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的大寨村，有一座看似不起眼的小山包，当地人称为虎头山。这样的小山包在名山大川遍布的中华大地，固然是毫不起眼，但是，因为两位名人的最终归宿坐落于此，让虎头山成为了名震一时的热土。

此地葬着共和国唯一一位从农民被提拔为国家副总理的陈永贵，同时，还有一位大人物，同样是曾经担任过副总理一职，他的名字同样是闻名遐迩，那便是郭沫若先生。

无论是陈永贵总理，亦或者是郭沫若先生，都曾经是那个时代极具代表性的人物。按照他们生前的职务，亦或者是对国家和人民的贡献，都完全有资格葬入八宝山。

不过，他们最终选择葬入了这处被外界视为山野之间的虎头山，这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陈永贵同志逝世后葬入虎头山，尚且可以理解为落叶归根，然而，放在郭沫若的身上却有些奇怪，他似乎和大寨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

有人说郭沫若同志是因为婚外情，为了向妻子反省才主动葬入大寨，这种说法无聊且十分幼稚可笑。

站在更加客观的角度，郭沫若同志作为曾经的国家高级领导人，大知识分子，甚至被毛主席定义为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的旗手，就算是偶有微瑕，又怎会在身后事的问题上，做出如此幼稚的选择。

其实，郭沫若同志选择葬入虎头山的直接原因非常简单，那便是郭沫若同志在临终前表示，自己和大寨人民还有一个约定没有兑现，那便是再次回到大寨村与大家见面，既然如此，就将自己的骨灰撒在大寨村虎头山，让自己和大寨人民永远在一起。

大寨这片土地能够让郭沫若如此痴情，就是因为在这片土地上，孕育了那个时代最了不起的精神。

而这一切的成绩，又与共和国的另外一位副总理陈永贵，有着直接的关系。甚至，大寨村的成绩，很大一部分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最终得以达成。

陈永贵同志的一生，堪称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孤例。在当年那个火红的岁月，共和国出现了工人总理、农民总理、就连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代表，同样是出身最基层的普通人。

他们被基层人民推举，最重要的是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原本作为大寨村支书的陈永贵，来到北京成为了共和国的副总理。

他能够有如此特殊际遇，与他在大寨期间，带领当地群众战天斗地，奋斗开创出了大寨新天地的特殊功绩有着直接关系。

建国之后，他们将极度贫困落后的大寨村，凭借双手奋斗，将“七沟八梁一面坡”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建设成为了亩产千斤、且稳产高产的海绵田。

然而不幸的是，1963年大寨遭遇重大洪涝灾害，多年来辛苦营建的梯田、房屋最终毁于一旦。

不过，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寨人民再度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战斗力，高举毛主席思想旗帜，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展开了一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重建美好家园的篇章，再度将大寨面貌焕然一新。

正如巴金先生的文章所言：

“我们站在坡上往远处看，一道一道的堤坝，护着一块一块的梯田，顺着蜿蜒曲折的山势，一层一层地高上去。我知道坝一共有32条，可是究竟看到多少条我没有数，我只有一种惊奇：多大的工程，多大的干劲！在每一条石坝上、每一块梯田上，我都看见了大寨人的英雄气概！”

至此，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响亮口号。

大寨的成功用今天的视角，仍然是一个奇迹。就算想要建成这样的伟大工程，又要国家投入多少海量的资金？其中就会有怎样的蝇营狗苟？

然而，在生产力和工业水平远远不及今天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寨人民就是靠着毛主席思想的指引，靠着一腔热血，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以凡人之躯比肩神明，创造了不可能的神话。

时至今日，当游客走在大寨街头就会发现，大寨村那些距今已经五十多年的建筑，放在今天依旧不显落后寒酸，反而处处体现着极高的建筑品质。

换句话说，大寨精神其实与红旗渠精神一样，都是那个时代，伟大的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带领下，以超乎常人的意志与斗志，完成了一项又一项几乎是不可能的伟大工程，也为今天的基建狂魔，注入了最深层次的灵魂基因。

这也难怪当年的伟大领袖，会将大寨村作为一个时代的典范，号召全国人民一起学习。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郭沫若同志作为文化界、文艺界以及宣传界的代表，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积极响应领袖号召，踏上了大寨这片热土。

他带着一大群科学家，来到了曾经全国最贫穷落后的山村。彼时的大寨刚刚遭遇巨大洪涝灾害，只能用一片狼藉来形容。

但是，这里的人民迸发出了一股令人震撼的战斗激情，他们靠着自己的双手以及最简陋的工具，日复一日泼洒着血汗，如此震撼的战斗场面，让出身文化人的郭沫若内心被深深触动。

当他提出希望国家救助之时，大寨人民的态度令他感到震惊，那便是大名鼎鼎的“三不要”和“三不减”。

所谓的三不要，是不需要国家的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而三不减更了不起，不减向国家缴纳公积粮，不减集体的销售粮，不减社员的分配粮。

这种令人震撼的精神，就是那个时代最有力的写照，而郭沫若同志对于这样的精神，有着非同一般的执着追求，或许葬在虎头山的两位副总理，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