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河流与人类文明的关系|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尼罗河|支流|水系|河流|生物学家|葛剑雄|长江|黄河

在探索文明的源流时，谁也不能无视河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人类文明之初，往往是决定性的，无可替代的。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恒河、黄河、长江，都孕育过伟大的文明，都是今天世界文明的重要源头。

河流是人类文明的起源不可或缺的条件，但并不意味着每一条河流必定会孕育出一种文明，更不意味着河流越长、水量越多、流域越大，孕育出的文明就越伟大。

就河流的长度而言，在世界排名前十的河流尼罗河、亚马逊河、长江、密西西比河、黄河、鄂毕—额尔齐斯河、澜沧江—湄公河、刚果河、勒拿河、黑龙江之中，与古代世界最发达的几种文明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尼罗河、长江、黄河，而孕育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孕育了印度文明的恒河都不在其内，更不用说罗马文明发源地的台伯河，希腊半岛和西西里岛上那些更小的河。

亚马逊河（Amazon River，又译为亚马孙河）是世界上第二长河，其流量则居世界第一，达21.9万立方米每秒，比尼罗河、长江和密西西比河三条大河的总流量还大几倍，大约相当于7条长江的流量，占世界河流总流量的20%。它的流域面积达705万平方千米，占南美洲总面积的40%，有1.5万条支流。但在世界文明史上，亚马逊河并没有与其体量相称的地位，连离它距离最近的印第安三大古老文明也没有处在它的流域范围。

那么，河流与人类文明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关系呢？河流究竟是怎样孕育某一种文明的呢？

一、河流与人类文明的关系

每一种文明都是某一个特定的人类群体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对任何一种文明来说，精神财富具有更重大的意义，特别是在发展到高级阶段之后。但在文明产生和形成的过程中，在文明的初级阶段，物质财富起着更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或者说人类只有首先创造出必要的、足够的物质财富，才能利用物质财富所提供的条件，在此基础上创造精神财富。

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所指出的：“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被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而人们要生存，要解决基本的吃、喝、住、穿，水是不可或缺的。

从最早的人类开始，要生存就需要基本的水量，如果不能摄入最低限度的水量，生命就无法维持。在尚未具备生产能力时，人只能通过采集或狩猎获得植物、动物等为自己提供食物，这些动物、植物的生存同样离不开水。所以一个人类群体维持生存所需要的水量，远远超过他们自己的饮水量，更多的是这些动物、植物所需要的水量。正因为如此，最早的人群不得不走出非洲，走出东非大裂谷这个人类最主要的发祥地。如果人类还有其他起源，那里形成的人与水的关系也并无二致，因为他们也早已走出了自己的发祥地，决定因素也是水。

人类获得水的途径很多：1.直接利用雨、雪、雹等天然降水；2.利用冰、积雪融化的水；3.提取地下水；4.利用天然水体河、湖、沼泽、湿地、瀑、泉的水；5.淡化海水、咸水；6.采集某些动物、植物体内的水。在完全不具备生产能力或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第5种途径基本不存在，或者只适用于非常特殊情况下的少数人，第1和第2种途径受到时间、季节和距离的限制。提取地下水需要相应的工具，还要具备一定的能力，如打井、开引水沟、积水、汲水、运水，所以取水量和适用范围都有很大局限。第4种途径即利用天然水体的水是最普遍、最有效、最便利的办法，而河流具有最大的优势。一条水量充足、经流较长、流域面积较大的河流，就能满足一个较大的人类群体对水的需求。当然，一个同等水量的湖泊也可以满足同样数量人口对水的需求，但在其他方面的作用就无法与河流相比。

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能仅仅依靠水，即使是简单的吃、喝、住、穿，也还得依赖其他条件。所以人们对河流的要求或选择，也不会仅仅看其水量。

首先是气候。在尚未能用人工手段有效地保暖、防寒、去湿时，人的生存环境，如气温、湿度、风力、降水量等都不能超出人体适应的上限和下限。在地球上，寒带和热带都不合适，最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只有温带。所以处于寒带和热带的河流，或者一条大河流经寒带和热带的河段对人类的早期文明起不了什么作用，更不可能孕育文明。黄河、长江、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都处在北温带，尼罗河的中下游也都在北温带，恒河入海口以上也都在北回归线以北。即便在温带，其中一些气候条件恶劣的地方也不适合早期人类的生存，在那些地方的河流同样起不了积极作用。

其次是地形、地貌。海拔太高的地方空气稀薄，含氧量低，不适合人类生存。一些大河的源头和上游往往都在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原高山，早期人类不可能选择这样的环境。即使有些人因为偶然因素在那里生活，也不可能产生充足的物质财富。直到今天，中国人口的绝大部分还是生活在平均海拔1000—2000米的第二阶梯和平均海拔低于1000米的第三阶梯，已经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址绝大多数分布在第二、第三阶梯。一条大河对早期人类起最大作用的一般不是它处在高海拔地区的上游，而是中游、下游。中华文明的摇篮产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绝不是偶然的。流经沙漠、岩溶地貌、过于茂密的丛林、崎岖险峻的山区的河流或河段，一般也不会被早期人类选择。

再次是土地等初级资源，特别是土地。人类踏进文明门槛的前提是能够生产养活自己的食物，但无论是从事农业还是牧业，都需要一定量的土地，而牧业比农业所需要的面积更大。并不是所有的土地都适宜农业或牧业生产，尤其是在只有简单的生产工具的条件下，对土地的要求更高。沙漠固然无法辟为农田，就是黏性土壤、盐碱土壤、贫瘠土壤也无法为早期人类所开发利用。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时代，高大茂密的植被无法清除，它们所占据的土地也不能被用作农耕。

世界第一大河尼罗河有很长的河段流经沙漠，两岸很大范围内都没有宜农地，连牧地都极其稀缺。我曾经从阿斯旺溯尼罗河而上，到达苏丹的瓦迪哈勒法，再穿过努比亚沙漠，到达青尼罗河与白尼罗河相交的喀土穆，长达500千米的纳赛尔水库两边全是裸露的岩石，瓦迪哈勒法以上大多是沙漠直逼河岸，或者仅沿河有小片不毛之地，所以古埃及的农业区集中在尼罗河三角洲和卢克索一带。黄河的中下游流经黄土高原和由黄土冲积形成的平原，土壤疏松，地势平坦，连成一片，一般没有原始森林和茂密的植被，在四五千年前时气候温暖，降水充足，是最适宜的农业区。

我们不妨在全球范围作一比较。南半球的温带区域面积有限，宜农土地更少。人类进入北美大陆的时间较晚，加上那里狩猎资源丰富，早期人类对农业的需求不大。北非与阿拉伯半岛大多是干旱的沙漠，不适合早期农业。欧洲的温带区大部分是海洋，陆地所处纬度较高，热量条件不如中纬度地区。在中国以外，早期农业集中在西亚那片狭窄的新月形地带，以后才影响到尼罗河流域、恒河—印度河流域和欧洲。而黄河中下游这片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面积最大，开发利用的条件相较来说要好得多。

最后是河水被利用的条件。在完全依靠人工取水、灌溉的情况下，河水能否被有效利用往往取决于流经地区的一些自然因素，如有没有稳定而高差小的河岸，流量是否稳定并在安全的范围内，河水离需水区域的距离，用水区域的蒸发量和渗漏量，等等。最理想的条件就是能够实现天然的自流灌溉，或者利用比较简单的工程、花费不多的人力就能做到自流灌溉。如在岷江分水的都江堰、引泾水注洛水的郑国渠，固然是华夏先民的杰作，但河流本身的天然优势无疑是基本条件。古罗马人不得不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长达数十千米石砌的暗渠、明渠和渡槽，正是因为河流的先天条件不足。而这样巨大的工程，在人类的早期和文明之初是无法完成的。

一条河流的水量固然不是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唯一条件，水量的多寡也并不与文明的高度成比例关系，但水量本身依然是一项重要因素。在某种生活、生产、生存方式下，一个特定的人类群体的最低需水量必须得到保证，否则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只能迁离，或者从其他河流找到新的水源来弥补不足。台伯河有限的水量远远满足不了古罗马人的最低需水量，他们在不断寻找新水源的同时，持续地迁往他乡，迁出亚平宁半岛，扩散到环地中海地区。

随着人口的增加，希腊半岛、西西里岛等岛屿上短促而水量有限的河流无法维持他们的最低需求，促使他们跨越地中海向北非扩展。有些文明的萌芽还来不及成长就夭折了，当地河流水量的不足往往是致命的原因。一般情况下，同样面积的土地，农业比牧业可以提供更多的食物，养活更多的人口，产生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但只有供水充足的土地才能开发农业，农田转变为牧地不会有什么困难，而牧地很难转变为农田，供水量是一个致命的障碍。

但如果水量过多，特别是在中游、下游短时间内急剧的增加，又会造成河水暴涨，泛滥成灾。很多民族都保留着对古代洪水的传说或记忆，都有各自的治水英雄或神灵，就是先民曾遭受特大洪水危害的反映。其中还包括水量的季节性、阶段性差异造成某一时段的水量剧增与另一时段的水量枯竭的交替。但在适当的条件下，这类周期性的变化也被人类利用，成为一种特殊的优势。古埃及人就是利用尼罗河三角洲每年泛滥留下的肥沃淤泥开发出发达的农业，为埃及文明奠定稳定的物质基础，滋养了绵延数千年的埃及、迦太基、希腊、罗马、拜占庭、伊斯兰文明，也以此克服了平时经常性的缺水和缺乏耕地的困难。但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降水的季节性差异太大，加上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的特殊地貌，极端情况往往造成决溢改道和局部断流。

一条大河与其他大河、其他文明区的距离，也是一个起着经常性作用的因素。如果与另一条大河的距离较近，中间没有太大的地理障碍，就便于两个流域之间的来往、交流和互补，也可能引起不同利益集团间的竞争和冲突。

黄河全流域示意图

黄河和长江是地球上靠得最近的两条大河，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在很多地段是直接相接的，它们的不少支流之间就隔着一道分水岭。多条运河的开凿和交通路线的开通，更使两个流域连成一体。幸运的是，两个流域从公元前221年开始，大多数年代都处于同一个中央集权政权的统治之下，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完整拥有两条大河的国家。在两个流域产生的文明萌芽相互呼应，汇聚到当时自然条件更优越的黄河流域，形成早期的中华文明，以后又扩散到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人口一次次大量迁入长江流域，为长江流域的开发提供人力和人才资源。当长江流域获得了更有利的自然条件，经济文化的发展后来居上时，又反哺黄河流域，帮助它重建和复兴。

幼发拉底、底格里斯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小亚细亚、爱琴海、希腊、罗马之间距离不是太远，两河流域的早期农业带动了尼罗河流域、环地中海地区的农业开发，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与埃及、希腊、罗马等文明之间有密切、频繁、有效的交流、传播、传承和相互影响。对比之下，印第安的印加文明、玛雅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产生在南美洲西部、中安第斯山区，影响范围北起哥伦比亚南部的安卡斯马约河，南至智利中部的马乌莱河，与世界上其他文明完全为大洋所隔。到目前为止，还找不到它们与外界文明有交流和影响的可靠证据。被外界发现时，它们已都成为废墟陈迹。

黄河、长江远离其他主要文明，中间还隔着在古代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与距离相对最近的印度文明之间，也隔着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和戈壁荒漠，喜马拉雅山脉、横断山脉，印度洋和南中国海，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都极其艰难。少数印度和西域高僧前赴后继，经过几百年时间才将佛教传入中国，法显、宋云、玄奘等历尽千辛万苦才从印度取回真经。藏传佛教只传到青藏高原，到明朝中期才再传至青海、蒙古，南传佛教只传到云南边境，而印度教的影响只到达越南南部。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基本上没有主动与印度文明交流，更没有积极传播，对印度文明的影响微乎其微。

这样的地理环境，使中华文明在大航海和工业化之前，一直没有受到来自西方其他文明的武力入侵和经济、文化、宗教方面的压力。波斯帝国只到达帕米尔高原，亚历山大止步于开伯尔山口，阿拉伯帝国与唐朝只在中亚偶然遭遇一次交战，帖木耳还来不及入侵明朝就已身亡。伊斯兰教的东扩止于西北，基督教只在唐朝有过短时间小范围的传播，十字军东征从未以中国为目标。直到16世纪后期利玛窦在明朝传播天主教时，还不得不擅自修改罗马教廷的仪规，允许中国士人保留传统习俗。佛教被中国接受，也是以本土化和拥护皇权为前提的。粟特、回鹘、阿拉伯、波斯等“商胡”在中国的商业活动，同样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尊重中国的风俗习惯，有时还必须接受“朝贡”的名义。

所以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地、独立地发展，没有被外来因素所干扰或中断。中国人可以从容、自主地选择接受外来的文化，并且一般都限于物质方面，在精神方面不会受到外来的强力影响。但是另一方面，也使中国长期脱离外界文明，根本不了解其他文明的实际，缺少摩擦、碰撞、挑战、竞争、交流的对象，更不会主动走出去介绍、推广、传播自己的文化。即使在相对最开放的唐朝，实际也是“开而不放，传而不播”，即允许外国人进来，却不许本国人出去；可以向主动来学习的人传，却不会主动走出去播，甚至也不向国内的“蛮夷”传播。

河流的出口或终点在哪里也是一项重要因素，在某种条件下甚至是决定性的。内陆河与入海的河不同，同样是入海的河，入不同的海又会有完全不同的作用。尼罗河的出口是地中海，黄河、长江的出口是太平洋。地中海有三项特点是其他任何海洋所不具备的：它是一个基本封闭的内陆海，中间有大量半岛、岛屿，周围集中了人类主要的文明，巴比伦、亚述、埃及、希腊、罗马等多种文明交相辉映。在没有机器动力和导航设备的条件下，在这样的海中航行是最安全有效的，就近可以与其他文明交流、碰撞。而在古代，人类是无法在太平洋自主自如航行的。

在中国航程所及的范围内不存在其他主要文明，在自己的文明圈中也属于边缘。正因为如此，同样是出海口和海洋，古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腓尼基人看成为财富、机遇、希望、未来，古代中国人却当作天涯海角、穷途末路，将“海澨”（海滨）与“山陬”（深山）一样看成天下最穷困的地方。印加文明的地域内有安卡斯马约河和马乌莱河，它们的出海口也在太平洋，显然也没有为印加文明提供发展为海洋文明的条件。

河流不仅为人类提供了生活和生产所必需的水源和物资，而且也是人类迁移的主要通道。高山密林往往能将人类阻隔，但河流却能穿越峡谷或荒漠进入另一个谷地，帮助人们找到新的开拓空间。特别是在生产力低下、地理知识贫乏的年代，要在榛莽未辟、禽兽出没或荒无人烟、寸草不生的陆地上作长途迁移是相当困难的，顺河流而下却要方便得多，并且不会迷失方向，便于保持与原地的联系，是人类拓展生存空间最有效的手段。溯流而上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往往是一个群体、一种文明从下游向中游、上游延伸的主要途径。汇入海洋的河流为人类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天地，在内海和近海地区更是如此。

青尼罗河源头（葛剑雄摄）

非洲的东非大裂谷是公认的人类主要发祥地，在那里形成和繁衍的人类之所以能走出非洲，分布到世界大多数地方，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尼罗河的存在。基本南北向的尼罗河受地球引力的影响较小，河流顺直，水势平缓，成为早期人类外迁的天然途径。由尼罗河进入地中海后，又能在较短的距离内到达沿岸各地，再迁往欧洲、亚洲其他地方。中国历史上一次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利用黄河的支流进入淮河流域、长江流域，一直是移民的主要交通路线。

河流的交通运输功能支撑着文明的生存和发展。一个大的文明区域内部必定需要大量的人流和物流，而一条大河所能提供的水运方式是最便捷和廉价的。直到今天，水运的优势依然难以替代。而在工业化以前的古代，内河运输往往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唯一有效的大规模运输手段。古埃及建造金字塔、神庙、方尖碑，材料是产于阿斯旺一带的花岗岩，要是没有顺流而下的尼罗河水运，这一切就都不可能发生。

阿斯旺水库中遥望阿布辛拜勒神庙（葛剑雄摄）

北非的古希腊、古罗马建筑大量采用希腊、罗马产的大理石，要不是采于沿海地带，也得依靠河流的运输连接海运。西汉选择在关中的长安建都，但关中本地产的粮食供养不了首都地区的人口，必须从当时主要的粮食产地——太行山以东的关东地区运输，只能利用黄河溯流而上，穿越三门峡天险，再进入黄河的支流渭河运到长安。尽管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运费高昂，但却是当时唯一的选择。

当关中的粮食需求超出黄河水运的能力，隋朝和唐朝的皇帝便不得不带领文武百官和百姓迁到洛阳“就食”，最终导致长安首都地位丧失，行政中心东移。长江及其支流更加优越的水运条件，也是长江流域的经济逐渐超过黄河流域的重要原因。徽商成功的因素之一，就是巧妙地运用了水运。他们将产于徽州价廉而质重的石材、木材装上船，从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顺流而下，再通过江南发达的水系，直接运到最近的市场，又从江南采购价高而质轻的绸布、百货、日用品等溯流而上运回徽州，实现商品利润的最大化。

同一条河流水系间的便捷水运，也为区域内的人员来往提供了条件。“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在现代交通工具产生之前，长江水运是无可替代的。以尼罗河谷地为基础的上埃及与以尼罗河三角洲为基础的下埃及并不连接，上埃及和下埃及的统一，纸莎草与莲花的交接，完全依靠尼罗河这根纽带。

中国自秦汉以降实行中央集权制度，政令的上通下达、公务人员的必要来往、军队和重要物资的调度、重要信息的传递，都是维持国家统一、政府正常运作和社会基本秩序的根本措施，所以要以很大的人力物力设置和维护庞大的驿递、调度和运输系统。其中依托水运、特别是依托同一条河流或水系的水运部分，都是最廉价和高效的。同一个流域内的政权，其基础更加稳固。即使出现短时间的分裂，也能较快恢复统一。

要共享一条大河的利益，要进行大范围的灌溉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要防止和抗御大河不可避免的水旱灾害，要建设和维护大型水利工程，都需要氏族、部落、小群体之间的协调和联合，也需要日常的组织和运作，催生出统一国家和集权政权。古埃及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它的农业生产离不开人工灌溉。在尼罗河泛滥时，人们要疏通渠道，排除积水，而干旱无雨季节，又要从尼罗河引水灌溉。这样巨大的工程，绝非一家一户所能承担。

因此埃及文明早期就出现了联合，氏族联合为公社，公社又联合为州，四十多个州之间发生过频繁的争夺，有过激烈的战争，但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最终形成上埃及、下埃及两个王国。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下游还存在上百个大小诸侯国。面对黄河的漫流、泛滥、改道，小国无能为力，大国以邻为壑。以后，较大的国筑起堤防，但在灾害面前往往顾此失彼，更不可能共同修建水利工程，共享灌溉之利。秦朝的统一使整个黄河中下游流域处于同一个中央集权的统治之下，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国家的主体和核心部分，从此黄河水利的利用由各级政府实施和管理，同时也能举全国之力修建和维护水利和防灾工程。

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在不得已时会放弃部分边疆，或割让边远土地求和，但不会容忍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分裂割据。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总会不惜代价恢复统一，或者由下一个政权实现再统一。
河流对文明的作用不仅表现在物质方面，也显示于精神方面。

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的作用重于土。所谓“同饮一江水”，就是一个人类群体长期生活在同一条河畔、同一个流域，形成了相同的生活方式、协调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谐的生存方式，也会形成诸多共同的文化要素，进而形成共同的文化心态。语言是人际交流最重要的工具。在人口迁移或再分布的过程中，受到地理障碍的影响，原来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由于分散至不同的小区域，没有交流和共同生活的机会，原来在语言上的微小差别演变为不同的方言。但在同一个流域，甚至在一条大河或其支流的不同流域，由于人际交流相对密切，即使相隔距离较远，也能保持同一方言。

早在公元前2世纪，人们就注意到了“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现象，即一种“风”（流行，时尚）一般只存在于一个较小的范围，多变，差异性大；而“俗”（稳定的习惯、传统）可以在一个大得多的范围内出现、形成、积淀、传承、长期延续。在丘陵山区、高原山谷、零散的平原和盆地，一般只能形成“百里”尺度的“风”区，大河流域则不难构成“千里”尺度的“俗”区。在秦汉统一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就以其“天下之中”的核心地位形成华夏文化圈中公认的“中原”，成为中华文明的基地。

像黄河、长江这样长达数千千米的大河，从源头到出海口，流经多种多样的地形地貌，如雪峰、冰川、高原、峻岭、悬崖、峭壁、隘口、洞穴、湖泊、沼泽、湿地、峡谷、深沟、瀑布、激流、石林、土林、荒漠、森林、草原、平原、沃野，栖息有各种飞禽走兽，生长各类奇花异草，构成色彩斑斓、赏心悦目、俊秀雄奇、千姿百态、惊心动魄、磅礴浩荡的景观，不仅是丰富的旅游资源，而且是深厚的精神源泉。

诗人抒发激情，画家描绘美景，哲学家在沉思中期待顿悟，艺术家在探索中寻找灵感，政治家在谋划大局，军事家在观察险要。芸芸众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英雄豪杰叱咤风云，惊天动地。一些特殊的景观或环境，会唤醒人性中的真、善、美，升华为对自然、对人类、对民族、对国家的感情、信念、信仰。经过杰出人物的阐发和推广，形成价值观念、传统文化或坚定的信念。它们本身，也因凝聚了历史、经历了沧桑，而演变为一种文化符号、精神象征、时代烙印、历史记忆。一条大河就是一首颂歌，一篇史诗，一部历史，一个时代。

◆在距今400万年前的第三纪末和第四纪初的地质时代，燕山运动带来地壳上升，加上风化、雨蚀、重力坍塌，大自然的伟力造就了雄奇壮丽的石林地貌奇观，黄河自东向西在其中穿过。（甘肃省景泰县黄河石林国家地质公园）

二、人类与河流的互动

人地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在人类早期，在文明初期，地理环境的作用往往是决定性的、本质性的。当时的人，没有办法突破地理环境的限制。但一个长期使人困惑的问题是：既然如此，为什么在大致相同的地理环境中会产生不同的文化？两条大致相同的河流为什么会孕育出不同的文明？

这里需要弄清一个基本的概念，地理环境的“决定”决定了什么？决定到什么程度？

其实，被“决定”的是一个上限或下限，超过或突破极限当然不可能，但是在这个极限之内，人可以有相对无限的创造力和发展空间。如约旦河的供水量是有极限的，开发粗放的耗水农业只能维持有限的农田。以色列人用暗渠管道取代明渠水沟，以喷灌取代漫灌，同样的水量就可以灌溉更多的农田；当他们用滴灌取代喷灌时，灌溉面积又扩大了。随着节水和栽培技术的不断进步，在农产品更加优质高产的同时，离供水极限反而更远了。

而且，人可以通过利用新的可利用资源，发现新的地理空间来突破这个极限。台伯河的供水量很有限，满足不了古罗马城不断增加的人口的需求。但罗马人找到了另外的水源，并建成长距离的水渠渡槽将水引入罗马城内。希腊半岛上的水、土地和其他资源限制了古希腊人的发展，与希腊半岛相同地理条件的地方的确从来没有产生过一个如此发达的文明，如果希腊人固守半岛，那么即使将资源用到极致，也不可能使自己的文明发展到如此高的水平，对世界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但希腊人早就扩散到周围的岛屿，并且越过地中海进入北非，渡过爱琴海到达小亚细亚，这才创造出希腊文明的奇迹。

河流孕育了人类文明，人类与河流互动。人类与河流不同形式或程度的互动，自然会在同样的地理环境下形成不同的文化，不同程度地塑造文明形态。
在人类早期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能掌握全面的、准确的地理信息，对自己所处的地理环境也难以做出完全自觉、自主、理性的选择。任何一种文明都不是事先规划好的、完全有意识发展的结果。因此，人类与河流的互动往往起着很大的作用。具体表现在：

1.偶然性或偶然事件
当气候普遍变冷时，北半球上绝大多数群体都向南迁徙，但有个别群体迷失方向，往北迁徙。等到他们意识到越来越冷时已经来不及再往南走了。有的群体死亡灭绝，但有的群体偶然发现冰雪层可以隔绝冷空气，在冰洞雪屋中找到栖身地。通过猎取驯鹿、捕杀鲸鱼，以鹿皮、鱼皮取暖，以鹿肉、鲸肉为生。这支部族因此免于灭绝，并且从此在北极圈内生存繁衍。

在考察古格王国遗址时，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当年古格人要选择在海拔4000多米地形崎岖、资源匮乏的地方建都？其实再往南几十千米，就是喜马拉雅山南麓，气候温和，雨量丰富，植被茂盛，而且在公元9世纪后相当长的年代里这一带并没有被其他人占据，迁入定居不会有什么阻力。

原来这支吐蕃人是在政敌追杀下从前藏长途跋涉历尽艰辛迁来的，好不容易在象雄国的边缘地带落脚，而这一带正好有深厚的黄土堆积和水源，或者他们根本不知道不远的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情况，或者来不及做全面的了解和比较。而一旦在这里建都，这种出于偶然性的选择就成了必然。

历史的进程、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确存在必然规律，但这只能体现在长时段、宏观意义上。而在这些规律允许的范围内，往往是偶然性因素产生的结果，河流与人类的关系同样如此。

2.自然环境的变迁
河流所处的自然环境本身是在不断变化的，有其自身的规律。人类早期很难了解这些规律，甚至连规律这样的概念也未必有。即使到今天，尽管已经有了很多科学的探索手段，人类对自然规律的了解还相当有限。但人类活动如果正好顺应了变化，就能获得意想不到的结果，或许便奠定了某种文明的基础。

五六千年前，中国正经历一个气候温暖的阶段，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年平均气温估计比今天要高2—3摄氏度，降水量充足，温暖而湿润。加上原始植被未受到破坏，土壤保持着长期积累下来的肥力，黄土高原上水土流失轻微，自然堆积形成的大塬保持完好。迁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先民，幸运地在这个黄金时代迎来了文明的曙光：他们大量开垦和耕种土地，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使一部分人口解放出来，得以专门从事统治、管理、防卫、建筑、祭祀、制作玉器等工作，形成以陶寺为代表的都城。

有利的自然环境使这些早期文明得以延续发展，并吸引了周边其他群体的聚集，不断壮大，形成核心。聚居于长江下游良渚的先民就没有那么幸运。尽管良渚文化的年代不比陶寺晚，水平不比陶寺低，范围不比陶寺小，可以说各方面都有过之无不及，却没有延续发展下来。这时的长江流域气温偏高，降水量大，沼泽湿地普遍，地面积水过多，形成湿热的气候，传染病流行，难以消除。加上原始植被高大茂密，土壤黏结，土地难以开发利用。海平面也不稳定，沿海地带受到海平面升高的威胁。一般推测，是由于气候变迁导致的不利环境，使良渚人的后裔不得不迁离或分散。

一条大河本身具备的优势，在有利的自然环境下能产生倍增效应。而在不利的自然环境中，如异常气候、地震、瘟疫等非河流本身产生的灾害，则非但不能发挥本身的优势，优势还可能变为劣势。早期的人类和文明的萌芽经不起这样的打击，有的就此灭绝，有的出现倒退，有的不得不迁离。

3.杰出人物的作用
杰出的天才本来是可遇不可求的，诞生一个天才的概率不会很高；但在一定数量的人群中，总会有相对能干优秀的人，当群体数量巨大到一定程度，按概率论来说，其中必定存在着超人、天才。但这样的天才是否能够有脱颖而出的机会，并且能掌握权力，成为领袖，概率则更低了。在同样的自然环境，在同样一条大河流域里，一个群体有没有产生天才，这个天才能否成为领袖并充分发挥作用，文明的进程和结果就可能不同。

在人类早期，一个人有体力、武力上的优势，比较容易被发现，一般都有机会得到应用。但一个人的智力优势就未必能被发现，被发现后的结果也很难预料，完全可能被当作妖魔、异类而招来杀身之祸。很多群体产生领袖的方式是通过占卜、抓阄，或由巫师祭司转达神的意旨，或者通过格斗及一些极端的测验，都很难使天才获得脱颖而出的机会。

实行世袭制的话，非其家族的天才自然没有机会；就是在实行禅让、举荐制的群体中，即使过程和标准完全公正，也取决于候选人已经取得的政绩或声望，而天才未必具备积累的条件。根据尧、舜、禹禅让的传说，我们完全可以合理推理：如果舜被他的父母蒙上恶名，他就不可能成为尧的继承人；如果禹没有主持治水的机会，他也不会得到舜的禅让。无须推理的事实是，伯益已经获得推举，却被禹的儿子启以强力剥夺。

夏禹王像（南宋）马麟绘

成为领袖的杰出人物能否充分发挥作用，还取决于本人的各种因素，如健康状况、性格性情、兴趣爱好、家庭生活、价值取向、宗教信仰等。如果亚历山大大帝在幼年就夭折，尼罗河流域未必会被希腊征服；如果他不是在33岁暴卒，印度河流域的文明类型肯定会不同。但无论如何，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自然环境并没有变化。

4.生产方式的选择
一条河流所提供的水量、土地和基本资源为不同的生产方式准备了条件，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类并非没有选择的余地——只适合放牧的土地一般很难改成农田，但适合农业的土地也可进行牧业生产。然而同样的土地，不同产业能创造的物质财富是不同的，甚至相差悬殊，间接形成的精神财富也不会相同。同样是农业，作物品种不同，耕作方式不同，生产工具不同，灌溉系统不同，创造的财富也会不同。

同样有出海口的河流，开放外贸与禁止外贸，自由贸易与朝贡贸易，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也会有巨大区别。正确的选择可以实现人类与河流的和谐共生，利益最大化；错误的选择不仅使人类得不偿失，还会伤害河流。但这种选择大多是随机的、非理性的、不得已的，人类往往只能将生存的需求放在首位，或者先考虑本群体的眼前利益。

三四千年前，黄河中下游的土地和环境宜农宜牧，农业、牧业并存。但随着以农耕为主的华夏人口的增加和农田的扩展，牧业区日渐缩小，以牧业为主的戎、狄、胡人不得不北迁。到西汉末年，黄河中下游的土地基本都已开发为农田，阴山山脉以南已经鲜有成片牧区了。

这一区域的农业生产供养了6000万总人口的70%，也支撑着汉朝强盛的国力。但中游的开发加剧了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造成下游的泥沙淤积，引发河水泛滥决口和多次改道。东汉以后，中游地区受战乱影响，农业凋敝，人口减少，牧业人口逐渐增多，原来的农田或者因弃耕而荒废，或者变成牧地。水土流失因此而减少，黄河下游出现了持久的安流。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自然不在黄河本身。

5.制度的选择
制度的选择同样如此。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不同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在最合适的物质基础之上，才能发挥最大的功能。但实际上，制度的选择也并非全为理性、自然、自主的结果，特别是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产生之前。一个政权在其依靠武力夺取的土地上实行什么制度，首先考虑的不是这种制度是否适合当地的地理环境，而是保证自己的安全和占有，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希腊半岛的地理环境固然适合分散的城邦制，但在异族入侵后并不会顾及地理条件而延续城邦制。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的统治范围、任何一个政权的疆域，都有一个相对合理的空间，地理环境，包括河流能提供的条件，应该是其中的主要条件。但历来的统治者都不愿意或不可能守住这个空间，强者要尽量突破扩张，弱者不得不部分放弃甚至完全丧失。

6.外部因素
系统内的规律、规则，只适用于系统内部。一条河流与人类共生的关系，只是建立在本身的空间之内，依赖于自身的条件，应对外来因素、处理与相邻空间的关系的能力是有限的。一旦出现不可知、不可控的、强大的外来因素，无论是人类还是河流，都无法应对，更难以控制。

外族入侵使欧洲退回黑暗、野蛮时代，在台伯河、莱茵河、多瑙河与它们的流域上找不到原因，也不是罗马人所能阻挡抗拒。同样，蒙古军队的西征和四大汗国的建立，阿姆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伏尔加河及其流域本身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欧亚大陆居民却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巨变。13世纪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锐减70%，是中国人口史上空前的灾难，难道能在黄河找到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