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是欧洲从中古向近代转型期的一次伟大变革，这次变革曾经开创了西方近代社会的发展之路，在西方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诸重大事件中，宗教改革占有突出的地位，恩格斯称之为资本主义同封建主义的三大决战之一。
宗教改革时期，为了实现缓解财政危机、打击内外宗教势力等目的，亨利八世彻底解散了英格兰的一切修道院，没收并处置了原属修道院的教产，这是英格兰异于欧洲大陆宗教改革的最大不同点。这些教产数目庞大、种类繁多，其核心是遍布全国的各种地产，其中尤以各种庄园最有价值。
对教产的没收与处置，是英国近代早期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而且这一事件产生了蝴蝶效应”式的历史作用，对英格兰在转型时期的生产方式之进步、社会结构之巨变、政治权力之分配、文化教育话语权之交接意义重大，对英国在近代史上的强势崛起起到了扫清障碍、凝聚力量的作用。
亨利八世之前英国状态
16世纪以来，英国工业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毛纺织业发展非常迅速。巧世纪前，英国是一个羊毛输出国，每年生产的大量羊毛主要输往弗兰德尔。由于毛纺织业的迅速发展，毛织品输出量激增，羊毛出口量锐减。
随着工业的发展，商业也日趋繁荣，各地产品的相互交流促进了国内市场的发展，伦敦成为全国的贸易中心。世纪，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新航路的开辟与欧洲贸易中心的转移，海上贸易迅速发展起来。
在工业发展的同时，农业中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15世纪最后几十年和16世纪最初数十年间，英国农村掀起了圈地运动的第一个高潮。这是由于弗兰德尔和英国国内毛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对羊毛的需求大为增加，羊毛价格不断上涨引起的。
由于羊毛价格不断上涨，养羊业成为有利可图的事业。许多地主贵族便开始圈占森林、荒地、牧场等公有地，接着便扩及到小农租地，利用暴力、退佃等方式把小农从土地上赶走，用栅栏、沟渠、篱笆等把土地圈围起来作为牧场，用来养羊。
一些大的修道院及主教教区其收入超过了当时最大的世俗贵族。教会除地产外，还拥有那些雄伟壮丽的宗教建筑，以及大小修道院中价值不菲的金银器皿及艺术珍品。对于教会拥有的庞大财产，世俗势力包括国王、贵族以及绅士等凯觑已久，他们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剥夺教会这些财产。
可以说，国家与教会这种二元结构统治及双方在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与争夺构成了宗教改革最重要的原因。世俗贵族、大土地主和大商人早就不满于修道院长们的位尊权重，而且不仅对其掌控的财富垂涎三尺，还怀疑他们只是用这些财富满足一己私欲。
英国国王早就对修道院心怀怨恨，因为入不敷出的英王对修道院每年都向罗马纳贡的做法非常不满。于是，正当修道院遭受世人越来越多的质疑之声、逐渐失去民众支持时，亨利八世的离婚案出现了。
亨利八世的改革
亨利八世的“离婚案”使英格兰的修道院进退维谷，无论他们选择全力支持还是强烈反对都难以全身而退：支持亨利则背叛了自己的誓言，并会受到至高无上的教皇的绝罚，反对亨利则立刻会招致国王的种种刁难，难以在英格兰继续立足。
随着英王与教皇冲突的不断升级，亨利越来越清楚，修道士们的内心是支持教皇的，特别是当亨利提出离婚案、宣布自己及后世子孙是英格兰教会的至尊时，在出现的众多反对声中，修道院的声音最为响亮，这让亨利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改革伊始，亨利通过议会立法的方式，对天主教的独立性加以限制，以体现出人民的意志。与往届议会不同的是，这届议会不象过去那样被召集来资助战争，给予国王财政补贴，而是在国家与教会的重大问题上做出抉择。在开幕式上，上院议长托马斯莫尔爵士含糊地向两院表达了召集这届议会的是需要修订旧的法律。
不过，早已对教士阶层不满的下院已经觉察了国王的意图，议员们行动起来，对教会特权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亨利解散修道院最主要的动机还是获取修道院的巨额财富，亨利国王唯一关心的是教会的收入，与宗教信仰或者政治权威之争的关系不大。
因为，绝大多数修道士都在国王的淫威逼迫之下宣誓承认英王是教会的最高领袖，仅有极少数不懂“明哲保身”的修道士誓死不从，结果被处死示众，因而总体上说，修道士集团是支持亨利的，至少是顺从的、威胁不大的，但该集团的财富还是使贪得无厌的亨利欲罢不能。
亨利八世在抨击修道院时声称，修道院的财产不应被修道士们用来满足私欲，应该被用于发展教育、慈善事业和完善宗教设施，但解散修道院后，他自己却食言了。
修道院的餐具、珠宝、图书、法衣、弥撒用书、烛台、香炉、梯子、风琴、讲道坛、砖块、瓷砖、木制品、货物、雕塑、门窗、钟和石材等几乎都被拍卖了，这通常是在修道院或者牧师会堂中进行的买家都是投机商、商人、收藏家和天主教的遗老遗少。
宗教势力经此大劫，元气大伤，成为英王的附庸，其中的修道院集团更是被连根拔起，其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不复存在，曾经能与国王分庭抗礼的宗教贵族折损过半，世俗贵族则成为支持国王的既得利益者，从而确保了国王推行的宗教改革成果的长期有效性和稳定性。
这一事件也增强了王室的经济实力，密切了国王与“新贵族”、乡绅、商人等社会中产阶级的联系，使中产阶级成为既定秩序的坚定捍卫者，从而扩大了英国专制王权的政治和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蔡骐：《英国宗教改革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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