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平民百姓，他们本来过着与世无争的平静日子，却经常莫名其妙地遭受半夜被人从床铺里面拽出去关在肮脏阴暗的地牢里受几个月或者几年的厄运，被那些他们并不认识、也不知道的法官们审判，这一切噩梦的开始可能仅仅是因为几个爱嚼舌根的邻居的道听途说。
这些可怜的人遭受着不明不白的罪责，他们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被指控，是谁指控了他们，当然也不能与亲戚联系，更别说请律师了。没有异教徒会替他们说好话，揭发、污蔑倒是可以，坚持自己的清白和无畏的辩驳只会为他们招来酷刑，直至手脚断折，最后到死，他们也不可能知道自己是如何获罪的。
还有更让人难以接受的，即便是已经死掉掩埋在土里五六十年的男女都可能被扒出来进行所谓的"缺席"审判，如果"有幸"获得这样的罪责，他们的后代的财产在他离世五十多年后仍然要被没收。
只有这样，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大量财富跑到宗教法庭审判官的口袋里去，这就不难理解这类事的存在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祖父干了触犯法庭的事，以后两代的子孙都跟着遭殃，所有财物被洗劫一空，这种荒唐的事是非常常见的。
从公元13世纪到15世纪，暗探在南欧和西欧肆意猖獗，这些居心叵测、阴险恶毒的私人探子带着醒目的个性和忧伤的面具，以小偷和改过自新的赌徒的身份出现，对二十年前沙皇俄国全盛时期的报纸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暗探们的这种形象和嘴脸。
他们总是以自己参加革命以后的悲惨故事作为诱饵，博取一心一意反对帝国的那些人的同情和悲悯，当他们成功打入内部，挖掘出秘密的时候，就会将这些伪装时候的收获告诉警察，他们就是依靠揭发那些对教会有异心或者对教会提出抗议的人为生，以此来收取酬劳。结束之后，下一个城市将成为他们卑劣行径的演出舞台。
为了维持生计，如果周围实在没有可以告发的搞异端邪说的人，暗探们就要充分发挥想象，人为地制作几个出来。他们不用担心这个骗局会带来什么麻烦，他们非常清楚，再怎么清白的人也抵不住严刑拷打，俯首认罪是必然的，这样想来，这个职业是非常"长远而有前途"的。
很多国家都倡导对于思想异己者，告发者可以用匿名形式，这使得最亲密无间的朋友之间也没有信任存在，连同一个家庭里的人都非常戒备，言语谨慎，这种制度给人们带来的恐惧可想而知的。
正是人们的这种无止境的恐惧给为宗教法庭工作的拿着钵盂的僧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在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竭尽所能地对人们进行着无所忌惮的搜刮。
当这些用虔诚的外衣做掩护的乞丐随意闯进本分的公民家里，侵占人家最好的床，吃着人家最好的食物，嘴里还厚颜无耻地叨念着他们是尊贵的客人，人们应该敬重他们，好好招待他们，让他们生活得舒服美好，他们应该享受奢华的一切，人们被恐吓：
如果不这样对他们，他们就会去宗教法庭告状。这个时候，人们心中忍耐的极限崩塌了，对于这些乞丐的趾高气扬，人们已经恨得牙痒痒。此时，宗教改革运动就要爆发了，我们甚至可以底气十足地说这正是宗教改革爆发的原因。
为此，教会会为宗教法庭找诸多的理由和借口来搪塞。它说，宗教法庭是在履行人们思想检察官的职责，防止错误思想在民众中传播而使人们走向歧途。它甚至还搬出了他们不会追究因为无知而步入歧途的异教徒的罪责，也没有处死过任何一个教会的叛徒和顽固的不知悔改者这样的例子来。可是这些都无济于事。
往清白的人身上泼脏水，让他变成死囚犯，或者让他表面上服从，只需要耍一个小花招就可以做到，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以奸细的水平来制作几份虚假文件是很正常的事情。
反正，暗探和伪造者本来就是一对分不开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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