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中国城市报
以城市的变化追寻文明前进的脚步
——读许宏《城的中国史》
■赵春晖
《 中国城市报 》（ 2024年05月20日 第 23 版）
翻开《城的中国史》一书，读者往往会惊讶于它的“厚”，也会惊讶于它的“薄”。
说它“厚”，是因为从9000年前的城开始讲起，一直讲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城，如此漫长的时间段线，不可谓不厚；说它“薄”，是因为这样一本时间跨度巨大的书，居然只有10万字出头，只需一个上午就可读完。
作者许宏是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曾主持过二里头都邑的田野考古工作，从涉足城市考古至今已有40年。作为长期在野外跟考古打交道的学者，许宏和城池结下了不解之缘。多年的一线工作经历，促使他萌生了向公众科普相关知识的念头。毕竟，没有多少人愿意去翻那厚厚的考古发掘报告。
在此书之前，许宏曾撰写过《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等一系列具有科普意识的作品，相比艰深晦涩的学术论文，它们无疑拥有更广泛的读者。所以许宏写《城的中国史》可以说是轻车熟路，而且该书更聚焦于一点——“城”究竟是如何发展演变的。
城的变化浓缩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从小型环壕到城墙出现，从都邑庞大化到中轴线诞生，中国的城市发展走过了一条独特而漫长的道路。与之相对应的，是人类文明的复杂化与组织化。
敢于挑战固定的思维程式，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是此书在科普中坚持的态度。所以在阅读过程中，时常会有令人眼前一亮的论述。
例如很多今天人们习以为常的城市形制，出现的时间其实非常晚近，所谓“城池”的修筑传统是在不断变化的。典型如大中轴线这种中国城市规划的特点，虽说从仰韶时代就已萌芽，可“因地制宜，不求方正”才是城市的实际建设思路。真正意义上的全城中轴线，要等到魏
晋时期才出现，至于这种规划成为主流，还要等到城郭齐备、里坊制度完善之后才成型。
城市的变化绝非一蹴而就，每个时代都有一定的改变。许宏针对这些变化，结合考古材料进行分析，例如他认为新石器时代环壕城邑的出现和农业生活的确立密不可分，而龙山时代出现的垣壕城邑则是社会进一步发展、邦国冲突加剧的产物。这些推测建立在扎实的考古证据之上，颇具说服力。
通过考古发掘，许宏掌握了大量一手材料，可是拿它们跟传世文献对照，就发现《考工记》《汉书》中的相关记载存在问题。“尽信书不如无书”，结合实物证据，许宏支持一些学者的大胆推论，那就是《考工记》的部分记载，实际上是汉代的情况，与先秦城市的情形不符。
基于以上的研究成果，许宏总结出了“大都无城”这一模式。这种“大都无城”的状况肇始于距今3700年前后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都邑，此后一直延续到汉代，这千余年间，都城不存在外城墙，是一种不设防的状态。全书用半数以上的篇幅论证这一说法，可以视为之前许宏《大都无城》一书的加工提炼和普及表述。这种说法的提出，是对中国古代城郭发展传统认识的冲击，也引起了很多热议。
在许宏看来，“大都无城”这一模式“显现了整个华夏族群处于上升阶段的一种文化自信”，这种国都不设防的举措，跟大国风范和强国自信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绝非标新立异之说，而是立足于考古发现而总结的历史现象，它是对中国古代都邑发展阶段的归纳和提炼。尽管学术界对此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可是聊备一说，也足以启发学者思路。
“城市”究竟意味着什么，是许宏在书中着力辨析的问题。他从“聚落”“城邑”“城市”“国家”“文明”这一系列概念出发，试图梳理出古代华夏文明演变的脉络。从遗存寻城市、从城市寻国家，许宏正是以城市的变化追寻文明前进的脚步。
一个集合了文明内部诸多要素的聚落，就是城市。早期城市的居民依旧是农耕人口，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经济职能得到强化，农耕则成了乡村人口的支柱产业。那么中国城市的职能分化起于何时？这涉及到对文明程度的判断。海内外学者对此论述颇多，有的认为发生在汉代，也有的认为发生在唐宋。许宏在书中依靠考古证据也提出了他的见解，可以和其他学者的观点互相印证。
从最初的“大都无城”到筑城卫民，城郭的出现是进步的标志。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曾经视为保障的城郭再次消失。深处和平年代，今天的人们已无需高墙深垒来守护平安，这是历史的螺旋上升，也是文明发展的见证。
更重要的是，那些遗留下来的城池建筑，已成为今天宝贵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悠久记忆。像北京的中轴线申遗，正是后人为此做出的努力。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智慧，值得深入研究，代代传承，这也是本书在普及宣传上所能尽到的一份责任。
限于此书篇幅，很多重要问题像“二里岗大冲击”、殷商遗民的去向等等，都没有展开论述，可点到为止的部分，也足以激发读者进一步探究历史的热情。它就像一粒种子，植入读者内心，引导着读者对考古学逐渐产生兴趣。
回望来路，指引归途。《城的中国史》回溯历史上城市的变化，对于读者理解早期华夏文明，追寻城市发展历程都有帮助。这种带有普及性质的学者小书，薄薄一册，轻松易读，兼顾学术性与趣味性的平衡，确实是值得一读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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