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在苏区的日子：除战事上热火朝天之外，经济问题才是致命内伤|农军|平江起义|红四军

1926年,大别山爆发大规模农运,湖北麻城乘马岗青年农民许世友(1905~1985)：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四乡农民捉豪绅、杀土劣、抗租税、砸烟馆、捣当铺、分钱粮，把那些穿马褂的老爷们统统打翻在地。种田佬掌起了印把子，挑粪的当上了大委员。穷弟兄们一个个争先恐后，要打出个自己的天下。革命是这样的解恨，这样的红火，不干革命干什么!

在这些火红的日子里，农会成了农村唯一的政权组织。地主阶级的威风扫地，农民第一次真正挺直了腰杆，做了自己命运的主人。过去不敢进的衙门，现在可以大摇大摆地进了；平时不能进的祠堂，现在可以在那里摆酒吃饭了；那些像山一样压在人们头上的地契、借据，现在都化成了灰炉。

赣南籍红军战士胡金魁告诉斯诺：

1930年红军打下吉安，自己在工厂做工，工资增加四倍，每个工人都分得资金(胡分得30元)。一连几天，红军用富家猪牛羊肉为工人大办宴席，每天夜里演戏，唱到嗓子嘶哑才罢休，那段经历真叫“痛快”。

1935年3月，陕北红42师打下长武县城，筹款数万元，棉布数百匹，并镇压了一批反动地主豪绅。镇压地主、烧毁田契帐本、分地富的粮食，陕北农民王牛高兴地蹦跶：“革命越闹越大了，真过瘾。”

1927年“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共开始武装割据“闹红”。

动员群众参与“闹红”，最佳途径当然还是利用民间的不满。当时闽西乡镇各阶层最痛恨的就是捐税过多，如“冠婚丧祭屠宰捐”，杀牛宰羊都要收税，常常形成“矛盾焦点”，利用这种社会矛盾闹红，纵使不成功，也不至于犯法。

闽西“闹红”首先就是从抗“屠宰捐”这一细处开始，然后过渡到“分粮吃大户”，从经济斗争延伸至政治。

搞兵运暴动，最佳契机即为“闹饷”。1928年7月22日滕代远、彭德怀、黄公略策动的平江起义，就是以独立五师14个月未发饷为导火索。

参加起义的官兵，每人发洋三元，要回家发路费。平江起义割据仅七天，分兵浏邑之部反水，平垣失守，进攻长寿又败退；攻泗水建立苏维埃，散财物给贫民，也仅割据九天。在周围都是白军的环境下，红军很难长久立足，更因“纳降”太多而忌分兵。

陈毅给中央的报告中：“红军士兵来源多半出于招募及改编敌兵，因此军队只能集团行动，竖极大目标引起敌人围攻而不能做到化整为零。"

“土地革命”初期，我党在全国300多个县发动暴动，大多失败。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全国一共十二块苏区，总面积约40余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3000万，鼎盛时期的“中央苏区”，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四省60县，江西省22县、福建省15县、闽赣省16县、粤赣省7县。长期占有24座县城：江西的瑞金、兴国、宁都、于都、石城、会昌、寻乌、信丰、安远、广昌、黎川、上犹、崇义；福建的长汀、上杭、龙岩、永定、连城、建宁、泰宁、宁化、清流、归化、武平。中央苏区总面积8.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453万。

1930年春夏，中共中央准备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此时，全国八九块苏区，人口不及全国十五分之一，总面积不及全国三十分之一。红军总数五六万人，1932年秋，“中央苏区”总人口约在340万以上(不含鼎盛期)。1933年，“中央苏区”大约三百万人口(包括闽省80万)，红军、地方武装、机关人员，约十万之众。

早期红军回忆录大都只述军政不说经济，似乎红军在山区活动，根本不存在经济问题。对红军来说，军政问题虽然重要，但最最重要的还是美天的经济问题。军政问题属于尚可挣扎一战的“外伤”，经济问题则是致命“内伤”——敌人还在千里之外，自己这边就因缺吃少穿散伙了，来了兵都无法接收。

1927年底，贺龙回湘西老家桑植打游击，”一路上有不少部队想跟我走，但这时却不能带他们，因为没有钱没有粮，养不了兵。”

1927年10月初，毛泽东经过三湾改编的秋收起义残部进至遂川大汾，遭遂川民团肖家璧部袭击，部队被冲散，炊事担子也跑散了，“没有饭吃，就在老百姓家里找点剩饭和泡菜、辣椒吃，没有碗筷，毛委员和大家一道用手抓着吃。”饭后队伍集合，向井冈山进发。

红军高干苏先骏(黄埔四期)耐不住井冈山艰苦生活，10月中旬领十元路费回了长沙，苏先骏给省委的报告中：

“该地多崇山峻岭……唯经济困难达于极点，将近严寒，士兵尚着单衣，给养亦日益不足，加之四面受敌，虽欲筹款，苦无暇日，故此时如无办法救济，该部队恐难久存也。”

1928年初，苏先骏任湘鄂赣特委军事部长，3月在长沙被捕，随即叛变，出卖湖南省委书记郭亮，旋任国民党湖南清乡司令部参议兼铲共法院处长。1930年7月红三军团攻占长沙，8月2日处决苏先骏。

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所用经费来自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支领的薪水，后驻修水时从一曹姓大土豪地窖里抄挖出一批银圆，但这点钱杯水车薪，修水出发时每人只发一块银圆津贴，加上每人每天一角伙食费，很快经费告急。10月初，毛泽东率秋收暴动残部来宁冈茅坪“安家”，近千人的队伍，吃饭问题已比较严峻。

负责后勤供应的范树德回忆：

开始我们这支队伍只有千把人，没收地主的存粮就能解决吃粮问题，例如：到了遂川以后，只要打几家土豪，就能解决我们一段时间的吃粮问题。…..1928年4月，朱德、陈毅同志率领湘南部队和我们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人数猛增至一万多，湘南来的部队中很多人是一家都来了。……为解决这近万人的吃饭问题，我们不得不每到一个地方就立即派出一支小队伍专门打土豪。……当时我们每个人一天吃老秤二十四两，合一斤半，这样每个人一个月就需要四十五斤。"

朱毛会师，军需给养马上严峻起来。井冈山上约两千余居民，南北朝躲避战乱迁来的客家人，耕种收万担稻谷的水田。

原只有王佐的六七十人，依靠山农或打劫一下周边富户，轻松解决粮秣。毛泽东率近千人上山，上山以后首先碰到的就是经费十分困难，吃饭、穿衣都成了问题。十月初，山上已是露重霜凝，秋风萧瑟，战士们身上仍穿着在修水发的单军装，白天肚子里饥肠，晚上冻得只能钻稻草堆架寒，生活艰苦异常！

毛泽东与袁文才、王佐商量，从当地农民借来一些红米，总算解决每日口粮，再从袁王部弄来一些银圆，才解决每人每天五分钱的伙食费，剩下的钱再解决冬装，已有三件单衣者，只发一件面布和棉花，一件单衣缝上为衬。

整体上，井冈山尚承受得住不足一千五百人的“星星之火”。

1928年4月，朱德率湘南起义残部上山，仅战斗部队就两千余人，随军上山的湘南农军八千余，扩充后的“红四军”总人数七千余，加上袁文才、王佐各三百人，全军约万余人(枪仅两千余支)。井冈山这口小池塘无论如何养不起道条大鱼了。

1928年5月4日，砻巿举行会师庆祝大会，朱毛都讲了话，两部合编为红四军，以三个师番号组成，实仅五个团，二十八团为南昌起义残部；二十九、三十团湘南起义部队；三十一团为秋收起义残部；三十二团为井冈山土著部队，此为红四军最初骨架。

1928年5月底，因给养困难，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只能转回湘南，“结果分散到农村中，有一部分受了损失。”

1928年5月2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军委书记名义致信江西省委并中央，惊呼“吃饭太难”。"此时，井冈山上1.4万人，每天耗粮近两万斤。住宿只能搭窝棚，里外糊上泥，编草帘当门窗，没有灯油，天黑就睡觉。春雨潮湿，蚊虫肆虐，病者日多，缺医少药，全靠硬挺。

粮食供应日渐减少，湘南农军士兵委员会出面找军部后勤处主任余卖民回答：

军粮主要供应前方将士，吃饱了好打仗，你们后方部队没有战斗任务，一天能吃上两顿稀粥就不错了，湘南农军很伤心，有人发牢骚：来此比别人低一头，活该饿肚子，还不如回家乡闹革命。

5月中旬，宁冈市龙江书院召开联席会议，毛泽东提议湘南农军回乡就粮，5月21日，湘南农军分别出发，下山回家，向湘南潜行，囿于军需给养，湘南农军从上山到下山、从欢迎到欢送、从整编到遣返，在山上只驻禁二十一天。

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1907~2007)记述：

红四军建立后，部队有一万来人，生活供应等各方面都存在很大困难。为了减轻边界的百姓负担，加强部队的革命纪律，提高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将原来的建军时的三十团和三十二团的农军动员归乡，取消了师的名义，将部队进行改编。所以，后来军下面没有师，直接领导团。

1928年，井冈山红四军除粮食外，每人每天盐油柴菜五分，仅此一项，每月就得万余元。1928年7月下旬，毛泽东批条200大洋购买药品，31团经理处长两天后才筹得160元，营长王佐拿了百元托关系上吉安去买药。

陈毅记述1928~1929年的红四军：

给养方面，每人每日伙食费大洋一角五分，在物价低贱或有土豪打，或有农会赠的时候常常有剩余，可以分得伙食尾子。若没有帮助的时候，则常感觉太清淡了。.....每月可以发四元至五元的零用钱，作洗头剃头买草鞋之用，若钱少则少发竟至不发，士兵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无闹饷的事，没有钱发他只怪这几日筹款不到，不会向军长要钱。

（隆冬山雪不化)红军衣履饮食非常困难，又因敌人封锁，红军未能到远地游击以致经济没出路，在此时期中红军官兵单衣御寒，日食红米南瓜，二月没有一文零用钱。

1930年11月20日陂头，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一天签署三份文件《紧急通告——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坚决实行阶级决战消灭敌人》、《通告——-筹集现金准备给养节省经费，争取阶级决战最后胜利》、《紧急通令》(秘字第一号)，要求“决定地方苏维埃和各革命机关的工作人员，每天伙食三分。”同日，曾山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会主席周勉再发《通告》，指责批评：

过去各级政府对于财政总无整个计划与节省，以致时常发生经济恐慌，滥行开支的现象，尤其起义胜利以后。赣西各级政府，因经济活动，工作人员发给零用钱，一切用费非常不经济，有些区政府每月有用上数千元，这是如何严重的危机啊!决定原来在城市一角五分钱伙食者，现在每人每天只发菜柴钱五分，而在乡村一角伙食者现在每人每天发柴菜钱三分。

1928年1~4月，朱德、陈毅发动湘南起义，率领南昌起义残部千余人(此时为国军第16军104团)脱离范石生部，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之所以择名“四军”，乃北伐诸军中，叶挺独立团所在的第四军声名赫赫，享誉“铁军”。

湘南富庶，易筹粮粮，除范石生给的五千大洋，仁化县驻扎一天，就筹得两千多现款，坪石打许克祥掳获更丰，“足敷支持五个月的经费”。官兵一律月饱十二元，远高于国军。最初几无逃兵，随着人马壮大，存款很快告罄，决定全部粮食由没收富户存粮补给，每日每人发给五分菜钱(每月一元五角)，另每月每人发给零用钱二元。又为长远之计，规定红军势力所控制的地区，分了田地的农民按每年生产收获粮食总额的15%缴纳为军粮。

上了井冈山，地瘠民贫，财源锐减，部队增多，官兵饷额削减四分之三。包括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每月只发大洋三块，但不准随便没收民间牛羊，必须统一分配，引起尚有“旧习气”的部分官兵不满。

当时三个大洋可买一百斤糙米，因此农民都喜欢参军。1928年初，毛泽东能抽美丽牌香烟，就是月饷二元，由于物价低廉，一角钱可买猪肉半斤或十二个鸡蛋。“与一般农民比较，生活还好得多，待遇虽薄，他们亦感满意。官兵开小差(逃兵)的现象几乎没有。

1929年红军歌谣：月月八块钱。月饷唱进歌谣，至少数额值得宣扬。1928年5~6月，毛泽东决定将井冈山医务所扩大为红军医院，原有的茅坪、大井医务所已不敷用，医院经费由王佐负责。决定在小井街上建一幢能容纳千人的医院，并在红四军进行募集经费，从两三角到一元，共得捐款千元。自采木材”免费”搭建，冬天大致建成。

由于设施简陋，西药缺乏，一切土法上马。伤病员的伙食主要是红米、南瓜和蔬菜，伙食标准部队五分，伤病员一角。就这一角钱，也不能全吃完，医院得设法节约下来，发给伤病员作零用。

1928年7月15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朱汝湘到达酃县（炎陵县）的红四军军部，召集营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及省委指示：

红军主力不应困处井冈，必须向外发展再入湘南：一则分散白军目标，二则随地策动群众斗争，三则解决红军给养，两位省委代表到酃县找朱德等人再谈，朱德在会上发言：

现在围绕井冈山的附近地区已民穷财尽，就是白军不来，我们也无法维持下去，遑论军费无法筹措，就是军服问题也难以解决。现在必须占领较大的城市，方能解决我们目前的困难，省委指示进取湘南的计划，在目前是可行的。

给养乃是时刻威胁红军生存的头等大事，旧谚：无粮莫聚兵。

朱德回师湘南，主要就是为了移部就粮。然1928年7月下旬攻彬州失败，9月下旬才迟迟回师井冈山，中共党史称此次行动为“八月失败”，1928年8月，井冈山红军“八月失败以后，红军损失过半，根据地各县相继失陷……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恐怕什么人的生活都很少有红军这样坏的。因为现洋缺乏，每天每人的五分大洋的伙食钱(米归地方供给)，时常难以为继。“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士兵的谚语表示了他们的苦处。耐得苦，比四军更耐得苦的恐怕也少了。仅仅发伙食钱，

此外一切费用都省掉，每月都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但一则打过的地方，没得打了；二则敌围得紧紧的……打土豪也不许你打远；三则敌情之严重，单独一两营兵简直不能出去等款，要筹款须得多兵，问题就不是简单的了。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虽得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则一律四角，大家又都懂得是为了无产阶级受苦，因此又不怨恨什么人。虽然如此。经济问题始终是很严重的。

这篇报告即后来很有名的《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2月，彭德怀率领平江暴动红五军800余人上井冈山，吃饭压力更大了。冬季来临，日子真过不下去了，红四军第28团连长粟裕(1907~1984)：

井冈山经济基础薄弱，地区比较狭小……这个地区作为一个后方是可以的。从战略发展观点来看，作为大发展的基础不够理想。

幸好1928年秋的井冈山好年景。山下各县空前大丰收，为武装割据奠定物质基础，各地情形有异，宁冈土地税为20%。

凭借井冈天险，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充满自信：

“山上要隘都筑了坚固工事，红军医院、被服厂、军械处、各团留守处，均在其上。现正从宁冈搬运粮食上山。若有充足的给养(粮食与现款，最重要的是现款)敌人是打不进来的。”

1928年12月间，井冈山红军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挑粮运动。“朱德的扁担”便产生于这一时期。1929年1月，朱毛等在山下柏露村开会，决定红四军主力下山，跳出包围圈，开辟新区，进军瑞金。

其他红区，给养也仍是重要的问题。1927年11月13日鄂东黄(安)麻(城)起义，二万余农民汇聚黄安县城，吃住很困难，只能命令农军次日返乡。海陆丰根据地红二、四师千余人，每人每月生活费、零用费七元，月需现洋七千元，加上伙食费、医疗费、服装费，数额还要大得多。

1933~1934年，除川陕苏区外，其他苏区普遍甚缺食盐，中央苏区发起“熬盐运动”。盐价从一两多/元降至三~五两/元。赤白二区食盐差价巨大，1933年广东梅县一元购盐七斤，运至苏区，十二两(老秤十六两制)/元。“农民、商人想尽一切办法往苏区“走私”——竹筒藏盐、便桶夹层装盐、棺木运盐。

经济因素是红军必须考虑的。1928年12月上旬，平江起义的彭德怀红五军来井冈山会师，国军三省会剿。毛泽东决定红五军及王佐部留守，其余各部转向赣南。有人主张去湘鄂赣边界或湘南，毛泽东认为湘鄂赣边界地区狭小，北有长江、东有赣江、西有湘江、南有株萍铁路，白军运动便利，红军回旋地区太小。湘南则交通便利，此前暴动受挫，群众余悸，不宜再去。

赣南除了白军兵力薄弱、方志敏部在活动、赣闽浙粤回旋余地较大，还有江西自然经济成分较大，农民经历大革命，容易筹粮筹款，而交通不便则可避敌。摆出如此详尽的利弊分析，全军一致认同，四千余红四军于1929年1月1日出发，经上犹、崇义至大庾，进军赣南，后开辟“中央苏区”。

经济还直接反映到战争进程中。1934年4月10~27日广昌战役，红军九个师对国军十一个师，人家有高武器飞机、远武器炮兵，毛泽东说“这是叫花子和龙王比宝，本儿大的国民党当然希望这样拼消耗。”由于红军没有重武器，国军远距离冲锋也采用营方队密集阵形，红军的各种枪炮、手榴弹只能在一定距离内开火。“敌人的炮兵阵地只离我们有千余米，完全暴露，每天进行试射，我们对之毫无办法。”这一仗，红军伤亡仅10月27日就损失八千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