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欠着蓝袖筒师傅和扬州的1984年一个道歉。
这年头，蓝色袖筒不怎么见到了。
1983年，我去扬州上大学。我见到的扬州老师傅胳膊上几乎都套有一对蓝色袖筒。修自行车的老师傅是这样，开洒水车的老师傅是这样，邮电局柜台后面负责盖邮戳的老师傅也是这样。
在我们老家，农民们是没有蓝色袖筒的，他们要么挽起袖子干活的，要么就干脆光着膀子干活。
后来，见多了蓝色袖筒的老师傅，就觉得蓝色袖筒应该是扬州老师傅干活时候的标配。套上袖筒的目的肯定是为了干活时保护袖口的干净和卫生，而蓝色比起其他颜色不那么显脏。
那么多的蓝色袖筒师傅就这样和上世纪80年代的扬州融化在记忆里了，但有一个蓝色袖筒的扬州老师傅已经是记忆中的一棵树了。
一棵无名树，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那是1984年的夏天，刚刚爱上文学的我突然特别想读一本书。这是在高一级的学兄们中口口相传的一本长篇小说。
这本没有见过面的长篇小说叫《人啊，人！》，每次听学兄们悄悄说起来，就觉得特别渴望。
再后来，我渐渐知道了，这本长篇小说是一个叫作戴厚英的女作家写的，她写的是诗人闻捷，还是她看守过的爱人。而诗人闻捷，就是写《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的那个诗人。
越是知道得多，我就越是渴望这本《人啊，人！》了。要知道，我们学院的大喇叭里，总是播放着关牧村唱的这支葡萄遍地的歌。
我决定去我们学院图书馆碰碰运气，刚刚鼓着勇气说出书名，就被警惕性很高的女图书管理员看穿了。问我：“你借这本书想干什么？”
是啊，我借这本书想干什么？
我总不能说把学兄们的话说出来吧。
可能我的慌乱加重了她的疑心，女管理员又继续厉声追问：“你是哪个系的？”
我一下子愣住了：应该如实回答吗？我的内心风起云涌。也仅仅一会儿，我安静了下来，给了她一个答案。
我说是某某中学的。
中学的名字是学院附近的，我长跑的时候经过这所学校。当然，我的回答其实是我的谎言。那所中学并没有我这样一个学生。
女管理员竟然相信了我。
女图书管理员的怀疑的确是很容易打消的。我们学院的门卫，常常在门口拦住我，怀疑我，亮出校徽也不行。他们觉得我不是这个学院的大学生，是戴着校徽的假学生，往往直到我掏出学生证，他们才会放我进去。
那时的我，17岁，体重不足45公斤，看上去，真的像发育不良的中学生。
退出图书馆，我擦去胸前吓出来的汗水，但我的心还是放不下那本《人啊，人！》。
我决定出去碰碰运气。
谁能想得到呢？
汶河路北路西侧的四望亭里竟然就有我渴望已久的《人啊，人！》。
1984年汶河北路两边有许多榆树，也有许多古老的巷子，发生过“南柯一梦”的驼岭巷就是其中一条。驼岭巷上那棵唐槐还在，当然只剩下一张树皮了。出了驼岭巷，再向南，就是当年做过军事设施的四望亭。
“四望亭，三层阁，让在亭上探马脚，马脚到，吹角号，打得清军往回跑。扬州城有红头军，吓得清兵不敢到。”
这是四望亭的有关太平军与清军打仗的扬州民谣。
1984年的四望亭听不到号角了，但有奇特的书香——是一个街道阅览室。管理图书的，就是套着蓝色布袖筒的老师傅。
也许是没有多少读者，也许见我的眼里有渴望，老师傅对我特别热情，他没有问我是中学生还是大学生，告诉我说，可以办借书证的，学生证加两块钱押金就可办一份阅览证的。
办证后，我如愿以偿地拿到了由老书绳串起来并且用老牛皮纸做保护封的《人啊，人！》。蓝色袖筒的老师傅肯定不知道这本书的敏感性，他还热情表扬我的读书表现。
当时我已暗暗决定，不还这本书了。
过了三天，我又去四望亭，向阅览室的蓝色袖筒的老师傅作口头检讨，说书丢了。
我说得很可怜。
蓝色袖筒的老师傅看了看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装得很像），叹了一口气，说，两块钱押金不能还了哇。
虽然少了两块钱，但我还是特别开心（这书本来定价是一块三）。
但谁能想得到呢，虚荣心让我开始在宿舍里炫耀这本书。不出两天，这本《人啊，人！》就在一个清晨不见了。
谁都说没有看见。
谁都有嫌疑，但我没有证据。
丢书之事让我伤心了好多天。这本我用小计谋和两块钱得来的书就这样离开我了。我一直记得里面的主人公，女主人公叫孙悦，男主人公叫何荆夫。因为太喜欢了，我三姐的孩子生下来，让我取名字，我姐夫姓侯，我就直接用了男主人公的名字。
后来，我还是拥有了新版的《人啊，人！》。每次去扬州，我会去汶河北路走，汶河北路上的榆树早没有了，四望亭路向西，不再是居民区，而成了一条四望亭路，直接通到老扬州师范学院的南门了。
老四望亭还在的，已站在了路中央。
门是关着的，扒着门缝看，里面空荡荡的。1984年的那个街道图书室不见了。那根老书绳串起来老牛皮纸作保护封的《人啊，人》永远被我借走了。
还有那个蓝布袖筒的扬州老师傅，就这样不再见了。
我永远欠着他和扬州的1984年一个道歉。（庞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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