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考古队获悉，截至目前，武王墩一号墓9个椁室中，北一、二室，西一、二室和东一室发掘完毕，东二室和南一、二室发掘也接近尾声，已提取各类文物3000多件组，以及大量动植物遗存。中室也就是主棺所在的位置，计划将于6月进行发掘。
古代礼器再添“标准器”
在博物馆里仔细观察，有些展签可能会标注“某文物属于战国汉代时期”。原因在于战国和汉代虽属于两个朝代，但时间间隔短。尤其是汉代基于楚文化建立起来，很多器物在器型上、工艺上相似，由于缺乏明确的参照标准，给专家学者区分两个时代的器物以及考古断代等增加了难度。
武王墩考古发掘项目领队 宫希成：汉初的文物和战国末期的文物，之所以有的时候分不太清楚，就是它离得太近了，而且变化不太大。过去没有哪一个墓发掘之后，能够很精确判断到哪一年，或者是某一个相对短的时间段内，有一些模糊也很正常。
据介绍，截至目前，武王墩大墓发现的青铜鼎，在整个墓葬的青铜礼器中，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其时代坐标清晰，这就为研究战国晚期青铜器艺术，以及汉代青铜器的演变等课题，同时也对其他墓葬的断代，提供了参考标准。
武王墩考古发掘项目考古一组组长 张闻捷：基本上它的年代就很精确，所以它可以成为战国晚期铜器的一个标准器，一个年代的标尺，让我们知道战国晚期这个铜器应该是长这个样子。对于楚王这个级别，应该用什么样的鼎，能够进一步把它完善出来。
武王墩考古发掘项目领队 宫希成：感觉到责任重大，压力巨大。我们要时刻保持专注，拿出我们最大的努力，能够让保存了几千年的宝贵的遗产，能够在我们手里再展现在世人面前。
中国大鼎排行榜更新
古代文献《周礼》记载，在用鼎制度方面，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再加上列鼎组合里，鼎的大小相次。因此，鼎的体量就有了别样的意味。
位于体量排行榜第一的，是商代后母戊鼎。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重量超过832公斤，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另外，它的铜锡含量，与战国时代成书的《考工记》所记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可见我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内在传承。
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翟胜利：这件大方鼎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商周时期体量最大、重量最大的一件青铜器。分布有各式各样的纹饰，包括龙纹、兽面纹、虎纹、人面纹、鱼纹等，这是名副其实的一件国之重器。
1933年出土于安徽寿县李三孤堆的铸客大鼎，通高113厘米，口径87厘米，重达400公斤，原本属于东周时期最大最重的青铜鼎。不过，其前足和左腹外壁铭刻的“安邦”二字，继续昭示着楚人定鼎天下的雄心壮志。商代后期的子龙鼎，通高103厘米，口径80厘米，重达230公斤，铸造精细，造型雄伟，在商代圆鼎中体积最大，堪称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的经典之作。
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翟胜利：因为器内“子龙”二字的铭文而得名。“子”字比较小，是像个小孩子一样，两只胳膊伸开一前一后，好像在奔走。而“龙”字是一个典型的图案式的象形字，这是我们目前能够见到的青铜圆鼎上最早的“龙”字。
西周早期的大盂鼎、西周中期的大克鼎，以及西周晚期的毛公鼎，被誉为海内三宝。
大盂鼎，重达153千克，内铸长篇铭文共291字，追述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国经验，尤其是商人因沉湎于酒以致亡国的教训。铭文内容与《尚书·酒诰》等传世文献相吻合，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大克鼎，重达201千克，整体纹饰质朴简洁，一改商代晚期以来的华丽繁缛，成为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印记。
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翟胜利：到了大克鼎的时期，也就是大概到了西周中期或者是中晚期，它的纹饰逐渐转变为窃曲纹，相对于早期来说出现了一定的几何化倾向。这是整个西周青铜礼仪文化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当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中国古代先哲在改造自然过程中对天地秩序与万物和谐的体悟。
商周时期是中华传统礼制发展的关键时期。作为重要的物质文明符号，以鼎为代表的青铜礼器，记录了历史的信息，承载着古代文明的深厚内涵。
如今，这些国宝重器，陈列在博物馆，继续向世人展示钟鸣鼎食的历史，讲述何以文明、何以中国的时代答案。
（总台央视记者 艾达 张立雷 王帅 寿县台）
（来源：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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