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在濒临生命终点时，特意把罗青长叫到身边，对他说了七个字：“不能忘记老朋友”， 那么他口中的老朋友指的是谁呢？
在病榻上他做了这样的解释，指的是：那些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们，那些帮助过我们的老朋友，哪怕他一生中只做过一件有益于革命的事，比如还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 。
这两位姓张的朋友，其中的一位说的就是张学良将军 ，另一位说的是张镇。
张学良与周总理两人之间的革命友谊，我们都了解一些，但实际上，他们相处的时间仅有八天外加两个晚上，如此短暂的相处时间，却为维系起之后40年的友谊。
那么这八天加两个晚上，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呢？
说起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时间在1936年4月9日晚，而这样的高层会晤还是源于中间人-东北军团长高福源。
1935年10月，高福源进攻陕北苏区榆林桥时，被红军俘虏，之后有了深度了解红军的机会，之后他主动提出要去面谏张学良，以促成与红军的共同抗日。
在高福源回去时，他带了一封周恩来的亲笔信，张学良拆封后，只见信中写着：中国人不应该打中国人，东北军应该调转枪口，对准真正的敌人，也就是东北烧杀抢掠的日本军队。
张学良对此深受触动，于是决定与红军高层代表会谈，共商抗敌大计。
在此基础上，两位伟人于1936年4月9日晚，第一次在清凉山下一个天主教堂里见面了。他们会晤的焦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之后的5月12日晚，两人再次举行了第二次密谈。
两次密谈之后，两位各自给对方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周恩来兴奋地说了这样一番话：
谈的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出乎意料！
张学良对这次会谈也非常满意，他也说了一番话：
比我想象中好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
会谈结束后，张学良知道当时红军经济上有难处，遂相赠两万银元的私款，待他回到西安后，又慷慨捐赠了二十万元法币，据红军军需账上记载，在此期间，张学良共接济红军76万元 。
同时经过两次密谈，为日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基本条件。
可见，这两个晚上意义重大，承上启下，事关国运。
那么八天的相处又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呢？就是西安兵谏之事，这也是他们的第三次见面。
张学良、杨虎诚两位将军扣押老蒋后，当时的压力是空前的。
南京方面扬言要炸平西安，国民党大佬于右任要来西安安慰，宋子文要前来谈判，这些事情如何应对？
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处置老蒋，内部意见分歧很大，又该如何统一。
这些问题随着周转来的到来，一切都迎刃而解。
据《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记载，说十七日晚，周恩来一到，张学良就热情地将他迎入公馆，两人促膝长谈，直到深夜。
对于西安事变，周恩来谈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前途，一个好，一个坏。
好的是，如果能说服老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那么中国就不会被日本所灭，而且前途也会变得好起来。
坏的是，如果对外宣布老蒋的罪状，最后经人民审判把他杀掉，这样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还会引发更大 规模的内战，不仅不能抗日，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提供条件。
我们要共同努力争取好的前途，力争说服老蒋，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仅放他回去，还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这样有利于发动全面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在八天的时间里，周恩来高瞻远瞩，洞悉全局，一直同张学良合作共事，精于筹划，巧于斡旋，使得张学良的信心大大增加。
八天过后，便是长别，他们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实际上当得知张学良要亲自送蒋回宁时，周恩来就立即赶往机场，他想要劝阻这一莽撞行动，然而，当他赶到机场时，飞机已经腾空而去。
遥望云天，周恩来怅然良久，慨然地说：“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太深了，他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看来，感情用事，总是要吃亏的。
到后来，周总理每每谈及此事，他总是连声自责痛悔自己”没有保护好“汉卿”先生 ，并在他此后的人生中，时常提起张学良，数次递送密信与他，并为他的安危不懈努力。
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 周恩来提到了张学良，说他对团结的贡献最大，诚恳地希望他能早日获得自由 。
同年12月，在纪念西安事变十周年会上，周恩来提到张、杨两位将军已被幽禁十年，我们要求立即释放张、杨两将军，他们都抗战事业的大功臣。
1961年，在西安事变25周年纪念会上，周总理再次提到了张学良，当时张学良的四弟、解放军海军参谋长张学思也参加了，他在给周恩来敬酒时，感情冲动，泣不成声。
周总理当时也流下了热泪，并深情的对大家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
为了营救张学良，周总理不止一次对来自台湾的朋友说，如果张将军有个一差二错，我们就不好见面，不好说话了。
1958年，宋子文在香港时，周总理再次托人代为传话，敦促宋子文为释放张学良做出努力。
四十年间，周总理时刻关心着张学良的安危，对张学良在大陆的亲属也是关怀备至。张学良的姐姐张首芳，晚年生活拮据，周总理特意为他争取了一所住处，还定期发放补助金，保证了她的晚年生活。
尽管两人相隔数千里，但他们仍然克服重重困难，相互给对方写密信慰问。
周总理生命中的最后一份批示也是关于张学良的。当得知张学良患上眼疾，有失明危险时，他感到十分焦虑，当即在一份批示中，要求有关部门查清具体情况，批示的最后三个字是：托 托 托。
1975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张学良收到这个消息时，他累日伤怀痛悼，万分难过，对夫人赵一荻说，中国失去了一位传诵千古的伟人， 我失去了一位终身难忘的故友。
那么另一位张姓朋友，又是如何与周总理结缘的呢？
原来在1945年10月，国共谈判正在进行时，在签订《双十协定》的两天前，一直致力于国共合作的谈判代表张治中，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宴请毛泽东等中共代表。
不料当天晚上却突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在途中遭遇了国民党士兵的枪击事件。
周恩来闻讯后，立即警觉了起来，深为毛泽东主席的安危担心。于是，他向黄埔军校的旧相识、时任国民党重庆宪兵司令的张镇提出“派兵护送”的要求。
张镇立即调来了宪兵司令的座车，并亲自护送毛泽东返回红岩。隔天，张镇又加强了安保工作，凡是毛泽东参加的活动，他都是亲自布置警戒。
国共和谈协定签字后，他得知毛泽东一行要飞回延安，于是，他又亲自护送到机场。
对于张镇在危难时刻的帮助，周总理一直铭记于心，在临终前仍然惦念着他。
综上所述，周总理临终惦念的两位台湾张姓老朋友，一位是张学良，另一位是张镇，他们都在危难时刻，给予了诚挚的帮助，后世对此也十分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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