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工程师、儿童文学作家刘虎新作《少年筏子客》日前出版上市。小说通过筏子客将黄河和长江连接在了一起,并还原了日军轰炸下的兰州百姓日常生活,挖掘了主人公如何从一个单纯只为谋生的筏子客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的心路历程。

“千年筏子百年桥,万里黄河第一漂。”有“黄河第一漂”之称的羊皮筏子至今依然是兰州的一张名片。2006年,羊皮筏子被甘肃省文化厅正式确定为第一批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刘虎看来,人类因黄河而创造的最具代表性的两件事物,恐怕就是黄河水车和羊皮筏子了。

作为在长期在兰州生活的地质工程师,刘虎对黄河的地质成因非常着迷,研读过大量专业文献;同时作为一名作家,写一部关于黄河的长篇小说是他多年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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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主旨:讲述筏子客运送汽油抗战史

北青报:小说《少年筏子客》里叙述了怎样的故事?

刘虎:小说描写了这样一段史实:抗战期间因日军的封锁,前线缺少汽油,当时国内唯一的产油基地玉门油田决定尝试用羊皮筏子从嘉陵江把汽油运到重庆。一群长期漂流在黄河上的筏子客接受了这一挑战并顺利完成了任务,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小说虚构了一个因遭受日军轰炸家破人亡成为孤儿的兰州少年,为了谋生成为一个筏子客,在黄河的漂流中逐步成长,最后又参与运送汽油。少年通过这一段生活,亲眼见到了中华大地从南到北遭受的侵略者的蹂躏,以及当时政府存在的种种弊端,意识到唯有民族解放和独立,作为个体的他才能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于是在第一次运输汽油后果断北上投身革命。

比较巧合的是,筏子客们后来运送汽油的嘉陵江恰恰是我童年时代生活的地方。而近年来又因为重庆有我的至亲,我经常去那里,所以写起来还算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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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后:搜集抗战后方历史资料

北青报:创作这部小说之前,您参考和查阅了哪些历史资料?

刘虎:每次创作前,我都愿意花大力气去寻找现实故事,然后再艺术化、情节化。创作之初没有确定一个具体的写作方向,我先广泛搜集抗战期间兰州遭遇日本轰炸、羊皮筏子的产生和运输特点、筏子客们的生活记录、老兰州风情、老照片,以及和兰州密切相关的诸如西部商务、黄河垂钓、民风民俗、临夏花儿等资料。由于小说涉及到重庆、包头等地,所以还专门收集了包括重庆和包头老地图在内的诸多相关资料。

最终,兰州百姓在抗战期间因日军无差别轰炸遭受的种种的不幸,和他们通过多种方式支持抗战的英勇事迹,触发了我的创作激情。

我强烈地意识到,当年的抗战之所以胜利,是因为那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战争。但很多人其实并不了解后方人民,特别是甘肃这样的距离前线很遥远的地区居民为抗战做出的贡献。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黄河兰州段岸边的作家,我觉得自己有必要让更多人知道兰州这段后方抗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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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塑造:越是底层人民越能代表当时国情

北青报:小说的人物角色及关系是如何塑造与架构的?

刘虎:本文的核心就是围绕一个刚到“圆锁之年(兰州习俗中对12岁少年的称谓)”却被迫辍学当了筏子客的心灵成长过程及精神自我塑造,表现抗战时期的兰州乃至大半个中国的风貌。筏子客非常辛苦,他们长年在风大浪急、地形险要的黄河上划筏子,经常面临各种不确定的风险,且收入不高,通常就是糊口而已。不是万般无奈,谁愿意去当筏子客呢?但越是这样的底层人民,越能代表当时中国国情。

小说中的多数故事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原型。比如日军轰炸兰州五泉山一带的市场,日军的飞机被中国军队击毁,小主人公在黄河里钓鱼的情景,筏子客们到达重庆后展示羊皮筏子招来外国记者的采访报道后引起国际轰动等,都有详细的资料和实物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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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难度:如何把平淡的漂流生活写得惊心动魄

北青报:在写作过程中,有无遇到小说剧情写不下去的时候?

刘虎:这本小说最大的创作难度是如何故事化地表现一群筏子客在河流上的生活,并且将他们和黄河,还有后来的嘉陵江融为一体,把这两条河流也作为小说的“角色”来刻画。而这种推进方式是非常枯燥的,一如日常生活通常都很单调一样。

为此我不断查阅资料,并结合自己对黄河和嘉陵江的了解,在不同的河段设计了不同的障碍和困境,并科学地描绘水流在不同的地质地理条件下的各种特征、对羊皮筏子造成的阻碍,把庸常的生活条理化、故事化、情节化、艺术化、情感化,让读者的心像那些现场的筏子客一样,随着羊皮筏子在激流险滩和大风大浪中的种种危机而跌宕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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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意图:鼓励小读者克服困境独立自主

北青报:作为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您想让小读者明白怎样的一个道理?

刘虎:这是一部反映过去生活的儿童小说,同时也是一部有着强烈地域特征的小说,叙述中运用了不少西北方言,描写了很多当地的民风民俗。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和当下孩子生活之间的隔阂,我重点通过对筏子客独特的生活经历以及相对应的生活场景来增强故事的趣味性和新鲜感。

这部小说也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我希望告诉我的读者,面对什么样的困境都不能怨天尤人、自暴自弃,而是要利用克服困境的机会帮助自己成长;任何时候,唯有独立自主,才谈得上尊严。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一个集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恩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