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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夏,法国的战败投降意味着在同一历史时期内,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与贝当元帅组建的维希法国政权并存。这种畸形的法兰西政治格局,与英国政府就叙利亚、黎巴嫩问题存在诸多摩擦与冲突

围绕着《德法停战协定》、《圣让德阿克条约》、“解释性协议”的签订,维希法国、自由法国与仍握有巴勒斯坦和被约旦委任统治权的英国,在叙黎两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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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希法国与英国的冲突

1940年6月,随着法兰西战役的节节溃败,法国的失败主义情绪逐渐蔓延开来,而以贝当元帅、魏刚将军为代表的主降派则日渐得势

对此,英国为了稳住雷诺政府,并帮助其重拾继续抗战的信心,战时内阁于6月16日批准了英法两国共同建立“永久联盟”以坚决抵抗法西斯国家的《联盟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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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宣言虽得到雷诺总理的高度认可,但法国的内阁会议却没有批准通过。这使得身心俱疲的雷诺不得不提交辞呈,并由一战中的“凡尔登英雄"亨利·菲利普·贝当相任总理一职。

与此同时,贝当政府迫不及待地要求与纳粹国家签订停战条款。6月22日,《德法停战协定》在贡比涅森林签订,随后意大利与法国在罗马签订了类似的停战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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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意味着,双方能够暂时结束交战状态,但法国必须将其本土及东地中海的殖民地交由轴心国管理,叙利亚、黎巴嫩落入了法西斯德意委员会与法国委任当局的双重统治之下。

事实上,叙黎两地的法国官员,尤其是叙利亚的高级专员加布里埃尔·皮奥最初并不认可这些停战条款,而且宣称叙黎将坚持奋战,决不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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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皮奥给阿尔及利亚的诺盖将军以及西非的法国总督佩鲁东发去电报,并希望他们能够与其共同建立一个牢固的反停战协定的统一战线

然而,皮奥与英国驻贝鲁特总领事戈弗雷·哈弗德的交谈使其意识到,英国政府虽然承诺不侵犯法国在叙黎的地位,但却试图允许土耳其占领叙利亚北部的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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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通过渐进的方式争夺叙黎主导权的企图,遭到了皮奥的拒绝,同时,由于担心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继续作战会使其成为英国手中的一颗棋子,皮奥最终决定接受停战协议。

此外,在1940年6月20日,英国驻中东总司令韦维尔将军与指挥法国近东军队的米泰尔奥塞尔将军在贝鲁特进行会谈,并主张在中东侧翼共同建立英法部给中心,而英国政府希望借此契机全面参与叙黎两地的所有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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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米泰尔奥塞尔将军虽然表示将率领东地中海军队与英国盟友并肩作战,但仍会继续执行法国在叙利亚的任务,并全力以赴地为法国荣誉而战。

可是,这一态度并没有赢得法国以及法属北非当局的支持,而新任国防部长魏刚致电各殖民地司令官,命令他们执行休战条件,这使其十分不情愿地接受了停战协定。然而,英国试图通过英法两国合作以夺取叙黎两地战略主导权的目标并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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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英国不会对有损其战略利益的中东局势置若罔闻。1940年7月1日,英国政府发表声明,为了防止德国和意大利威胁到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绝不容许叙黎被敌对国家占领并将其作为基地以攻击英国承诺予以保卫的那些中东国家,或是使这两个国家秩序混乱而危及到那些国家。

而且,由于英国始终担心纳粹德国会利用法国舰队再次制造事端,尤其是停战条款中规定,“除了保卫法兰西帝国的船只外,剩下的将由德国监督并在规定的港口解除武器装备,但德国政府不会利用这些船只为本国谋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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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堂而皇之的承诺使得英国政府更加质疑维希法国的可靠性,并于7月3日最终实施了讨论许久的“弩炮计划”。这次军事行动不仅击沉了停泊在奥兰的多艘法国舰队,而且还使得英国与维希政府的关系彻底破裂。

此后,英国政府渐渐偏向于依靠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实现其在叙黎的战略目标,但是二者的矛盾冲突却始终伴随其中。

自由法国与英国的摩擦

随着贝当元帅的上台组阁,曾作为前雷诺总理的国防部次长,夏尔·戴高乐将军愈发认识到现政府已被失败主义和纳粹阴云笼罩。

戴高乐说:“我国这次毁灭根本就是一个民族的悲剧。在闪电的光芒之下,我国政府暴露出它可怕的虚弱状态,显示出它跟法国的国防、荣誉与独立根本不相称,而且也风马牛不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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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得英国政府的帮助以重振法兰西帝国雄风,戴高乐于1940年6月18日通过英国BBC广播电台发表了意义深远的“六一八”演讲。他斥责贝当与皮埃尔·赖伐尔实施的亲德政策,并鼓励法兰西民族坚持奋战。

1940年夏,法国战败投降,法国维希政府根据停战协定把叙利亚和黎巴嫩交由德意委员会管辖,德意委员会实际上是通过己隶属于维希政府的委任当局共同管理叙、黎两个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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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初,维希法国不仅将中东地区大量疑似支持戴高乐主义的军政官员遣送回国,而且只允许宣誓效忠贝当政府的法国官员继续任职,高级专员一职则由亲德官员邓茨将军担任。

加之,隆美尔率领的德意志非洲军团已将地中海区域打开缺口,英国的战略要地埃及和苏伊士运河已暴露在外,为了防止东地中海地区成为纳粹国家控制中东局势的咽喉之地,英国不得不加倍重视叙黎两地的军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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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绝大多数叙利亚人来说,从属于一个软弱的战败国令他们感到羞辱,随着法国于1941年4月18日退出国联,他们认为法国托管制已不再有法律基础

这使得自由法国想趁此机会,重新夺回叙黎两地对法兰西帝国的尊重与认可。换言之,英国与自由法国都十分渴望掌握东地中海地区的战略主导权,双方虽决定共同出兵叙黎,但彼此之间的摩擦,冲突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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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8日,英国与自由法国开始实施“输出商”计划。然而,双方最初对于何时,甚至是否将其落实为军事行动还是有争议的。1941年4月,自由法国便制订了攻占东地中海的战略部署,但想独自掌握叙黎两地战略制高点的英国断然不会允许其捷足先登。

对此,戴高乐和卡特鲁多次要求韦维尔将军进攻叙利亚和黎巴嫩,韦维尔则以英军忙于战事,拒绝出兵。确实,1941年3-5月,由于英国的军事力量已被分散到四大前线,即迎战意大利军队入侵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对抗隆美尔将军指挥的德意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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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得英国在中东的防御体系十分薄弱。换言之,英国政府起初并不想卷入这场战争,只不过迫于叙利亚态势的严峻性以及丘吉尔强硬的军事命令,尤其是伦敦高层决不允许将具有战略价值及政治意义的叙利亚拱手让与纳粹德国。

韦维尔将军不得不着手制订与自由法国共同出兵叙黎的“输出商”计划。经过五周的激烈交战,这一作战计划最终以同盟国的胜利而宣告结束。1941年7月14日,英国、自由法国以及维希法国的代表们签订了《圣让德阿克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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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一原本旨在停止战争的条约却使得同盟国内部的矛盾冲突进入到白热化阶段。在停战协定中,英国承诺将尽快把维希法国的军队和法国公民遣送回国,并在最大限度内减少维希方面与自由法国的任何接触

英国可以直接掌控委任统治当局的军事装备以及叙黎当地的特种部队。这就意味着,自由法国不仅难以对亲维希的军官和士兵进行戴高乐式的政治宣传,而且也无法夺得维希法国贮存在叙黎两地的武器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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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这与自由法国的政治、军事利益相悖。对此,戴高乐将军既指控维希政府试图阻止自由法国增强实力,又斥责英国政府趁此机会接管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委任统治权。

为了缓和戴高乐的仇英情绪,英国和自由法国于7月24日达成一项“解释性协议”,“亲自由法国的官员们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拥有处置维希军队的解释权,而式器装备的转接及特种部队的归属则置于卡特鲁将军的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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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英国当局不但没有严格落实“解释性协议”,而且仍然在暗地里帮助维希法国遣送部队。这使得自由法国的军事力量难以得到有效补充,戴高乐对英国的敌意有增无减,他甚至认为英国的政策是时而明争,时而暗斗,企图取代法国在大马士革和贝鲁特的地位。

当然,叙利亚、黎巴嫩的独立问题才是英国与自由法国产生矛盾冲突的根源,而这一问题几乎贯穿于二战始末。早在出兵之前,卡特鲁将军已自由法国和戴高乐的名义宣告结束叙黎两地的委任统治,并以签订条约的形式确保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和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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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承诺既是为了赢得叙黎的民意以更好地推进叙利亚战役,又是为了保障自由法国在东地中海地区的战略利益。然而,维希法国不断斥责戴高乐,说他是一位出卖法兰西民族利益的叛徒,他所领导的自由法国是将法兰西帝国分化瓦解的邪恶力量。

面对这种指责,戴高乐一定会谨小慎微地处理叙黎的独立问题,尤其是他不仅致力于战后重期法国世界强国的地位,而且力图恢复法国与其所属殖民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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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意味着,英国在二战极力催促自由法国给予叙黎独立的权力,与戴高乐将军奉行的中东政策截然相反,叙黎两地只有在战后才能获得实质意义上的独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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