的方向建起了这座衙署。两种说法，皆为民间口传，至于哪一种更接近真实，已不可考。
翠屏山形如座椅，环护着土司衙署，山势陡峻、怪石嶙峋、古木参天。芝江潺潺流淌，环绕着山脚。在右山脚下，有三界庙，进门便是戏台，戏台下方为四方院落。院落南面是正堂大殿，供奉着三世佛、三清真人、土地、城隍和三界公。这里曾是莫土司家族看戏娱乐和上香拜神的场所。
如今的三界庙，已是门庭寥落，香客稀少。反倒是毗邻翠屏山的麒麟山上，有着“忻城小布达拉宫”美誉的通天寺，仅百年历史，却香火旺盛，香客如云，很难不让人生出“富贵荣华转瞬逝，如云如烟一瞬间”的感慨。
晚清民怨四起，改土归流势在必行，莫氏土司在这种情况下也无法缓和阶级矛盾。光绪二十八年，衙门被攻破，堂屋和后苑被烧毁。光绪三十二年，朝廷以“纵匪殃民，世济其恶”为由，革忻城知县莫绳武职，从而结束了莫氏土司统治忻城长达五百年的历史。
沿着山路一步一步向上爬，已近中午，雨消云散，忻城风光尽收眼底。四方游客，在衙署遗址内穿梭如织；忻城百姓，在老街上慢慢地生活。
一边是历史，一边是现在。从古到今，如川流入海，时间的支流汇聚于此，当下从未曾与过去真正割裂。哪怕楼亭庙宇变成碎瓦一堆，风流人物已是黄土一抔，但历史的魂依然存在于忻城人的日常生活里，呈现出源远流长又广阔丰盈的样貌。
土司官邸向西行五百米，便是大夫第，相传是官族莫昌龄于清同治年间建的住宅，如今这里成了壮锦织锦技艺基地。若向城外驱车两公里，则可抵达莫曼壮锦源，因壮族织锦高手莫曼姑娘而得名。
忻城是壮锦的发源地之一，已有千年历史，远远超过了莫氏家族的统治时间，但莫氏却对壮锦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莫氏土司曾推出一系列鼓励壮锦生产的经济政策。第三任土官莫鲁曾提出“锦可学制”；第十任土官莫宗诏任职期间，从贵族到平民皆“惟勤纺织”。到了清代嘉庆年间，忻城壮锦达到鼎盛，行走街里，织锦之声不绝于耳。
织壮锦需要五道工序 ：牵经、串中、穿扣、编花本、织锦。其中，牵经最难，也是织出斑斓图案的关键。目前掌握这一技术的人已不多，且大多已经高龄，“中国织锦工艺大师”蒙如君就是其中之一。蒙如君的家，就位于莫氏土司衙门旁的一栋民居里。古老原始的纺织机前，色彩鲜艳的丝线在老人灵巧的双手中不断交织出美丽的图案。从鼎盛到落寞，再到重获生机，历史以无言的方式，被编入这一幅幅锦绣之中。随着传统的生活方式被彻底颠覆，壮锦产业已不复当日胜景，但彩线丝丝缕缕，耳畔机杼声声，仍不难想象几百年前“家家织锦到三更”的盛况。
壮锦的图案纹样大多是对日常生活与大自然常见景象的高度概括和抽象，重写意而轻写实。有的纹样源自本民族的信仰图腾，有的则描绘了祖先、故土、战争与迁徙的集体记忆。某种程度上，壮锦之所以成为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因其精美复杂的工艺，更是因为它构成了壮族人特有的符号体系。一丝一线编织出来的图案，就是壮族百姓人生礼俗的语言，承载了族群的历史、情感与愿望。
壮族人一生中最看重两件事，新生与婚嫁。新生儿满月酒时，外婆会赠予新生儿精心编织的壮锦背带。孩子在壮锦背带中长大，寓意其被祝福包裹，被健康笼罩。壮族女子结婚时，壮锦被面是必备的嫁妆，由新娘和新娘的妈妈亲手制作。被面越精美，图案越繁复，越能展现女性的贤良淑德与家族的经济实力。
在老街上的饰品店里，我买了一个小巧的壮锦手机包。黑底红花，娇艳欲滴的花瓣，从画幅的中间，一圈一圈逆时针向外绽放。在壮族的神话传说中，创世女神就是从花朵中诞生的，为人类带去了智慧与创造力。
男耕女织生产方式的瓦解和现代化大生产的全面渗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壮族民众的礼仪秩序，壮锦正在经历一个传统与时尚相互厮磨、互相融合的过程。但只要忻城壮锦还在，忻城人对传统礼仪的依恋与认同就还在，忻城人的福祉也将一直延续下去。
忻城虽小，景色却丰富而多样。县城北面，森林公园与思练鸳鸯湖两两相望，构成一条绝佳的徒步路线。南面的乐滩竹海与薰衣草庄园，依循四季时序变幻着风光。景色固然是美的，可徜徉其间，总感觉好像少了些什么。直到行至水边，一位摆摊的老伯忽地开口唱起了山歌。声音浑厚，曲调高昂，句句押韵。虽使用方言，听者却能轻松与歌中的深情共鸣。
原来方才寻寻觅觅的，就是这个感觉。歌以咏志，歌以传情。此地的山水，须得配上此地的山歌，才滋养出更加饱满的生命力。忻城县始建于唐朝贞观时期。受到唐诗的影响，忻城山歌也逐渐发展出成熟的格律与丰富的题材。但诗是文人的作品，精雕细琢，反复推敲，终归属于阳春白雪。山歌却从普通民众的日常中诞生，发乎自然，情之所至，一挥而就。仿佛壮族人自出生起，基因里就写下了庞大的曲库，山水日月，婚丧嫁娶，悲欢喜乐，无一不能用山歌吟咏唱诵。
壮族山歌最早可追溯到母系社会，多用壮语演唱，伴随着汉文化的影响，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大力推广普通话，也逐渐产生了许多以普通话演唱的山歌。正因为其坦率直白、兼收并蓄，山歌才拥有了绵延不绝的生命力。想起小时候颇有影响力的电影《刘三姐》，土财主莫怀仁想方设法阻止当地百姓唱山歌，却最终以惨败收场。
历史上真实的莫怀仁与刘三姐并无交集。但据传第十二任土司莫怀仁管辖忻城期间，认为山歌伤风败俗，有损民风，于是禁唱山歌。然而民众依然私下传唱，屡禁不止。电影《刘三姐》的灵感或许来源于此。真实与自由，是山歌的灵魂，也是壮族人的个性。纵使流行歌曲铺天盖地，只要嘹亮的山歌响起，血液中关于族群的记忆与眷恋仍会被一一唤醒。如今的忻城，歌圩文化依然活跃，民众依照约定俗成的时间地点，聚会对歌。一年中有多个歌圩日，其中以农历三月三的最为盛大。
人们相约而至，即兴作词；你来我往，对唱万物。歌声清亮有力，歌词坦率真挚，一边把爱意抛出去，另一边又把爱接回来。通过对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得以连接，人与万物的网络得到了维系。作为一个生在北方的汉族人，过去总是难免惯用汉文化大一统的视角去看待少数民族。但是置身忻城，与当地的风土、百姓对话，历史则展现出截然不同的侧面。有时也觉奇妙，不止是壮族，很多民族通过留世之作向后人展示出他们的创作天赋，建筑是证明，壮锦是证明，山歌也是证明。多个归处茫茫的民族，将抽象的情感寄托在具体的事物上，用这些事物将信仰、文化与血脉，永久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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