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葛维屏
如果说中国最想去的地方，我会选择湖南。这与湖南，也就是湘给我的文化印象有关。在个人的感觉中，中国各省份的语言质量，如果论一个排名的话，我觉得湖南与山东当并列为第一。
湖南作家的文字是以水一样的柔韧给我留下了最初的印象。还记得当年初读湖南作家韩少功的小说，对小说里含英咀华的语句爱不释手，反复回味咀嚼，觉得他的语言中饱含着丰沛的水分，读起来如行云流水，他的作品曾经让我反复揣摩，一直想搞明白，为什么他能把语言掌控得那么流水般的流畅与优美。
之后又读到了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其实读书的时候，并不是按照作品的写作时序而阅读的，完全是在一种瞎猫撞上死老鼠的状态下，逮住一本读一本。有的书读过了，也就读过了，并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像那些红色经典，有的书，如《青春之歌》也只能属于一般化的小说，语言上并不给人以一种启迪般的智慧。
但《暴风骤雨》就不同了，它的第一章开头的一段风景描写，就让人痴迷不已，寥寥几笔中就活生生地写出一幅东北大地的生机勃勃的世界。其实周立波是湖南人，他在这部小说里描写的景致是东北的，但骨子里仍是湖南作家的那种细腻与面面俱到的现实再现。
读丁玲的时候已经很迟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语言看起来很不入目，但当我读到丁玲的早期作品的时候，却被她小说里对女性心理的深度发掘而惊叹不已。她也是一个湖南作家。
至于另一个重榜级湖南作家沈从文更是我曲不离手的膜拜偶像。他的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选，被我看了一遍又一遍，从他的作品中，我学会了遣词造句必须具备的流畅与韵律，我曾经把他的文章，一段一段地拆下来，就像用慢镜头的方式，来感受他的语言组接规律。
所有的湖南作家，给人的感觉，语言都是湿润的，清澈的，透明的，蕴蓄着充沛的水分，读起来有一种润肌舒心的滋润感。
另一片我所敬佩的山东作家，则与湖南作家呈一种相反的态势。山东作家的语言是阳刚的，带着一种匆迫而激烈的节奏，就像山东快书一样琅琅上口，节奏井然。
所以，我无法把山东与湖南作家定出高下之分，在我的心目中，它们应该属于中国语言使用的最典范的极致。山东作家莫言应该是中国最当之无愧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名作家，事实上诺贝尔奖不失偏颇地将这一奖项给予了莫言，在文学圈内，这是众口一词、心服口服的公认，不会有任何的歧义，反而对莫言质疑较多、对莫言不以为然的，倒是以文学圈外的看法为多。
我也曾想过为什么这两个地方的语言风格能够高标天下，独树一帜。估计环境的影响是第一位的，两地都有着山地，但水份的含量不同，导致了两者文风的差异。而另一个原因，是方言的因素也起到很大的影响。直接将方言移入文字，是能够产生一种口语的鲜活感，再配以一种书面语，这样的语言必定很生动。个人私下里觉得，口语与书面语的接近，是有利于语言的品味的。对于我们江苏来说，我们的方言并不呈优势，苏南的吴浓软语记录成汉语，完全是一种改写，而苏北的语言，则带有过分俚俗的土气，转化为文字后，也缺乏一定的美感。所以江苏人写文章运用的都不是自己所习用的口头语言，而完全必须依靠一套脱离现实的书面语，这样的语言必定制约了写作上的胜算与优势。
正是出于对湖南文化的膜拜，所以这一次我选择了湖南这一条线。旅游线路穿越了半个湖南，沅水、资水、湘水、澧水，这些在书本与描写中耳熟能详的地名，从窗外闪过时，我总是睁大眼睛，去把那些美丽的水，纳入自己的目光。正因此故，这一次行程，对湖南的地形与风貌有了最初的感受与体验。
当看到丘陵间夹杂着成片的绿树，而那绿树丛中一枝独秀地挑出一竿绿竹的时候，我感到这幅画面触动了记忆中的一幅稔熟的画页，这是因为根据湖南作家周立波小说改编的连环画《山乡巨变》中，画家贺友直用他的细腻的笔触，再现了这一幅独特的湖南地貌。因此走到益阳这一片地面时，我仿佛看到了一部活生生的现实大书，展现在我的面前，印证着书与画中所描摹的真实。
因此湖南之旅，是自己对语言大师的学习与朝圣之旅。在凤凰的小城里，我的记忆里闪过沈从文在上世纪对这个小镇的存真的写实，也真正地体验了沈从文笔下的世界得以屹立的背景与景深。
走过湖南，过去的中国文化的最经典的著作，都一下子齐集在眼前，之前只有文字而没有实感的模糊猜测，一下子在面前豁然开朗般地清晰了，明媚了，细化了，两相碰撞，便把积淀在记忆中的湖南文化的印象瞬间给激活了，组合成交相呼应的立体图谱。路上，我听导游说，读懂了湖南，就读懂了半个近代中国史。这里出现的曾国藩、左宗棠、魏源、谭嗣同及至毛泽东、刘少奇等等，几乎是中国近代以降最活跃的历史主角。同样，我想，游历了湖南，也就明晰了半个中国文学史，读懂了中国语言的精华所在。
这一回湖南之行，虽然迟一点，但是，不失为我迄今最有收获的一次游历。因为，它不仅是一次放松心情的休闲历程，更是我的一次精神的朝圣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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