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国民党中枢的焦灼日见严重，这不仅是因为战场，更多不安来自重庆政府控制区内发生的种种社会危机，令战争中的中国更加动荡。
抗战初期从内地迁往大后方的工业曾蓬勃发展，但此时大后方官僚买办资本统治了市场，资源和运输等行业受到严重垄断，私营民族企业纷纷倒闭。
国民政府实行战时经济体制，本是为了首先确保战争的需求，但这一体制很快便成为官僚资本中饱私囊的机遇。社会财富迅速向权力家族聚集、由蒋介石的姐夫、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控制的银行，战争期间存款增加了六倍，其中外币和黄金占百分之四十。而且，官僚资本控制的银行，贷款的百分之九十用于商业而不是工业，因为商业投机的利率极高且能迅速获利，这又使得愿意投资地方工业的民间私人银行被一一挤出市场。
大后方的农业生产也迅速萎缩，粮食产量锐减。土地高度集中和地主的残酷盘剥，使得大批农民丧失了基本的生存条件，加上战争和灾荒，1944年鄂北的灾民数量达到200万，陕西和河南300万，而在陪都所在的四川，灾民和难民人数竟然高达3000万之巨。遍地流民的悲惨景象被各国记者传播出去，令世界为之震惊。
经济危机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支撑财政的美元汇率首先崩溃了。抗战开始时，法币和美元的汇率是3比1，1941年为20比1，1944年变成了200比1。
但是，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坚决否认中国存在通货膨胀，他说中国人出大价钱买东西与通货膨胀无关，那是他们自愿的。
重庆的报纸上刊登了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的一件小事：一家为战争服务的兵工厂因为物价上涨买不起钢材和铜料，心急如焚地找到了他，孔祥熙的建议是——改为生产香烟吧，因为香烟的市场需求很旺盛。
有资料统计，截止到1944年，国民党官僚权贵在美国的私人存款已高达3亿美元，加上在瑞士和巴西等地的存款，合计高达5亿美元。按照当时的货币价值，这笔款项足可以装备三百个机械化陆军师。
与日军作战的中国军队，其弱点不仅是武器装备低劣，还有普通士兵生活困苦。国民党军队将领和军官的贪污，已是几乎泛滥到每一支部队的痼疾。兵役敲诈，克扣军饷，走私贩私，官长腰缠万贯和士兵挨饿受冻,仿佛天经地义一般。国军士兵们的饭菜里充斥着跳蚤、沙子、石头等，被戏称为“八百饭”。
美军第十四航空队要扩建一个机场，中国军方的承包商以2200万法币的价格承包了该项工程。美国人以为，招投标之后就可以开工了。结果，这位承包商把工程转包给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又转包给第三个人，最终这份扩建机场的工程被转手了6个人，转到最后一个人手里时只剩下600万法币的建设款了。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得知此事后，把六个承包商都关进了监狱，同时宣布这是一项爱国工程，无论是谁都要无偿参加劳动，并命令当地军官和官吏们带头。军官和官吏们很快就花钱雇到了替身，最后干活的都是被保甲长驱赶来的贫苦农民。
重庆国民政府对社会言论的控制极其严密，理由是“避免人民紧张不安”。但到1944年春，国民政府已经无法控制对其的公开抨击了。国内舆论的不满，主要针对执政集团集体性的腐败。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黑市泛滥，各级官吏勾结，奸商囤积居奇，倒买倒卖，大发国难财，无论是中国的平民还是知识分子，生活都陷入空前困顿之中。
1944年，民众生活的极端困顿被报纸发表的一篇报道强化了：孔祥熙大女儿的婚礼将在美国举行，婚礼所用的刺绣品全在重庆的“妇女工作部”里完成，一切严格保密，但向美国运送孔小姐嫁妆的飞机失事摔了下来，此事被暴露。报纸上刊登出一篇名为《在美国举行婚礼的花费》的文章：
自从×小姐从重庆启程之后,我们的财物专家计算了飞往美国和举行婚礼所需的费用。他估计即使租用一架飞机，其运输费用也足以使河南和广西成千上万的灾民吃饱肚子。妇女工作部为×小姐的嫁妆付出的劳动，足以缝制一团人的军装，或者为几个军医院中的伤兵提供绷带和床单。整个婚礼的费用足以办起一所大学。当然，我们知道，比起×小姐的高贵地位来，她的花费仍然太少。但是，现在正值民族存亡关头，难道不应该一切从简吗？
大多数人民生活极端贫困，人民已经达到了所能忍受的最后的极限状态，在新近遭到日军入侵的省份中，由于政府弃难民于不顾，这些难民的遭遇极为悲惨。当城市受到日军威胁时，跑得最快最远的正是那些官员们。政府所管理的铁路系统完全瘫痪，铁路沿线储备的煤炭被铁路官员们在黑市上出售。由于这种情况，在南方造成大批难民被日军俘虏。
国民党中枢除了焦灼，没有什么作为，这使得民众对国民政府的信任降到了最低点，并最终使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失去了大陆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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