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物潮（crop booms），是伴随着农作物商品化出现的⼀种农业的剧烈转型。它的特征是大片土地被迅速转变来种植某种新的单一作物（或近乎单一作物），同时土地利用转型的时间跨度超过一年（Hall, 2011）。这种现象往往发生在生态环境良好、适合种植多种作物的地方，如全球范围内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我国的西南地区等。这些地区劳动力成本较低，种植作物的优势明显，然而，这些地方通常也是生物多样性丰富且生态相对脆弱的地方。因此作物潮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当地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据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生态人类学家何俊介绍，关于作物潮，全球已经进行了20多年研究，因为全球化进程中，商业化作物种植进一步扩展，最近一段时间更受到了高度关注。他和他的研究团队王冀萍、杨斌、熊思云近年来对中国境内外的作物潮案例进行了研究，相关论文已陆续发表在Land、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和清华大学的《田野调查》等刊物上。他们发现，作物潮具有空间的维度，在不同的地方，激发的应对行为和社会互动并不一样。此外，作物潮还具有时间的维度，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人们对种植哪种作物的态度也受到当时社会和情境的影响。尽管人总是试图用可复制的经验和单一的手段从土地中快速获取资源，但是作物和人的关系并不那么简单。
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澎湃新闻就作物潮现象在全球和国内引发的生态和社会变迁采访了何俊。
澎湃新闻： 你的团队为什么会研究作物潮这个并不新鲜的现象？
何俊：人类学家关心田野是什么样子的。过去，我们看到的田野有玉米、有树、有人、有草，感觉上是非常多样、非常美妙的一种田野。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可能是非常单一的、标准化的、科学化的面貌。
过去，人类学家研究刀耕火种，比如我们学院的尹绍亭老师已经证明了刀耕火种不会威胁生物多样性、并对当地的生计和发展有非常积极的影响。过去我们看到的刀耕火种地、轮歇地是这样的（图1左边），现在可能看到的轮歇地已经变成这样子了（图1右边）。我们的田野多样化在丧失，单一的经济作物种植，完全改变了我们整个田野景观。
图1，何俊、杨斌、许建初供图
如果夜晚你去到热带地方，像河谷或者西双版纳，可以经常看到夜晚成片的亮光（图2），这是成片的火龙果种植。这就是经常让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在我们的田野，我们的农村，到底发生了什么？
图2，火龙果的种植田
澎湃新闻：一般认为作物潮会产生哪些影响？
何俊：在全球范围内，对作物潮大多持负面态度。比如对于环境的影响，作物潮会导致森林面积的减少，过去的刀耕火种地实际上多为森林，现在变成单一作物种植了。种植的单一化也带来了很多生态问题，比如水土流失、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增加碳排放、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等。
我们人类学家更关注作物潮带来的社会影响，那就不仅仅是简单的正面或负面了。作物潮在某种意义上有不少正面影响，如提高当地的收入、使当地农业市场化、提供就业机会、地方能力提升等。过去，人们自给自足，但现在农民已经进入市场经济，种植作物并将其卖出。全球化的作物交易促进了当地的经济。
作物潮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深远的。首先，作物潮可能带来土地的掠夺。外来的资本或者村里的精英可能会租走所有的土地，然后获得更多的利益。其次，可能会带来社会的分化，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穷的人越来越穷。因为有钱人有更好的市场连接方式和种植技术，可能会导致利益分配的不均。再者，市场变化很快，可能会使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脆弱。如果市场崩溃，他们的家庭可能没有任何收入，他们种植的作物可能全部烂在地里。最后还有移民问题。例如，在西双版纳，现在割橡胶的都很少是傣族了，而是从湖南等地来的汉族。这也带来了一些社会文化冲突，需要我们进行研究。
小农、企业、政府三方合力下的作物潮
澎湃新闻：你们团队研究了作物潮在全球和在国内情况的异同，有何发现？
何俊：我们系统地回顾了全球128篇文献案例，以了解全球土地掠夺的情况。大多数现有研究集中在热带地区，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老挝、柬埔寨等，以及非洲。这些地方因为有良好的气候条件和水肥条件，适合种植不同的作物，因此也出现了更多的作物潮和土地掠夺的案例。这些案例中，土地掠夺的主体既有国内的，也有来自国外的。中国到老挝去租土地种植作物在2016年至2018年间尤为突出，相应的案例研究也增多。
在这128个案例中，绝大多数案例的结果是负面影响，也有一些案例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大约占40%。
在社会影响方面，我们发现土地的所有权，特别是传统权属，在很多时候实际上是被忽略的。传统的生计完全被剥夺，还有结构性的改变，特别是在一些地方出现了移民搬迁，为了拿走这片土地而把当地的人全部搬走——这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出现。还出现了性别不平等、精英的捕获，人们的经济收入变得越来越不平等。
从环境影响方面，128个案例中有70个案例表明森林面积确实减少了，水资源受到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等。也有的案例证明，结果并不是简单的正面与负面，而是更复杂的问题。
我们在中国选取了云南咖啡种植的案例进行研究，主要探讨小农户对咖啡种植的影响。我们的主要问题是，是否出现了大规模的土地掠夺？是否有很多小农户变成了失地农户？在咖啡种植的过程中，是否有很多农户因为土地被掠夺而出去打工？是否在农村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平等？
我们选取了云南省的普洱、德宏和保山三个咖啡种植较大的地方作为研究点。因为咖啡主要种植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而中国现在是全世界咖啡生产量和出口量的第七位，90%的咖啡都来源于云南，其中70%来源于普洱。所以，这三个地方基本上可以代表中国整个的咖啡种植情况。
我们发现，咖啡的生产在2001年开始出现作物潮，大约在2011年达到高峰，然后在2019年到2020年间有所下降，但现在又开始上升。我们在作调查的时候，发现老百姓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情是砍咖啡树，现在老百姓又重新开始种植咖啡，因为喝咖啡的人越来越多了。
在我们的三个研究点中，我们发现大多数农户依然依赖他们的农地，依然在从事农业生产，而不是出去打工或者获得其他的工资收入。在咖啡种植的过程中，大多数人都参与了咖啡生产，咖啡的收入占了他们总收入的大部分。这说明，作物潮对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重要性。我们也发现，进行一定粗加工的村庄，他们的收入要高很多。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农户实际上并没有把自己的土地租出去，反而是租了一小部分土地进行咖啡种植，因为咖啡种植的收入较高。这与全球的情况完全不同。
在经济收入方面，我们的研究结果也与全球的情况不同。我们发现，经济收入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区分化。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农户依然依赖农业生产，而不是出去打工或者获得其他的工资收入。
之所以出现这些不同于全球一般趋势的情况，是一个原因是我国的土地所有权相对比较安全。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农户的土地往往是传统权属，没有正式的权属和合同。而在中国，农户的土地有地契和合同，虽然这些地契和合同的期限是30年或50年，但让他们能够在作物潮中获得收益。
此外，如果小农户能够参与价值链供应链的高端，他们获得的收益就会越来越多。例如，有两个村子的农户，他们的收入都超过了50%以上，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咖啡进行了粗加工，包括剥皮、水洗和晾晒。
我们还研究了在什么条件下小农户能够更好地应对作物潮。我们选取了云南西双版纳的一个村庄进行研究。我们采用了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选取了一些生计韧性的指标，并对这些指标进行了定量分析。我们发现，那些把土地租出去一部分、自己也种一部分的农户，他们的韧性反而更高。这说明，当地农户参与作物潮中，能够提高他们的生计韧性。我们还发现，只要农户进行多样化种植，市场也能够提高农户的生计韧性。
这些结果与前述全球的研究结果完全不同，我们必须从多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在全球范围内，对作物潮的研究大多持负面态度。西方媒体从他们的角度出发，对这种现象持批判态度。然而，作物潮对经济发展确实有很大的提高，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管理这个问题。拿橡胶种植来说，现在西双版纳也在做环境友好型橡胶园，把橡胶种植的密度降低，与其他物种混合种植，既提高了生物多样性，也减少了对土壤板结的影响。
澎湃新闻：除了土地所有权的特殊性之外，发生在国内的作物潮还有什么特点？
何俊：在我国的作物潮中，小农户是主要的参与者，有很强的机动性，如果市场大规模下跌，他们可以抵御风险，可以自己做一些其他的种植。如果价格比较好，他们可以相对扩张一点点。
中国的小农户并不是独自一人在种植，他们可能会与合作社或者订单农业等方式结合。例如，普洱的咖啡种植者就会与雀巢和星巴克签订合同，只要咖啡的品质达到一定标准，他们就会全部购买。即使咖啡价格下跌，农户依然有雀巢和星巴克这样的大公司作为保障。当咖啡价格上涨时，他们可以卖给雀巢和星巴克，还可以卖给其他地方，从而获得更多的收益。
作物潮是一个过程，先是价格上涨，然后是价格下跌。对于某些作物，这可能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例如，云南的玛卡种植，玛卡是一种药材，在高海拔的藏族地区种植。玛卡一开始可以卖到几百块钱甚至上千块钱一公斤，现在却只能卖到几毛钱一公斤。这种大幅度的价格下跌，最后亏本的其实不是老百姓，而是大公司。因为大公司租了很多地，买了很多种苗，而这些都很贵。反而小规模的农户亏得不多，因为小规模农户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们在种植的时候追求的是风险最小化。而大公司则是追求利益最大化。所以小规模农户在作物潮过程中，他们不会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一种作物上，他们会种植一些，然后再种植一些其他的，因为多样化是抵御风险最好的方式。
此外，国外作物潮的发展一般是由大公司主导的，而中国则是由国有企业和农场主导的。最早的时候，都是国营农场、国有机构先做这种示范试验，然后小农户才开始种植橡胶、香蕉、咖啡等等，而且种植方式比较多样化，这样就形成了作物潮，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对边疆和贫困地方的发展有一些好处。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它对生态等方面还是会有负面影响。
澎湃新闻：很多地方都想打“某某之乡”的旗号来大力发展某种单一的标志性的农产品，但也并非都能成功。在普洱咖啡的案例中发现普洱的小农韧性更强。除了土地所有权的不同和小农户倾向多样性种植的因素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使得他们的韧性更强？
何俊：我们与国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政府的支持。在国外一些政府比较腐败的地方，他们对当地人的责任感不强，拿了钱，租了地，然后就不管了。我们与外国同行交流时，他们形容在中国，政府的作用更像是一个“老父亲”（Big Daddy），既要管你，又要帮助你。
以普洱为例，当咖啡价格大幅度下降的时候，当地政府也在想办法。政府在普洱建立了一个全世界的咖啡交易中心，虽然交易量并不多，价格也不怎么样，但政府先把它打造起来，让小农户可以在那进行交易，甚至小农户一家一户可以挂牌在那进行交易，把他们和市场连接起来。政府在最早引入雀巢以后，又把星巴克、科斯塔等企业引入，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对咖啡的宣传等等。
比如，当雀巢最早来普洱投资的时候，政府在里面起到了很多协调作用，包括推广雀巢的一些标准，帮助小农户和雀巢进行协商，比如价格的问题、品质的问题、种植模式以及技术培训的问题。雀巢早期对中国的咖啡种植农户的培训都是免费的，甚至引入了一些新的品种，这都是政府争取到的。
澎湃新闻：对其他地方来说，普洱的经验可复制吗？因为普洱的案例中，对于地方政府的能力要求会比较高。
何俊：确实，时机和市场环境对农业投资的成功有很大影响。比如说，普洱的咖啡种植很成功，但在德宏的咖啡种植就遭遇了困难。德宏的农户收入不佳，而当地政府扶持一家本土公司（后谷咖啡），希望能成为龙头公司并与农户进行订单农业收购，但因无法与雀巢和星巴克等国际大公司竞争，最后破产了。当地政府出于保护主义的思想，禁止雀巢和星巴克等公司到红河和德宏投资，但结果自己扶持的企业发展不行。其实，如果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越自由的市场，竞争越多，其实是越好的。小农户也可以通过竞争获得更多的收益。这个例子说明，作物潮现象的实际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市场环境，种植作物的特性等等。
作物塑造社会关系
澎湃新闻：你们团队还研究了中国在老挝的农业投资案例。老挝是作物潮研究的热点，很多西方国家都在那里种植经济作物，获取资源。如果从多物种民族志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在老挝农业投资的案例，由物种造成的社会关系是怎样的？
何俊：我们的一个博士生在老挝进行了两年的研究，但由于疫情，这个研究项目被迫中断。尽管他已经毕业，我们仍希望能对这个项目进行补充调查，以便更好地完成这项研究。
老挝是全球作物研究的热点地区之一，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者。老挝的土地广阔，人口稀少，这为经济作物种植提供了大量空间。越南在那里种植大量的玉米作为饲料，中国人一开始在那里种植橡胶，后来又种植了香蕉、西瓜等各种水果。此外，西方国家如瑞士、美国和澳大利亚也在那里投资种植桉树，用于造纸业。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研究都指向中国，批判中国人砍伐树木后种植作物，然后离开，认为这是国家主导的行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国最早在那里开展种植活动，是为了替代鸦片种植，因为当时老挝北部的金三角地区鸦片问题严重。在联合中国进行禁毒后，中国为当地人寻找生计，最早是由公司主导在那里种植橡胶。
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小规模的民间投资者发现老挝有很多机会。现在，老挝的农业投资主要来自小规模的民间投资，而政府的投资相对较少。这些投资者包括当地人和小老板。与西方文献所述并不完全一致，实际上投资者的性质是多样的，包括政府和民间的投资。
我们特别关注民间投资，因为民间投资的规模相对较大。我们发现，老挝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西瓜种植、香蕉种植和橡胶种植等领域。西瓜种植是短期的，香蕉种植是中期的，而橡胶种植则是长期的。投资者的行为因作物的种植周期而异。
西方文献通常认为，中国人是最大的投资者，他们向当地人支付地租，然后种植作物，完成后就离开。有的甚至涉及与当地村长的腐败问题，以很低的价格拿走土地。对当地人没有贡献，都是中国人自己去种植，导致当地连工资收入都没有。
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情况其实很复杂，不同的作物有不同的情况。
例如，西瓜的种植确实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因为西瓜在一块地上连种两年，第二年的产量就会很低了。所以这些小规模的民间投资者跟当地人的关系确实不怎么样，因为他们都很短期，租地也就租一年两年，也有一些腐败的问题。
香蕉的种植就中期一点，三四年这样子，投资者就会跟当地的人有一些接触，有一些联系，甚至跟当地人一起来参与一些种植。
橡胶的种植就比较长期了，二三十年。很多橡胶的投资者其实不是资本雄厚的大老板，而是原来在云南边境上的一些有点钱的少数民族。因为老挝是老族，跟西双版纳的傣族很相近，跟这边的民族像哈尼（阿卡）在语言和文化上也比较通，他们去投资就比较长期，会跟当地人文化上各方面交融得更好。我们在调查中提到过，他们在村子里边甚至免费给当地人修了一个庙。因为当地人信仰南传佛教，对于他们来说，房子破破烂烂没关系，一定要有个好的庙。
中国人给当地人修了一个很好的庙，他们非常感谢中国人。再加上橡胶种植在山地里，选择的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差的土地，老挝人本来觉得这地也没什么用，租给投资者，又可以拿到收入，挺好的，然后双方的关系也处得挺好，所以就觉得对橡胶投资者的态度就不一样了。
我们发现，中国民间投资者在老挝的投资行为是非常多样的，而且这些不同的社会关系并非中国人的文化或者是经济收入本身所决定，很多时候是由于物种本身的自然生态属性，决定了该如何跟当地人打交道，既保证物种能够在这里生长得更好，也保证人能够获得收益。
维持平衡与适应变化
澎湃新闻：一般来说各地都有一些传统上合适种植的作物，作物潮长期来看对当地环境来说肯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你们的研究有没有关注到这些影响？
何俊：没错，在云南当地，我们发现咖啡种植过于密集。现在我们强调的是咖啡的混农林业和多样化种植，也就是说，咖啡不应该种植得太密集，而应该与其他作物或坚果类作物进行混合种植。这种思路与橡胶的种植思路是一样的，我们认为多样化种植是最好的。
另外，咖啡加工过程中脱壳出来的水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政府现在也在考虑如何处理脱壳后的咖啡。橡胶的处理方式比较成熟，橡胶籽可以拿来榨油，橡胶籽壳可以压成纤维板。但是，咖啡现在还没有找到很好的处理方式。
我认为关键是如何能够达到一个平衡，蜂拥而上的作物潮是最可怕的情况。
澎湃新闻：确实，有一些地方，在行政力量的主导下会产生很多改天换地的做法。现在国家倡导生态文明，希望居民的生计和当地的生态能够获得平衡，实践起来其实蛮难的。你觉得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何俊：我认为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很多。例如，当我们面临大量的作物潮现象时，通常都会强调好的一面。但实际上，有些地方的问题是由于当地政府的政绩考核。政府要求在一年内完成大规模的推广，完成几千亩甚至几万亩的种植，只关心完成种植的任务，而不关心后期的深加工。比如在云南，最早的时候，云南的核桃种植很有前景，但是后来要求全部种上核桃，结果现在云南的核桃种植过多，以前一亩地可以收入2000块钱，现在一亩地最多赚200块钱。这并不是因为种植太多，而是深加工不够。像核桃，核桃仁剥出来可以做一些早餐、糕点，但是深加工不够，所以导致价格下跌。
我觉得政府需要考虑多样性，不能只依靠短期的政绩考核方式来完成任务。再好的物种，再好的市场，突击式的推广，几年就垮掉了。比如现在咖啡价格涨那么高，城市消费在不断提升，对于咖啡的消费在不断提升。因为咖啡的口味和烘焙等等的要求很高，后面的深加工的这一块政府往往不会考虑。而且，市场的培育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另外，在大规模推广某种作物时，要多听一听农民的声音和一些地方性知识。经常说“高手在民间”，“走出办公室都是办法”。现在单一种植产生的生态问题，其实大多是没有采用传统的混合种植的做法。
第三，我们需要企业有更多的社会责任。现在中国的企业也慢慢成熟了，像阿里也搞蚂蚁森林对吧？国外的一些大企业，比如石油公司，都有专门投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金会。如何引导咱们的企业承担保护生态的社会责任，可以做一些工作，国际上都有很多成熟的做法。
我想，从政府、地方和企业三个方面合力，应该可以达到一种好的平衡，当然这个平衡是动态的过程，可能过一段时间又要调整。
澎湃新闻：你们团队2023年在微信公众号上列过“2023全球生态人类学的十大科学问题展望”，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当今生态人类学界讨论的传统生态知识，在多大程度上有效保护了生态环境？”这个问题你自己的答案是什么？
何俊：我们没有完全的答案，因为这是一个科学研究问题，需要大家一起来探索。我们曾经讨论过地方性知识和生态保护。比如，对于神山圣湖，我们无需过多干预，因为它本身就应该保持自然状态。然而，对于刀耕火种的方式，虽然它可以保护生态，不对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但我们也发现刀耕火种确实会造成一定的水土流失，有的地方可能过于浪漫化了这种方式。但如果我们再对比一下，那些做了很多年的刀耕火种的地方，并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水土流失。这说明他们的做法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他们也在不断变化，比如过去刀耕火种轮休十年，现在轮休五年，水土流失自然会增大。他们的做法也在改变，从全部烧掉变为只烧一小片，他们也种植其他的作物，甚至建立了防止水土流失的木质挡墙。
现在的科学知识需要地方化，因为科学知识很多是在实验室里产生的，比如实验室里可以产5000斤，但到了地里可能就产不了5000斤，我怎么办？我需要用我自己的办法。还需要将地方性知识科学化。有很多地方性知识是有效的，有意义的，但并不是完全有效的，需要将它进一步科学化，才能获得更好的适用范围。
现在全世界也有很多人都在研究地方性知识的有效性，我们不能过于浪漫地看待这个问题，说地方性的草药一定好、一定有用，我们需要看草药治什么病。
澎湃新闻：地球进入人类世的说法令越来越多的人信服，人类的活动，特别是科技的进步，对地球生态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作为生态人类学家，你眼中的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何俊：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可能在60年代、80年代提这个问题给我，我肯定会说人类可以征服地球，人类可以上天，可以下地，人定胜天。但是现在发现其实人类很渺小，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人们还要重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不然的话就会受到很多的影响，包括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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