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卷是明清后流行于社会下层的一种讲唱文学，早期以钞本为主要载体，后期以钞本、刻本及印本并存形式流行。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因郑振铎首倡，引起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的重视，周作人、胡适、陈寅恪、周一良、唐兰诸学者均曾留意。
钱锺书对中国古代文献的修养，世所公认，中国传统文献中的一切门类，正经正史自不必论，野史笔记、小说杂著、佛经道藏等等，其著作中均大量涉及，阅读《容安馆札记》《中文笔记》（泳按：用网名“视昔犹今”的释读本。此君已释读完《容安馆札记》及《中文笔记》前三册，正释读第四册。我以为国家应主动支持此君的工作，不知国家社科基金是否有此雅量）时，无不感受到钱锺书读书广博，识见高超。
钱锺书与宝卷的话题，目前尚无专文述及，似可引起宝卷研究者的注意。
钱锺书和郑振铎的关系，向为人知。郑振铎对中国古代文学文体的关注情况，钱锺书自然非常熟悉。钱锺书虽没有专门写过关于宝卷的专论，但他熟知宝卷演变情况，确实无疑。
他在《容安馆札记》第731则中谈唐碑《涼州卫大云寺古剎功德碑》时说过，当时佛寺中壁画图案多以“变”称。他列出了王维《西方淨土变画贊》《給事中窦紹为亡弟故駙馬都尉于孝义寺浮图西方阿弥陀变贊》、李白《金银泥画西方淨土变相贊》、任华《西方变画贊》、权德舆《画西方变贊》。
钱锺书认为，皎然《画救苦观世音菩薩贊》说“按经图变”、《画药师琉璃光佛贊》说“遂图此变，以答佛慈”及杜甫《观薛稷少保书画壁》中“又挥西方变，发地扶屋椽”，均“皆变相之縮語，世人无征引者”。
如所周知，后世宝卷即由唐代俗讲和变文演变而来，钱锺书的观察与宝卷关系至密，说明同类问题曾引起过他的思考，在同一则札记中，钱锺书指出吉师老《看蜀女昭君变》即《敦煌变文》一类，乃后世之说话、说书，也就是宝卷的源头了。
钱锺书《容安馆札记》第692则谈唐伯虎诗文，谓“伯虎于诗，苟焉而已。同时祝枝山、徐青籐皆好以俚俗语入篇什，然只是村野气，伯虎则市井气。祝、徐尚诙诡，伯虎识趣愈卑，以甜熟油滑之调，为庸腐道学之语，橫说竖说，无非劝人及时行乐、回头行善，读之生厌”。
同时引王麟洲《艺圃擷余》，謂“伯虎乃《长庆》之下乘，不知其为《击壤》之別子（如卷二《检斋》），参以宝卷之腔（如卷一《醉时歌》、《焚香默坐歌》、《解惑歌》、《百忍歌》、《漁樵問答歌》），下开弹詞之体（如卷一《江南四季歌》、卷二《花月吟》、《花酒》）。”
这是钱锺书明确提到宝卷弹词一例，从引文语气推测，似对宝卷弹词文体评价不高，对“俚俗语入篇什”或有保留意见，但钱锺书的这个文学史观察，表明他曾接触过宝卷弹词，对此种文体非常熟悉，对它的起源及影响，也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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