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梦篱笙箫
文明的冲突有时很能吸引眼球，但用来解释历史变化总显得不伦不类。中原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被冠之以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的冲突，并暗含着草原文明更符合生态文明的意味，而且模糊了双方的是非曲直。用一个不甚恰当的比喻来形容双方的关系，那就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在夏商周时代，双方是杂居在一起的。真正的夷夏之分并不是很分明。并且在野战中，中原民族也并不是过于惧怕蛮夷。在春秋战国的兼并战争中，形成了华夏主体的国家形式，也把夷夏观逐渐的确立起来。随着秦王朝的胜利，并用万里长城作为分野，双方形成了超时空的爱恋。
长城的这边，秦王朝为主体的大一统模式如火如荼的发展。在长城那边，草原民族也要互相追逐，寻找自己的王者。在广阔草原中，各个民族相互厮杀，锻造出了草原民族的全新国家模式，出现了新兴的奴隶制国家，这也成为中原王朝强大的敌手。他们统一在匈奴的旗帜下挑战汉民族的权威。
从大历史的角度，很难讲清双方的正义与非正义，但在具体的王朝史中，游牧民族的烧杀掳掠不能不说是邪恶之源。草原帝国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史，使中原地区的政治进程加快。否则，汉初的黄老学说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占据主流。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将没有市场。有了外敌的存在，中央集权的模式才能够顺理成章，得到士大夫阶层的拥护。
随着中央集权的逐渐深化，中国的国家治理也逐步深入。王朝也逐渐由中原向边疆扩展，那么此后的政策就带有侵略性质了。汉朝中后期的羌族问题就是士大夫阶层不断扩大权力，导致的全新民族问题。孟获是最典型的代表。在南方，吴国一直在打的土蛮，其实都是在扩大汉民族的权力边界，压榨少数民族的生存空间，必然遭到了他们的激烈反对。但由于边疆少数民族自身发展缓慢，因而无力抵挡这种民族扩张，各个少数民族开始被迫臣服的过程。这个过程当然惨烈，但中原政权以文明自居，也并没有觉得有何不妥，也在享受着这种扩张政策带来的益处。
但随着晋朝的崩溃，这些被迫的归附者开始了反叛的历程，并以五胡乱华的面貌出现。在我看来这是历史大轮回的复仇。双方在血与火的拼杀中进行了妥协，少数民族开始了逐渐汉化的过程，但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中间出现了太多的反复，但最终用新的政治文明确立了下来，那就是均田制与租庸调制。中国也出现了两个伟大的朝代——隋唐。中国的疆界也真正达到了西域，形成了自身的国家认同。
在唐朝时期，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演化。草原在寻找新的霸主，最后以蒙古的胜利而告结束。中原地区也有了新的王者，那就是大宋的崛起。这次与以往不同，蒙古是以单纯军事胜利缔造新的王朝，因而王朝的政治信念并不是太过强烈。它的中国政策压榨的成分更大一些，没有以主人翁的地位参与到中国的政治进程中，因而是一种不稳固的统治。被奴役的南方汉人也用他们的勇气进行了抗争，大明王朝应运而生。
蒙古以旧时代匈奴的面貌出现，但他们并没有达到旧时代的辉煌。整个的塞外草原想要在混沌蒙昧中重新走向强大。但是大明王朝一直保留有强大的实力，让草原的统一变得遥不可及，历史在等待新的机会。直到满族人降服了蒙古，才给明朝最大的威胁。明朝当时还是有力量的，但官僚集团与农民阶层的渐行渐远削弱了自身潜力。地主阶层不愿意失去自身利益，即使满清入主中原也在所不惜，明朝在自身的困境中消亡。
清朝是一种复杂的矛盾体，暗含着中国后期边疆发展的困境。对于边疆，清朝是一种赎买政策，财力来自于对中原豪族的打压。三藩之乱只对这种打压的反动，最后通过雍正帝的摊丁入亩达成了妥协。有了农民的拥护，清王朝才真正拥有了合法性。但随着外国列强侵略的加剧，割地赔款打破了皇帝与农民的结盟。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中国政治又进入风雨飘摇的周期。
列强的肆意妄为，打破了中国的民族融合进程。但中国各民族是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在抗击外国侵略的过程中，中国各民族重新统一起来。中国的特殊性是有历史根据的。中国的民族国家形成是在大历史时期相互发展融合逐步推进的。占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汉民族是一个融合了多民族，没有进行种族灭绝的主体民族。这和西方有本质的不同。这也是中国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因。中国的各民族也更可以成为中华民族，因为我们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复杂演化，我们有深厚的历史积淀。
但我们身处的时代还是不同的，以往中国各民族交往是以中原民族的精神文化成果为核心的，这才形成了我们所谓的中华文明同化论。但在当前世界中，西方文化大行其道，中华文化也有沦丧的可能。经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的经验，我们还是会发现，在新时代中华民族还大有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必然对中华文化有天然的自豪感。中华文化的可塑性还是很强的，它让中国人自由和谐的成长，是能够给世界带来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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