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超，1985年生于山东临清。硕士、博士毕业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2020年进入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学流动站进行博士后研究，视觉中国汉字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篆刻》执行编辑，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浅谈正书与行书之关联
文 ｜王文超
张怀瓘在《书断》“行书”条中有案言：“行书者，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也，即正书之小譌。”显然，东汉刘德升时代楷书并未成规模，而正书之所指当是隶书。譌同讹，按许慎《说文解字》所说“譌，即伪言也。”之后张怀瓘给出行书概念的解释是“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那么，“务从简易，相间流行”的母体为隶书还是楷书，我们应该关照张怀瓘给出行书概念前的案语，是以刘德升的时代认知为前提，而非张怀瓘所在的中唐时期。
正书，含括了篆、隶、楷三种书体，是对秦汉以来官方通行标准书体。今有狭义所指，仅指楷书。时至今日诸多书法学习过程中常常提及正书是行草书的基础，则是指狭义上的楷书是行草书的基础。实则我们看较早提出行书与正书在概念上有明确关联的人是张怀瓘，而张氏的意思则是正书的讹写，是为书写简易，畅快而成，本母体是指隶书，与楷书并无关联，缘何今日多言楷书是行书之基础？此亦与唐代有关，在张怀瓘之前，虞世南、孙过庭也已有类似的观点。
传为虞世南的《笔髓论》，其“释真”条中言：“岂真书一体篆、草、行、八分等，当覆腕上抢，掠毫下开，牵撇拨䟐，锋转，行草稍助指端，钩距转腕之状也。”“释行”中开篇便言：“行书之体，略同于真。”尤其孙过庭在《书谱》中已经有了：“加以趋变适时，行书为要；题勒方畐，真乃居先。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的理念，楷书与行书、草书之间的关联，自初唐以来便割舍不清。虞世南自南朝入唐，本人兼善隶草，此《笔髓论》也基本可信为初唐时观念，那么虞世南所善长的隶便是楷书，草即是行草书。事实上，虞世南将褚遂良推荐于唐太宗后，褚遂良的楷书便已有诸多王羲之行书笔意，这点在《雁塔圣教序》中的起笔与连带动作中一目了然。
所以，至少在初唐时因为有虞世南、褚遂良这样的名家对楷书、行书、草书之间互相之关系进行串联，加之孙过庭、张怀瓘等学者理论著述的名传千古，各种解读，加强了楷书是行书的基础，楷书须有行书笔意这一近千年不变的书学“真理”。
今日习书，完全不必为楷书、隶书、篆书习何种书体为先的问题，按目前书法高考的各种培训，大多同时期进行多种书体训练，也多因教师的认知不同，入手前后也各异。至于正书是否为行书之基础，则是学术讨论的先后问题，与学习取法无关，大可不必为此纠结，习书者只要有着正确良好的书写习惯，对书法各种书体，循序渐进的了解，做到诸体兼善也并非不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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