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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哲学课上人潮涌动,欢声笑语不断,而他的听众多是红军指战员,能够把枯燥的哲学讲到这个份儿上,毛泽东是第一人。

1936年12月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改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成为名副其实的“毛主席”,这一年他43岁。

一个多月后,即1937年1月13日,共产党中央机关再由保安移驻延安。毛泽东说:“我们要去住大城市喽!”该年4~8月,毛泽东在延安抗大当起了教员,他教的课目叫“新哲学”。

刚刚结束了两万五千里的长跑,便在黄土高坡低矮的窑洞里,在陕北炽热而明亮的太阳下大谈哲学,红军又开始了思想的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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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他讲的“新哲学”,其实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实际上,毛泽东当时的讲授和思考,已经大大突破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他的确是在创造一种“新哲学”。

毛泽东为此撰写了长达6.1万字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他每星期二、星期四上午授课,每次讲4小时,下午还参加学员讨论,前后一共授课110多小时,三个多月从未间断。

毛泽东一生最喜欢的职业是教员,而这三个多月以来,他终于如愿以偿。毛泽东的《实践论》是关于变化和“时势”的学说,而《矛盾论》则阐述了在复杂的矛盾中创造与把握“时势”的道理。

毛泽东的课上人潮涌动,欢声笑语不断,哲学课上的听众,多是连纸和笔都没有的红军指战员,能够把枯燥的哲学讲到这个份儿上,充分说明毛泽东是怎样的一个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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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听众踊跃,课程安排又太紧,所以,毛泽东的备课任务非常繁重。毛泽东居住的窑洞炕上有一个白铁皮的箱子,那是他平时放文件用的,而每到晚上,毛泽东就趴在这个铁皮箱子上,在煤油灯下写他的讲稿,往往通宵达旦。

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加上烟熏火燎,毛泽东看上去成了一个黑脸的包公。

红军将领郭化若从庆阳回延安,听说毛泽东的课非常轰动,便遗憾地对毛泽东说:“可惜我不在延安,没听上您的课啊。”毛泽东闻言却连连叹息:“你哪里知道,我折本啦,折了大本哩!”

见郭化若诧异,毛泽东便解释说:“我准备了一宿的讲稿,结果上去半个钟头就讲没了。讲矛盾统一法则,我花了四天三夜,才准备好了讲课提纲,哪知半天都讲完了。岂不折本了吗?”

毛泽东备课之认真,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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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毛泽东备课写作十分辛苦,他的警卫员贺清华便跑了60里山路,买了一只鸡和一串辣椒。毛泽东吃饭时发现有鸡,便问是哪里来的,贺清华说,看您晚上写文章不睡觉,脸都黑了,所以就去搞了这个菜。毛泽东道:“讲课、写文章是十分高兴的事,我并不觉得苦,再说现在大家都很苦吗,以后不许这样搞了。”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贺清华跟随毛泽东散步。在一片荒地上,毛泽东停住了脚,指着一种支杆很高,长着圆叶,开着蓝花的野草说,这个叫冬苋菜,可以吃,以后买不到菜,就吃这个吧。

从那以后,贺清华和其他警卫战士就常去采冬苋菜。毛泽东看到碗里有这菜,便高兴地说:“这是很好的菜嘛!”

咬得菜根,做得万事。毛泽东三个多月的授课成果,凝聚为两篇划时代的著作——《实践论》与《矛盾论》。这一年,毛泽东44岁。而人们并不知道,这两篇改变了人类思想史的巨著,是毛泽东吃着野菜写成的。

1936年7月,埃德加·斯诺在保安见到了毛泽东。他后来说,毛泽东的革命改变了中国,而毛泽东的著作,则革了美国的“中国学”的命。西方的“中国学”一向认为中国没有历史,中国的历史几千年来都是在原地循环,几乎没有变化。中国的思想停滞不前,中国不但不能为世界提供原创性的思想,而且,在学习西方思想方面,中国也并不是日本那样的“好学生”。

毛泽东使中共成为一个有思想的党,使中国共产党从思想上站立起来,一如毛泽东使中国人站起来,使中华民族成为会思想、有思想的民族。毛泽东的革命惊醒了沉睡的、无声的中国,他使一切陈腐的教条,变成了活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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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毛泽东的革命,启发保罗·柯文这样的西方学者写下了他的杰作《在中国发现历史》。法国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则说,毛泽东的两篇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把马克思主义和人类思想推向了全新的高度。

1972年2月,在访华途中,在美国“空军一号”上,尼克松总统一直在阅读《实践论》和《矛盾论》,而他后来对毛泽东这样说:“主席的思想改变了中国,推动了世界。”而毛泽东则说:“我的那两本小书啊,没那么神呢,我只是改变了北京周边的几个地方而已……

学习伟人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