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和我国仅仅只有一江之隔，自古以来双方之间就存在着广泛的交流——事实上朝鲜半岛本身也属于东亚汉字文化圈。随着半岛民族独立意识的增强，朝鲜和韩国为强调半岛历史的悠久，将其历史传承追溯到传说中的檀君时代。据朝鲜民族神话传说：檀君于公元前2333年降生于太白山，据此朝鲜和韩国声称半岛文明是继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之后的世界第五大古文明，甚至也丝毫不晚于中华文明。不过由于缺乏实物证据的支持，目前国际上一般不太认可。朝鲜半岛上出现的第一个有明确文字史料可考的政权是箕子朝鲜。
箕子是中国商朝末年遗臣，名胥余，称箕子（畿内采地之爵）。箕子与比干、微子并称为商纣王时期的“三贤”，也就是孔子在《论语·微子》中称赞的“三仁”。武王伐纣后并没对商朝后裔赶尽杀绝，倒是对箕子的贤德之名钦佩不已，于是向箕子请教人伦规范，箕子便作《洪范》，向周天子讲述定国安民的道理。司马迁《史记·宋微子世家》的记载与《尚书大传》大致相同，只是先后次序略有不同，它认为是周武王先向箕子请教，箕子告以《洪范》。
夏、商、周三代的改朝换代和后世王朝有一点很不一样：后世改朝换代要么就将前朝皇室赶尽杀绝；要么好生优待，但严加监视。总之不会让前朝皇族参与朝政，封一个空有其名的爵位倒是有可能。夏、商、周三代不这样——那时华夏民族正由原始部族向文明国家过渡：商部族取代夏部族成为华夏各部族的联盟领袖，但夏部族的后裔依然被册封为商朝贵族，武王伐纣后对商朝后裔基本也延续这一政策。久仰箕子大名的周武王将朝鲜封给了他，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周武王时代的朝鲜国和今天的朝鲜半岛其实并没关系——周武王时代的朝鲜国大体在今天辽宁省境内的辽河流域一带。后来经过箕子朝鲜的开拓才逐渐将朝鲜半岛纳入其版图之内，不过箕子朝鲜的统治中心在战国中期以前一直在中国境内的辽河流域。直到燕昭王征山戎、伐朝鲜，辽河流域被燕国占据，箕子朝鲜被迫将其统治中心迁往朝鲜半岛。
箕子走辽东建立箕氏侯国后客观上促进了朝鲜半岛的文明开化。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箕子入朝鲜后带去了先进的殷商文化。他以礼义教化人民，又教给耕织技术。受殷商文明的影响，朝鲜半岛社会有了迅速的进步，产生了自己最早的成文法——《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这里“乐浪朝鲜民”指汉武帝时期设置的乐浪郡及其治所朝鲜县的，过去箕氏王朝统治时期的百姓。对于“犯禁八条”这一成文法，中朝学者一般认为应该是商、周之际来自中国的流民集团制定的。而成文法的制定是一个社会具有较高文明的标志。“犯禁八条”虽然内容记载不全，却足以反映箕子朝鲜民众的文明程度。
从在朝鲜平壤城南发现的箕田也可看出殷商农业文明对于古朝鲜的影响。据朝鲜朝学者韩百谦的《箕田考》记载，箕田方正有规则，与中国商朝甲骨文中的“田”字相吻合；每田分4个区，每区有田70亩，与中国“殷人七十而助”的文献记载相一致。箕田的出现，决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应该说是受商朝耕作制度影响的结果。据《史记》记载：箕子在朝鲜立国后的某年，曾经回到周朝国都朝见周天子。当经过殷商故国，看到过去华丽的宫殿如今已成为废墟，禾黍丛生时箕子十分伤心，便作《麦秀之诗》咏道：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诗中所说的“狡僮”，指的就是商纣王。商朝遗民听到这首诗后都感伤不已，不禁痛哭流涕。这个故事说明：朝鲜的箕子与周朝之间还有一定的政治往来。当然在箕氏朝鲜时期与中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在这方面虽然没有留下具体文字资料，但从考古发现来看：在朝鲜半岛北部各地，出土了大量中国战国时期燕国的货币——明刀钱，多者一次竟达千余枚。这充分说明了燕国与箕氏朝鲜经济往来的密切程度。但后来秦国灭燕时朝鲜作为辽东郡以外的边界国家对六国为秦所灭的进程并没发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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