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甘肃省博物馆在灵台县百里公社古城大队洞山生产队所处的洞山北坡台地上清理了一座竖穴土圹墓，墓主男性，仰身直肢葬，葬具为一棺一椁，椁外头端生土二层台上出土青铜器有尊1件、圆鼎2件、短胡一穿戈2件。墓葬的年代被认定为西周早期。
西周·洞山铜鼎，1972年出土于百里镇古城村洞山西周墓。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通高60厘米，口径45.7厘米，重37.8千克。青铜质,敛口,折平沿,方唇,对立耳,深弧腹，圜底，三柱足上空通腹。上腹部饰六组兽面纹,间以扉棱,足上部饰兽面纹、弦纹及扉棱。腹内有铭文“”，此鼎是西周礼器领域颇具代表性的上乘佳作,也是 西周 ·饕餮纹铜鼎。
这件青铜鼎通高60厘米，口径45.7厘米，重37.8千克，是迄今所知甘肃省出土青铜鼎中规格最大的一件青铜鼎。
《说文解字》将鼎解释为“三足两耳，活五味之宝器也”。其中“三足两耳”概括了鼎的器型，“活五味”揭示其炊具和餐具的功能，用于盛煮牲肉，“宝器”阐释了其礼器的功能。
青铜鼎作为贵族阶层用以区分身份、等级的重要标志，用以“明贵贱，辨等列”，据《礼记》记载：“礼不下庶人”，《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鼎以及伴随的其他铜器如簋等都是贵族的专利品。这种用鼎制度以陪葬礼器组合来，最早萌于西周早期。商代虽然用鼎随葬，但无规律。西周礼制完善，用鼎逐渐形成一定的规律。
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我国列鼎制度一般可细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萌芽期、规范器、普遍僭越期。萌芽期为西周早器至中期，此时列鼎制度尚未规范。规范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此时列鼎制度真正形成。普遍僭越期为春秋中期至晚期，此时期“礼崩乐坏”，越礼的现象开始出现，诸侯开始使用九鼎、卿与上大夫用七鼎、下大夫用五鼎的现象大量涌现，用鼎制度遭到了破坏。
这件青铜大鼎是典型的商末周初风格，首先从形制上看：符合从商至周铜鼎的演进趋势：器腹由深变浅、由圆腹而变为垂腹状、口径由小变大、鼎足间距由小变大。
从商周青铜器的整体风格及艺术精美程度、铸造技术等方面来看，商末青铜器属于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巅峰阶段，青铜器的铸造在西周之初虽有着延续发展的过程，但比较明显地表现为商式风格。从纹饰上看，商人重鬼神，青铜器是沟通鬼神的神器，是神秘、恐怖、威严的象征。铸兽面纹，其特征是双目突出、角部明显、嘴部大张、额有装饰、有首双身、或有首无身，有狞厉（狰狞、怪诞、恐怖）之美。商晚期青铜器的兽面纹开始流行“三层花”，即在地纹、主纹和凹槽纹。地纹是细密的云雷纹，主纹是带纹，主纹上又刻以阴线重叠加花，叫凹槽纹。洞山鼎基本上忠实地符合了这个装饰纹样风格。故而时代也应在这个期间。
饕餮一词在甲骨文和金文中还没有出现，直到《吕氏春秋》《左传》中这个词语才出现。北宋金石学家吕大临先生在《考古图》一书中，利用先秦文献“饕餮”一词来特指铜器表面所谓的“兽面”纹饰。
第三是铭文：商代晚期青铜器铭文字数相对较少，出现于武丁之世，一般只有一两个，开始只有族徽和祖先日名，张懋镕认为日名、族徽为殷人文化之标志，提出“周人不用日名说”“周人不用族徽说”。洞山鼎铭文目前尚未明确识读，只有一个或许是复合型的族徽文字，更接近商人的特性。联系到墓中出土的铜尊圈足内有“共”字铭文，墓葬或属于“共工”氏族。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此族徽在甲骨文中左右为“廾”（gǒng ），意思是双手捧物，中间为甲骨文里的“周”，底部为甲骨文里的“工”，是工具曲尺；也可作“壬”来讲，最为工字形，但所象之形不明，整体认为与周文王古灵台祭天有关，也可能跟密国拱卫保护周王室的战略地位有关。
在百里镇洞山西周墓中，发掘出西周饕餮纹铜鼎，在洞山西周墓附近，发现46座东周墓葬，发掘了8座。这对密都百里的考证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洞山背山面水，离密须古城遗址不过一千米距离，它的东面山头现在称“冢子山”，可以断定，这一带应该是周王朝密国封地贵族家族墓葬之地。根据西周列鼎制度及洞山青铜大鼎的铭文，充分佐证了西周时期密国与周王室之间的紧密关系和密国的重要性，是那段波澜壮阔历史的实物见证，也辉映出灵台历史的源远流长、文化的博大深厚。
出品：灵台县融媒体中心
编辑：熊 瑛
编审：马文军
审核：杨彦东 刘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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