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栽培、利用茶叶的国家。据历史资料考证，茶树起源于中国，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发现了茶有解毒的功效。中国是茶的故乡，经过漫长的历史跋涉，现在茶已经在全世界50多个国家扎下了根，茶叶已经成为风靡世界的三大无酒精饮料之一。
《一夜帖》北宋·苏轼
文献中关于茶最早的记载
这是一则与茶相关的、年代确切的历史证据，来源于《三国志》（大约成书于290年）。韦昭（204-273年），作为东吴末帝孙皓（在位期间：264-280年）时期的史学家，记录了如下事迹：孙皓嗜酒如命，常邀韦昭共饮，然而韦昭并不擅长饮酒。为了解救韦昭的尴尬，孙皓为了给他解围，密赐茶粦以当酒。
另一则关于茶的记载，出自于3世纪晚期西晋张华编纂的《博物志》，其文曰：《博物志》:“饮真茶，令人少眠。”此句简短之言，隐藏于“食忌”章节之中。
到了6世纪中叶，尽管茶的名称尚未统一，但对于茶树及其作为饮品的特性，人们的认识已颇具深度。《齐民要术》（成书于544年）中便有两处独立的条目涉及茶：荼（五三）和“木茶”（九五）。后者征引了《尔雅》、《博物志》及《荆州地记》，提及“浮陵荼最佳”，由此可知，尽管茶与四川地区密切相关，但至6世纪中叶，西南地区以外的人们也开始逐渐认识到茶的益处与特性。
虽然在本草和地方志等文献中，茶叶的记载已零星可见，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汉唐之间的文学巨著《文选》中，却未见茶的踪迹。这部由梁朝太子萧统编纂的重要文集，竟然未曾注意到茶的显著或广泛的使用，实在令人费解。从文学领域对茶的鲜少提及，我们可以推断，在唐代之前，茶仍是一种罕见的珍品。
正如我们所见，早期茶叶研究中文本材料的不确定性，部分源于唐以前对茶名称的不统一。那么，唐代将“茶”字从“荼”字变更的证据何在？《唐韵正》的作者顾炎武（1613-1682年）通过碑铭考证，给出了答案：
愚游泰山岱岳唐碑题名，见大历十四年(779)刻“茶药”字， 贞元十四年(798)刻“茶宴”字，皆作“茶”......其时字体未变。 至会昌元年(841)柳公权书玄秘塔碑铭，大中九年(855)裴休书圭峰禅师碑“茶毗”字，俱减此一画，则此字变于中唐以下也。
顾炎武的观察结论，不仅适用于泰山的碑文，也似乎符合唐代更多史料的记载：“茶”字是中唐时期发明并采用的。由于早期“荼”、“茗”、“槚”等字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说，“茶”（既指茶这一饮品，也指茶字）在某种程度上是唐代的创新。然而，陆羽及其同时代的文人学者，并不以此视角看待他们钟爱的饮品之起源。他们更倾向于将茶的发现追溯至远古时期，而非近代。陆羽并未用自己的话叙述茶的发现，而是汇编了早期文献中的茶事记载，这恰恰体现了中古中国文人学者的典型风格。
《煎茶七类》明·徐渭
神农氏与茶的起源
在探寻茶文化的滥觞之际，我们不妨追溯至陆羽在《茶经·七之事》中所提及的诸多显赫名流，其间尤为关注那些与宗教信仰紧密相连的传奇人物及传世之作。开篇即按年代铺陈，一系列与茶结缘的杰出人士跃然纸上，首当其冲的便是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陆羽在《茶经·六之饮》中更明确指出，茶之饮始于神农。虽则这一论断缺乏史实支撑，却以其旺盛的生命力流传至今，无论市井小说、网络文章，亦或严谨学术著作，皆将神农尊为茶的始祖。
佚名《唐人宫乐图》，绢本设色，48.7×69.5cm，唐
那么，神农究竟是何许人也？为何茶之发现会归功于他？在唐代，神农被尊为“三皇”之一，相传他们统御远古时代的中国。另一位常与神农并列的“三皇”成员是伏羲，而第三位则众说纷纭，或认为是伏羲之妹女娲，或为燧人、祝融、共工。韩禄伯(Robert Henricks)阐述了神农传说如何与另一位人物——炎帝的传说交织，唐代文人如陆羽等遂将二者合二为一，统称炎帝神农。
炎帝，中华古史传说中的杰出部落首领，姓姜，亦被赋予诸多美誉，如神农氏、魁隗氏、连山氏与列山氏。他的母亲，任姒，出自乔氏之门，实名女登，乃少典帝的宠妃。相传，她在华阳之地的游玩中，因神龙之感应而孕育了这位伟大的炎帝。 在炎帝的英明统治下，他传授民众精湛的农耕技艺，尤其是五谷种植的奥秘；他尝百草、疗民疾，著作《本草》四卷，由此被尊为“农皇”。 《帝王世纪》中描绘炎帝“人身牛首”，因其德行如火焰般炽烈，而被尊称为“炎帝”。他与黄帝并称“炎黄”，成为华夏民族的共同始祖。炎帝以其对农业与医药的卓越贡献，被后世尊为农业与医药之神，永远铭记在华夏儿女的心中。
将茶之发明归功于这位受尊崇的文化英雄，背后含义深远。正如韩禄伯所指，中古时期流传着诸多托名炎帝/神农的文本，可能与当时正统仪式不尽相符。例如，唐代文集《艺文类聚》中保存的《神农求雨书》便提出在旱魃肆虐之际，以巫术焚人以求甘霖。由此，《求雨书》中的神农反映了更为原始的仪式活动，其残酷与直接远超唐代文人学者的想象。然而，即便神农在唐代已被视为古老、睿智，足以先识茶叶之人，实则他刚刚从历史的尘埃中崭露头角。正如茶叶本身，神农之名并未见于古代经典，亦不在《左传》、《国语》、《楚辞》、《论语》、《山海经》等名著之中。
《墨子》或许暗示了神农的存在，但直至战国晚期及汉初的著作如《孟子》、《吕氏春秋》、《周书》、《礼记》、《淮南子》等，神农的形象才愈发鲜明。葛瑞汉(A.C. Graham)从这些史料中提炼出“农家”学派，将神农视为农家英雄，是统治“农人之国”的帝王。但显然，我们关注的并非神农的哲学思想，而是将他视为农业的守护神与发明者，一位文化英雄，他教会人们耕种、播种、收割的技艺，辨识可食用植物。汉初思想集《淮南子》（约前139）中“修务训”一段，对神农有着典型的描述：
古时，民以草为食，饮水，采果实，猎蚌肉，常受疾病与毒物之苦，于是神农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之宜，品百草之味，尝泉水之甘苦，使民知所避就。那时，他一日之内尝七十毒。
神农，这位亲自品尝百草、具有英雄气概的先驱，正是陆羽视为茶之发现者的理想人选。如韩禄伯所言，我们从《淮南子·修务训》中见证了“神农选草分类之形象，超越了早期种植五谷的农人形象”这一趋势的开端。
在《茶经》等文献中，茶常与治病联系在一起。唐代，神农的医术被认为是太一神所赐，《本草经》载：“太一子曰：‘凡药，上者养命，中药养性，下药养病。’神农乃作赭鞭钩 锦制。”
神农与茶之间的联系或许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茶为一种长期对身心有益的药材。这一点，我们从陆羽在《茶经·七之事》中引用的首个文献来源——《神农食经》中可见一斑：“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这部《食经》究竟何来？它与神农有何关联？《汉书·艺文志》中记载有《神农黄帝食禁》七卷，但原书已失传。从书名推测，这是首次将神农与中国医学的“饮食”分支联系在一起。后世文献提及《神农经》，或许即为著名的《神农本草经》前身，该书最早出现于隋唐官方正史的“经籍志”中，为中国已知最早的本草著作。
《神农食经》可能与《神农本草经》有所关联，尽管陆羽将其视为两部独立之作。该书虽已佚失，但部分引文在《茶经》及后续涉茶著作中得以保留。若视其为真实存在的独立著作，则无证据证明其确为早期文献。然而，陆羽的《茶经》将茶与这位文化英雄紧密相连，而这位英雄在农业与医学起源的神话传说中占有重要地位。有趣的是，陆羽似乎是首位这样做的人，却绝非最后一位。
仇英《竹院品古图》（局部），绢本设色，41.1×31.8cm，明
尽管陆羽力证茶之古老，唐代其他文献亦提出茶发展历程的诸多说法，与陆羽所言不尽相同。据9世纪中叶杨晔所著《膳夫经手录》，饮茶之风直至六朝时期（3-6世纪）方才兴起，远非陆羽所声称的神农时期。杨晔认为，茶在780年后盛行，略晚于陆羽提出的8世纪上半叶：
茶，古不闻食之。至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713-741）、天宝（742-755）之间，茶渐有之；至德（756-757）、大历（766-779）茶多矣；建中（780-783）以后，茶风盛行。
刘松年《撵茶图》，绢本设色，66.9×44.2cm，宋
甚至后世学者亦不完全接受陆羽关于茶起源的神话故事。17世纪学者顾炎武，曾提及他对茶史的浓厚兴趣，在《日知录》中提出“自秦人取蜀而后”（即公元前316年后）方有茶饮之事，将茶之发现定于战国时期，而非远古。然而，尽管存在基于中古时期社会经济现实的茶饮兴起记载，它们却无法与陆羽《茶经》及类似文献中关于茶起源的浪漫神话故事相提并论，后者在中国仍被视为关于茶之发端的权威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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