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清世宗雍正帝继位后，继续学习其父祖时期的儒治理念，不断学习汉地的文化，并以文治国。
然而，他的国家意识却并未掩盖他的民族意识，他时刻提醒八旗子弟勿忘国语，勤练骑射。
因此纵观雍正一朝，他一边践行“崇儒重道”基本国策，一边维护祖宗旧制，实行“国语骑射”政策。
那么，尊崇儒道的雍正皇帝，为何会选择施行所谓的“国语骑射”呢？
“崇儒重道”
顺治十年（1653年）四月，世祖皇帝谕礼部：“国家崇儒重道，各地方设立学宫，令士子读书，各治一经”。
顺治帝将“崇儒重道”发布于谕旨中，标志清朝正式将其作为统治国家的基本文化国策。此后，包括雍正帝在内的清朝君王大力践行以“崇儒重道”为旨的基本文化国策。
雍正帝十分认同“至圣先师”孔子和他的学说，他认为孔子将古代君王治世之道载于经籍并确立天地秩序、人物伦理。
雍正帝在位十三年，曾三次大规模修建孔庙，雍正二年（1724年）夏，孔庙失火，世宗闻后特发帑金，命工部择良匠前往修缮。
孔庙修成后，世宗亲诣国子监拜谒，雍正七年（1729年），世宗再一次颁发帑金，兴修阙里孔庙，雍正帝多次修理孔庙，其尊礼先师之意世人皆知。
此外，经筵讲学是清代践行儒道的重要举措之一，康熙年间停止日讲，雍正帝继位后，延续前朝，只御经筵。
雍正三年（1725年）八月，世宗首次于文华殿御经筵，直讲官孙柱、张廷玉进讲儒家经典《中庸》中的“博厚所以载物也”一节，接着经筵讲官赖都和励廷仪进讲《易经》中的“象曰大哉乾元”一节。
进讲完毕后，大学士徐元梦称赞道：“圣学高深，……臣等今得与闻，诚不胜欣幸之至”。次年二月，世宗举行了第二次经筵。
世宗在位的十三年间共御经筵13次，平均每年举行一次，可以说，他是清代努力践行儒道的皇帝之一了。
除此之外，世宗强调“忠孝”精神，他继承大统后极力以自己的方式将之贯彻天下，其中重要作为是推崇《孝经》，刊刻《圣谕广训》。
雍正元年（1723年），世宗令科考会试中的两场论题仍以《孝经》命题。如此《孝经》会在民间被大力推广，天下士子皆诵习，“移孝作忠之道，胥由乎此”。
此外，在雍正五年（1727年），他命儒臣刊刻比圣祖时期的《孝经衍义》更简明易懂的《孝经》一书并亲自为之作序。
雍正二年（1724年），世宗在圣祖御制《上谕十六条》的基础之上，“推衍其文”而得《圣谕广训》，并将之宣喻天下。
不论是八旗驻防兵丁，还是地方州县百姓，均在每月朔望时候齐聚于各自的讲约公所，听品行端正之人解读《圣谕广训》及相关条文。
“国语骑射”
满洲初起时，使用的官方文字依然是蒙古文，直到清太祖努尔哈赤继位，他开始命人创制满文。
清代的“国语”从创制到最终完善，经历太祖、太宗两朝。
骑射一直是世居东北地区的满洲先民引以为荣的技艺，世人称满洲士兵“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作战时“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所向披靡，威名震慑天下。
最迟至太宗时，清代“国语骑射”政策已正式确立，世宗继位后，重开满洲翻译科考试并将“国语骑射”这一政策深入贯彻于八旗教育中。
满洲翻译科考试始于顺治八年（1651年），中间时停时续，至雍正元年（1723年）始下命令：“满洲、蒙古能翻译者，三年之内，考取秀才二次，举人一次，进士一次”。
满洲翻译科考试重新开始。翻译科考试的形式同科举考试一样，分童试、乡试、会试与殿试，考试内容却与科考不同。
其中，参加童试的童生要先考马步箭，再前往贡院参加笔试，于“《四书直解》内，限三百字为题，翻满文一篇”。童试中成绩优秀者将与其他“能翻译者”一起参加翻译乡试。
雍正元年定乡试除马步箭测试外，另有三场考试，头场翻译三篇二百字 以内的汉文文章，其文章出自《四书解义》《孝经衍义》等书；第二场“主考官或论判，或表策，自作二篇为题”。
第三场于考生入场后，从通本中现取一道为题。次年，考试场次更改，只作一场，“考试一日一夜，量其所能，奏章一道……其优劣便已可见”。
翻译科考试的最高级别是殿试，殿试的题目由世宗亲自命题，由此也可以看出世宗对满洲翻译科考试的重视。
雍正时期的八旗官学有归宗人府管理的宗学、觉罗学，归内务府管理的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等。
这些学校的日常课程主要为清语清书与骑射，清政府不仅委派老成稳重、善书善射的教习负责八旗子弟的语言、骑射学习，还派专官负责日常事务管理。
雍正二年（1724年），世宗重开宗学，令十八岁以下的王爷、王公等俱入学学习清书、汉书与骑射。
觉罗学开设于雍正七年（1729年），觉罗子弟中八岁以上十八岁以下者均可入学学习，为方便学习骑射，觉罗学内还修了箭道，供觉罗子弟在“诵读之暇，兼以习射”。
景山官学始设于康熙年间，世宗继位后，增加了景山官学的学生人数，命他们仍习汉书、清书与骑射。
咸安宫官学设于雍正六年（1728年），世宗令“包衣佐领、内管领之子弟并景山官学生内，拣选颖秀者……入学肄业”。
咸安宫官学内学生皆为俊秀，素 质略高于景山官学，故有学者认为咸安宫官学是较景山官学之“初级教育”之上的“进修教育”。
雍正帝历来重视骑射传统，他视“武略”为“满洲本习”，多次下旨要求八旗官兵学习武艺骑射，“毋弃满洲本习”。
世宗认为武职官员靠骑射获取功名，当他们受取官职时，理应以“弓马之优劣为授官之先后”。
“毋弃满洲本习”
早在雍正元年，世宗便谕八旗大臣：“八旗满洲，为我朝根本，根本不可不固。近见八旗兵丁技勇产业，大减于前……不习骑射，不谙生计”。
因此，世宗刚继位便下决心整顿八旗，维护“根本”，他命所有八旗官兵在三年之内学习清书清语，训练弓马骑射，涤除奢靡陋习。
有顽劣不学者，给予相应惩罚，如果三年后仍有不知悔改之人，世宗下令必定重惩。
雍正四年（1726）九月，世宗担心外任的八旗文官荒于骑射，便谕令：“凡旗人外任文官，六十岁以下者，限二年之内，仍须熟练骑射。”
如果两年后这些官员仍然无法掌握骑射技巧，“该督抚即行参劾，若督抚徇隐，经朕察知，将督抚一并治罪”。世宗对八旗武职官兵的要求更为精进和严格。
雍正八年（1730），世宗发现八旗侍卫疏于操练武艺且在值班时并没有随身佩带腰刀，为了整饬这种不良现象，防止八旗兵丁技力衰退，便命令五十五岁以下的八旗武职人员及各省驻防武职人员在半年之内“奋力学习一切技勇”。
有怠惰不学者，一经世宗发现，必将严加惩治。翌年，世宗下令于骁骑营、八旗前锋护军营内挑选出官兵另立两营，拨专门教习教其语言、骑射，培养精英。
他还允许骁骑营中“年少而行走怠惰”的官员同兵丁一 起学习，务必使“人人皆成精锐”。
结语
“ 国语”“骑射”是“满洲本习”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到世宗时期，部分八旗兵丁已不识清文，骑射能力亦逐渐衰退。
虽然雍正帝通过兴办八旗官学等方式竭力贯彻“国语骑射”政策，它的衰落已成不可避免之势。
与此同时，清代统治者为了求得汉族士大夫对其政权的文化认同，刚入关就将“崇儒重道”定为基本文化国策，然而在民族意识的支配下，他们也必然不会忘记“满洲本习”。
不可否认的是，“ 国语”“骑射”作为技艺不免有衰落的迹象，然而在清朝入关后的两个多世纪中，随着时间推移“满洲本习”从东北一隅走向全中国，趋于普遍化、日常化，更有利于满汉文化的交融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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