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外媒报道，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卡里姆·卡恩，已申请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加兰特的逮捕令，涉嫌罪名为“引发大规模杀戮，造成饥饿并作为战争手段，包括拒绝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在冲突中故意针对平民。”
该申请一旦被受理，内塔尼亚胡将成为历史上第5位收到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令的国家元首。
在巴以冲突有失控趋势的当下，有人将这份尚未出炉的逮捕令，视为扭转局势的关键。然而，需要关注的前提问题是：这份逮捕令效力如何？它真的能被有效执行吗？
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国际刑事法院效力基础来源于《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根据国际管辖的“相对效力原则”，其仅对条约缔约国具有管辖权，非缔约国受其管辖，须提前提交声明。
1998年，《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在罗马表决时，120个国家赞成，21个国家弃权，7个国家反对——其中，就包括中国、美国、以色列。
我国反对理由主要是程序问题，比如对“检察官自行调查权”持保留态度，认为其权力过大且不受制约，可能会成为干涉他国内政的工具。
美国则主要针对管辖权的概念，并质疑其“普遍管辖权”违反《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
而以色列的反对，则颇有“做贼心虚”的意味——他们提出，不应将人口迁入被占领领土的行动列为“战争罪”。换言之，在以色列眼里，占领他国土地后再往这里移民，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总之，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之初合法性就受到质疑，后续如俄罗斯、南非等国也陆续退出，其约束力和影响力被进一步弱化。
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初，就有土耳其议员公布了针对内塔尼亚胡的起诉文件，呼吁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犯下的“战争罪”“反人类罪”“种族灭绝罪”等罪行进行审判。
当时，以色列就答复道，自己既非缔约国，也有着不合作的相关政策，国际刑事法院无权对其进行管辖。
当然，这不意味着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所作所为毫无办法。
首先，根据联合国宪章，安理会有权成立临时国际法庭，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
1993年和1994年，前南斯拉夫境内和卢旺达境内，分别发生了有计划、有预谋的种族灭绝大屠杀，安理会就两次成立国际法庭，以“反人类罪”的名义审判了大屠杀的直接责任人。
其次，还可以成立国际军事法庭，越过国家，直接审判战犯，比如二战后针对德国和日本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有多位战争犯被处绞刑。
不过，以上两种，都属于特事特办，启动条件极为苛刻——不仅需要主流国家达成共识，更需要被审判国家愿意接受，历史上一共也就这么几次。
在中东局势阴云密布的今天，以上条件显然并不具备。
因此，我个人认为，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的这份“逮捕令”，宣誓要大于实际意义。即便被通过，也无法对内塔尼亚胡产生实际拘捕力。
可话说回来，在中东逐渐走向破碎的今天，“宣誓”本身就有力量——凝聚起的每一份共识，都是走向和平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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