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让我在抖音搞点动静，5月8日上午9点半，开展退还彩礼集中执行直播。”五一假期结束后的第二个工作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称“湖南高院”）的抖音官方账号发布了一则语气轻松的直播预告。
负责此次退还彩礼案件集中执行的，是宁乡市人民法院（下称“宁乡法院”）执行局。
然而，5月8日的直播，影响力却远超策划者的预料。274万人次的围观，使“湖南高院直播退彩礼”成为当日在抖音排名第一的热搜事件。其中的典型案例广为传播，有网友说，这是最好的普法课。
宁乡法院执行法官王玮负责此次直播案件的初步筛选，以及整场直播的主持。王玮告诉记者，案件筛选是个颇为复杂的过程，既要考虑案例相对司法解释的典型性，也要考虑直播的效果。最终入选的五个案例，其共同考量是被执行人的行踪已被法院掌握，上门就能见到被执行人。本文供图/宁乡法院
直播涉彩礼案件的集中执行，本意是为了亮明法院的态度。这顺应了当下的民意，希望高价彩礼能被遏制。但另一方面，案情的讨论并不受控，司法机关的审判执行也被放大推敲。
“没想到这么火”
直播涉彩礼案件集中执行的任务，是湖南高院在五一假期前派下来的。
在此之前，宁乡法院尝试过直播珠宝司法拍卖，还在春节前尝试直播涉民生案件的集中执行。在后一次直播中，有被执行人看到司法干警扭头就往山里跑，而执行法官跨上路过村民的摩托车就往山里追，这场直播吸引了数万人次的观看。
作为宁乡法院的院长，唐珍枝已经习惯了与湖南高院的合作。全院绩效考核成绩连续三年全省第一，他相信，宁乡法院审理和执行的案件经得起直播镜头的检验。
假期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直播思路才真正明确。案例筛选由宁乡法院指挥中心的王玮负责，因为宁乡法院立案的案件，通常由指挥中心分流给各个法官。相比具体案件的承办法官，对于全院特定类型案件的情况，王玮掌握得更全面。
案件筛选标准由直播目标决定。今年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涉彩礼规定》）正式施行，湖南高院希望借助真实判决和执行案例，向公众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下称《婚姻家庭编解释》）和《涉彩礼规定》明确的彩礼退还情形，展示彩礼退还的执行过程。
《婚姻家庭编解释》明确了三种彩礼退还情形：未办理结婚登记、已办理结婚登记但确未共同生活、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王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经过初步筛选，宁乡法院针对三种情形各自选出了两三个案例。
最终筛选出的五个案例，其共同考量是确保法院上门执行时，被执行人在家或能被找到。“找不到被执行人，是执行工作的常态。”王玮说，上门执行却扑空，不仅让执行措施无法开展，还会导致直播效果不佳。要达成这一效果，需要申请执行人愿意配合法院，提供被执行人的信息，“涉彩礼案件的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以前是夫妻或者男女朋友，会比我们更了解对方的生活习惯、住址及行踪”。
“见了一次面就结婚”“对婚姻视同儿戏”“20万元的礼金、5万多元的首饰、2万多元的名牌包”……在案件筛选环节，宁乡法院就担忧过车某一案可能引起的争议。“但我们并不是因为案情猎奇或者它会成为热点事件而选择这个案例，而是它的案情符合《涉彩礼规定》中双方虽已登记结婚，但共同生活时间较短、彩礼数额又高的情形，符合我们对这一类型案件普法的需要。”王玮说。
5月8日上午9点半，集中执行队伍到达车某一案的被执行人王某家中。宁乡法院政治部工作人员邹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之所以将对王某的执行安排在第一场，是因为五个案例中，只有王某居住在长沙市，而其他被执行人则集中在宁乡的乡镇地区。
按照执行规范，到达现场后，该案的执行法官邓璐阳先询问了王某的经济和家庭情况，彩礼所涉财物的去向，了解她的履行态度。按照常规做法，执行法官会在了解完上述情形后，尝试组织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和解。
执行程序最重要的目的，是保证申请人拿回钱财。多位受访执行法官说，如果被执行人不自愿、不配合，法院强制执行，会面临财产线索难追索的困局。“在实践中，现金因性质特殊往往难以控制，法院系统对于银行账户的查询、查控也可能出现延迟、遗漏的情况，因此并不能认为案件进入了法院的强制执行阶段，就能查到被执行人全部的财产了。”执行法官戴文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尽管许多案件并没有查控到足额的财产，被执行人主动履行债务的情况也不多，但只要双方能够自愿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被执行人愿意尽自己的能力去偿还债务，法院往往愿意促成双方达成和解，这样的执行效果通常较好。
5月8日，执行干警将王某（中） 带离住所，以便法官进一步调查询问财物去向。此前法院判令王某向车某退还彩礼25万余元，目前执行了5万余元，王某称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无法履行剩余钱款。由于隐瞒了一条金项链和一只路易威登包的存在，宁乡法院以拒不报告财产为由，对王某采取拘留措施。
“但车某一案中，被执行人王某本身年龄小，学历也低，没有稳定工作和收入来源，还有家庭负担，平时消费习惯也不好，喜欢购买与收入水平不符的贵重物品和奢侈品。”邓璐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到现场后，王某的态度并不积极，被询问到彩礼去向时，王某表示“丢了”。
此外，执行干警还在现场发现了一条金项链和一个路易威登品牌包，这意味着王某没有向法院如实报告财产。依据《民事诉讼法》对妨碍民事诉讼行为采取措施的规定，执行法官有权对王某采取拘留传唤的惩戒措施。
通常情况下，执行队伍不在执行现场过多停留，“我们有经验教训，待久了会引发很多意外，比如被执行人亲属的围观、阻碍。所以我们得迅速撤离执行现场，到法院坐下来谈”。邓璐阳决定将王某带上警车进一步了解彩礼去向，并为接下来可能采取的拘传措施做准备。
这一措施，以及与执法局同行的申请人车某对直播媒体的发言，使得执行现场具有较强的对抗性和话题性，进而引爆了传播。直播间不断有新人涌入，围观人次达到274万。包括唐珍枝在内的所有受访者都表示，“没想到直播会这么火”。
如何认定退还彩礼金额？
“我感觉我跟胖猫没什么区别，他两年花了51万，我两个月花了五十几万。”执行现场，在执行法官组织王某与车某调节的过程中，车某在直播镜头前说出了这个数字。
而根据判决书，法院判令王某向车某退还彩礼，其中包括252832.9元的价款和一只价值25600元的路易威登品牌包。
“结几天婚，50万元彩礼只判退一半，骗彩礼结婚是致富捷径。”中午下播后，执行法官们看到网络上的议论，才意识到“节奏被人带偏了”。
“50多万元的数字，是申请人在网上的单方说法。这个金额有两个问题：第一，申请人在离婚纠纷案中，起诉的标的金额和价值是35万元左右；第二，50 多万元可能包括法院判决离婚后，双方协商复婚阶段，申请人又给付的十几万元，而这十几万元的彩礼返还，申请人在宁乡法院另案起诉，目前未判决，不能合并到前一个案件中计算。”邓璐阳说。
车某与王某的离婚纠纷案，由宁乡法院法官张树审理。据张树介绍，车某与王某结婚后始终分居上海与长沙两地，男方一直要求王某前往上海共同生活，而王某拒绝，因此可以认定双方虽然结婚，但没有共同生活。根据《婚姻家庭编解释》，王某应当向车某全额返还彩礼。
问题的关键和难点在于彩礼的范围怎样认定。
“按照中国的习俗，一般要男女双方家长见面，坐下来商量一个吉利的数字，这就是彩礼。此外，双方见面后，男方给女方父母、兄弟姐妹比较大额的红包，也可能认定为彩礼。”张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从法律的角度，彩礼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予，是附条件的赠予，所以我们首先把领证前一天购买的价值52187.9元的首饰以及价值25600元的名牌包都认定为彩礼。”张树说。
但随着技术发展，给付彩礼的仪式被微信转账等方式取代，在频繁发生且缺少备注的转账中，怎样辨别出彩礼？这一难题在车某案中颇为典型。
张树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了最终确认彩礼金额的过程：
首先被剔除的，是日常发生的小额消费支出，比如双方婚后见面产生的支出。在这个环节，婚后车某向王某转账的41501元被剔除。
其次，双方在恋爱、感情培养期间，为表达爱意而发生的包含特殊数字的转账，比如5200、1314、520，也会被剔除。这一环节最终剔除了8348元。
再次，男方对女方的母亲、弟弟、奶奶的小额转账，被认定为人情往来而剔除，这一环节剔除了19744元。
“给付彩礼是为了结婚，而包含特殊数字的转账是为了表达爱意、增进感情；给对方亲属的转账可能是帮对方交水费、电费等日常性消费支出，这些转账不与被告直接发生关系，可以视为人情往来。”张树说。
最终，判决书中写明：原、被告婚前共同生活时间短，登记结婚后仍生活、居住在两地，仅见面两次，对于后续生活未形成一致规划，没有形成完整的家庭共同体和稳定的生活状态，不宜认定为已经有稳定的共同生活，且从原、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被告并无与原告共同生活的规划，对婚姻视同儿戏，故对原告要求被告退还彩礼200645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超过部分不予支持。因案涉黄金项链、钻戒、手镯已被被告典当，故应当由被告折价返还原告52187.9元，并将案涉路易威登品牌包原物退还给原告。
值得注意的是，该案的判决时间为2023年11月22日，而今年2月1日出台的《涉彩礼规定》进一步明确了一些情形给付的财物不属于彩礼，包括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
“《涉彩礼规定》出台后，彩礼的界定更加明确，法官认定起来就更加简单。”张树说。
案件直播之难
执行法官原本计划在当天下午的直播中澄清“50万元彩礼只判退一半”的谬误。
然而，由于热度和争议远超预期，本该在下午1点半继续的直播，被迫推迟一小时，上午的案件不能再提，对抗性强的案例不能再播，甚至连“彩礼”两个字也不能再提。
澄清计划搁浅，原定下午直播的执行案件，最终只播出了三件，尽管其中有两个案件都当场得到全部或部分执行，效果上佳，但直播还是在一小时内结束。
被执行人在集中执行现场履行判决，这是执行法官最乐见的场景。
事后，执行法官联系车某的代理律师，要求车某澄清50万元的金额构成，以及说明因协商复婚而再次产生的婚约财产纠纷。
但此时，网友的讨论已经完全不可控了。直播过程中，执行法官曾介绍王某在婚前隐瞒了生育史。这一细节被舆论放大，许多网民认定王某为“捞女”。
“女方婚前生育过小孩，男方当事人在领结婚证前是知道的，而且明确表示愿意抚养，说会做一个好爸爸。”张树说，由于涉及未成年人，这一细节未被写入判决书，但直播结束后，网友始终强调这一细节，张树感到有必要对媒体澄清。
宁乡法院一名受访者表示，除了直播过程中很难持续向不断涌入直播间的网友介绍案情，之所以会发生信息混淆，可能也与多主体同时发布信息有关。
据其介绍，直播当天，还有本地一家政法媒体也跟随执法队伍记录现场情况。“高院事先对我们有过提醒，要求不透露当事人的隐私，高院的直播镜头也会尽量避开当事人，但是同期直播的另一个平台则将镜头对准车先生，而车先生又有很强的表达欲。”前述受访者说。
张树认为，对做直播的法院和法官来说，让围观直播的公众获取对案件的全面准确认知，是摆在面前的技术难题。
“就拿这个案件来说，我们直播的时候，就应该多讲一讲法院最终认定返还的数字是怎么来的，要在直播过程中就给网友做交代。这的确有难度，因为网友不断地进出直播间。”张树想到的办法是提前发布包含案情简介的直播预告，“这次的直播预告就过于简单。以后案情里面可能会引发舆论热议的点，我们都要在预告里提前介绍，要预防因为不了解而引发的争议”。
此外，亦有观点认为，在被执行人面部未做遮挡、姓名未被隐去的情况下直播执行过程，是“拉着被执行人游街”，忽略了对其的隐私保护。
多位受访者说，选为上门直播执行的案例，被执行人多多少少存在着不配合履行的失信行为。近年来，通过曝光台曝光“老赖”的身份信息已经成为常规操作。实践中，长沙火车站大屏曾公布过“老赖”名单信息，公开“老赖”照片的做法也颇为常见。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各级法院可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等其他方式予以公布。规定细则还指出，被公布信息包括被执行人自然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码，和人民法院认为应当记载和公布的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其他事项。
“毕竟是直播，万一对心理承受能力不强的被执行人造成什么极端后果怎么办？”接受采访时，也有受访者犯嘀咕，“但我们是执法行为，从打击效果来讲，不打马赛克效果会更好一些”。
未来怎么办？
直播结束后的两个晚上，唐珍枝持续接电话、接指示，“晚上11点了还有，都没怎么休息”。
“广东法院发来贺电”“××法院要有这种魄力就好了”⋯⋯在集合了全国各地法官的微信群里，唐珍枝听到的多是“叫好”之声，还有同行告诉他，对涉彩礼案件集中执行的直播可以参评“全国十大法治事件”，因为借此“匡扶了社会风气”。
唐珍枝很少转发或回复，最大的担忧来自司法专业之外。“这个案子火起来是因为我们宁乡的彩礼高吗？不是的。这是个人行为，并不代表我们长沙、宁乡地区的彩礼很高。”唐珍枝害怕这个案例的传播造成一种地域烙印，“说我们宁乡的彩礼高、嫁女儿是为了捞钱，搞出一个‘宁乡彩礼50万’，那怎么得了呢，我们宁乡不就臭了吗？”
张树也说，近三年来，宁乡法院审理的涉彩礼案件数量在50件左右，“从整个湖南省来看，宁乡的涉彩礼纠纷比较少。但是从趋势来看，无论是整个湖南省还是宁乡市，涉彩礼案件数量都是逐年递增的”。
直播的初衷是普法，是通过曝光助力解决“执行难”的问题。邓璐阳与戴文涛都提到，由于涉及双方的情感纠纷，相比其他类型的案件，涉彩礼案件的执行往往更难。“有一些当事人对履行判决有较强的抵触情绪。”邓璐阳说。
邓璐阳分析，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被执行人往往来自经济不那么发达的地区，自身的经济实力比较弱，债偿能力比较差。而就涉彩礼案件而言，一些已经领证结婚的夫妻，收取的彩礼可能有一部分已经用于共同的家庭生活。法院的执行和解工作很难开展，也很难取得成果。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执行法官普遍表示，无论是否直播，法官在执行现场遵守执行规范的准则都不会改变，而直播也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因被执行人没有债偿能力导致的“执行难”问题。
从车某王某这个案件来看，法院判令王某返还的彩礼中，价值2万多元的路易威登品牌包实物已发还，法院也已经冻结、划扣了其名下3万余元的存款，还找到了王某一个价值2万余元的金器，也就是说，名牌包以外，余下25万余元的应退彩礼，目前执行了5万余元。
张树认为，直播达到了警示民众、遏制高额彩礼不正之风的初衷。至于以后还要不要直播，归根结底是权衡利弊，如果直播有助于普法宣传、解决“执行难”的问题，引导和化解掉可能随之而来的误解和舆论压力，做好隐私保护，就可以把直播普法一直做下去。此外，他觉得用更保险的视频录制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我们基层法院很敬佩高院借助直播媒介来推动司法公开，法院的工作应该拿出来晒。”唐珍枝认为，司法公开就意味着案件审理和执行经得起直播这种形式的检验。“拿出来让老百姓评判，你错了也没关系，还有二审、再审的司法救济，我们判错了，又引起争议，肯定会有风险，但（如果）因此就不做了，这是因噎废食。”
发于2024.5.20总第1140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湖南高院直播退彩礼
记者：王宇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