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5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参谋长左权将军,在山西辽县十字岭地区指挥突围作战时,壮烈牺牲于日军的炮火之下,是为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不过在大量军史文章中,多称左参谋长为“抗战时期我军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却是严重不准确的!
先普及一下左权将军牺牲时的两个职务,由红军改编而来的“第八路军”,早在1937年10月即已更改番号为第十八集团军,因此左权对外的公开职务,确实是“第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领国民革命军少将职务军衔,当然,我方内部仍习惯性称为八路军,华北群众亦是如此。
因此在集团军朱总司令返回延安以后,在集团军叶参谋长并未实际到职前线的情况下,延安于1938年底电令成立的“ 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改由集团军彭副总司令为总指挥,继续以左权为参谋长(不是副职),因此八路军对内对外的这两套职级体系,还是要理解清楚的。
作为八路军总部首长,作为黄埔一期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双料学历的名将,左权在战争年代我军中的职级当然很高,他的主要履历是:1930年担任红12军军长、1933年担任红一军团参谋长、1936年代理红一军团长,曾与聂帅(一军团政委)并肩指挥山城堡战役。
据此许多军史爱好者认为,如果左权将军不是过早牺牲,建国以后大概率将授予大将军衔,笔者亦有同感,但若称为“抗战时期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却是不适宜的,因为之前的1941年,还有一位级别更高的首长不幸牺牲:新四军副军长项英。
01、项英的党内职务远高于左权
1941年3月24日,新四军副军长(实为政委)项英同志,在安徽泾县的蜜蜂洞,被军部副官处第三科的副官、叛徒刘厚总杀害,同时遇难的还有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酿成皖南事变期间的又一起重大惨案。
项英虽然只是“陆军新编第四军”的副军长,似乎从表面上看,与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职务相近,然而实际上,他的党内职务和级别,要比左权高得多:牺牲时已经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党内职务。
抗战爆发后形势发生变化,项英曾到过延安,而在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选举出来的12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张闻天、项英、博古、康生、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陈云,注意当时还没有“五大书记”的格局,而项英的排名第六。
这12名同志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即是抗战初期,我党的主要领导集体,其中只有两人在建国前牺牲:一位是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因飞机失事,与叶挺同时罹难的博古。
另一位便是1941年牺牲在皖南的项英,是故当时的项英,完全可以称为“中央领导”,是除了同为政治局委员的朱、彭两位老总外,几乎所有八路军、新四军将领的上级领导。
我们知道,党中央派驻各大战略区的机构,一般称为“某某局”或“某某分局”,抗战时期成立的几大主要中央局有:北方局、长江局、东南局(南方局)等等,其中北方局的书记,先后由刘少奇、杨尚昆、彭德怀、邓小平(代理)等首长担任。
长江局的书记曾由王明担任,南方局的书记则是周恩来,可见各中央局的书记,在党内的职务和地位都是很高的,有权领导本战略区内的所有党政军机关,而项英能够出任东南局的书记,可见一斑。
02、项英的军队职务也高于左权
八路军各师和新四军改编之初,并未设立专职的“政治委员”,多以副职身份兼领,比如原红一军团政委聂帅,就出任了115师副师长;
项英在新四军也是如此,尽管名义上只是副军长,其实等于军政委,既然我军是军政双首长制度,那么项英等同于军级正职。
并且在叶挺军长非党员的情况下,项英实际是新四军的“一把手”,即便新四军作为普通的军级单位,编制级别低于“第八路军”,如果仅就军队职务而言,项英也与后来的115师聂政委、罗政委、129师邓政委是平级的。
而作为八路军总部的副参谋长,左权将军的军队职级,是要略低于各师长和政委的,当时的三位师长均获得中将职务军衔,而左权只得到少将衔。
如此比较下来,项英当时的军队职级,明显要略高于左权将军。
某种意义上,项英已经具备了建国以后“封帅”的资历,比如他曾经的下级陈毅、张云逸、粟裕等,要么封帅要么授大将,当然我们这里只是讨论职务级别,不是假设历史,莫抬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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